鄂爾多斯草原多風，大風起兮，在無遮無攔的原野上，猶如脫韁的野馬，肆無忌憚地橫掃一切。雖已入夏，有風的天氣還是讓人感到些許涼意。呼嘯的晨風中，班澤爾打開祭壇上的銅廟，取出酥油燈，置於廟前的供几上，再將香爐燃起，隨著蒼涼的螺號聲，他盤腿坐在香爐前的氈墊上，誦經一般念起頌詞，另一位祭師則轉著祭壇，將茶水灑向天空……一天的工作就這樣開始了。

風很大，隔著燈罩，酥油燈的火苗不安地躍動著。見此情狀，祭拜完畢，班澤爾趕緊將燈送回廟內。「讓聖主靈前的神燈永遠長明是我們守陵人的責任，它已經整整燃燒780年了。」班澤爾一邊整理銅廟內的神物，一邊回答我的問話。銅廟不大，僅容兩人，我被擋在了門外，除了祭師，任何人都沒有資格走進銅廟。

銅廟背後，矗立著五桿軍旗，中間一桿高丈餘，配有一枚烏金的矛形旗頂，綴以三尺長的黑馬鬃纓。這個矛形旗頂蒙語呼作「蘇勒德」（徽標），曾陪伴成吉思汗南征北戰，每一次出征前，大汗都要為蘇勒德舉行祭祀儀式，作戰時將擦拭一新的蘇勒德插在戰車前。作為重要遺物，蘇勒德與成吉思汗的其他聖物一同供奉在成吉思汗陵園內（下稱「成陵」），守護、祭祀蘇勒德就是班澤爾的職責。

天氣預報說這一天風力6級，陣風至少8級，而當天距此不遠的阿拉善盟，則刮起了強級沙塵暴，電視畫面上，塑膠袋、紙片在天空翻飛，肆虐的風沙攪得天昏地暗，令人觸目驚心。

阿拉善盟與鄂爾多斯市同屬內蒙古高原，是半荒漠草原向荒漠草原的過渡帶，阿拉善盟30%為沙漠所覆蓋，是北京風沙的源頭，鄂爾多斯的沙化面積也高達近50%。糟糕的環境束縛了這對兄弟的腿腳，以至於在全內蒙古的GDP排名中，這兩個地區曾長期徘徊於倒數的地位。

不過，幾個世紀前，這片廣袤的土地卻是另一番景象：「河套夾岸，沃野千里」，「陰山之下，草木茂盛，多禽獸」。那時候，這裡水草豐美，叢林密佈，動物在草地上撒歡，百鳥於林間鳴唱。成吉思汗出征西夏，行軍至此，見綠草萋萋，花鹿出沒，心曠神怡，不禁詩興大發：「花角金鹿棲息之所，戴勝鳥兒育雛之鄉，衰落王朝振興之地，白髮老翁享樂之邦。」得意之中，馬鞭從手中滑落，他拾起馬鞭，順手插在地上，對左右隨從說：「我死後就葬在這裡吧。」

隨口講的話，不料卻成讖語。第二年，成吉思汗病沒於西夏朵兒蔑該城。當運送靈柩的大車緩緩地經過鄂爾多斯時，車輪突陷，任憑多少匹駿馬都無法拉動。這時，人們記起他說過的話，於是將他就地安葬了。

這個故事在鄂爾多斯草原廣為流傳，就連目不識丁的老嫗也能講得繪聲繪色，「一代天驕長眠地」——類似的橫幅標語出現在車站、街頭、旅遊景點等任何地方。但也有人說這裡埋葬的並非成吉思汗真身，只是其「氈包、身穿的衫子和一隻襪子」，真身葬在鄂嫩、克魯倫、土拉三水發源地的肯特山，在那裡，成吉思汗度過了他的童年時光。

有關成吉思汗的葬地，學術界歷來紛爭不止，然而無論哪種說法，都不難讓人想像鄂爾多斯草原昔日的風韻，也都體現了成吉思汗本人最後的遺願：死後不發喪，「勿令敵知」。當時西夏尚未征服，秘不發喪是出於戰略之需。人們剖開一棵大樹，中間掏空，放入成吉思汗的遺體，外匝三道金箍，深埋地下，不起墳垅，不豎墓碑，而是以千萬匹馬將埋葬的地方踏成平地，令千餘騎兵日夜巡視，待來年春草既生，「彌望平衍，人莫知也」，方移帳散去。後來，蒙古人以同樣的方式安葬了蒙古汗國至元朝的歷代汗王和皇帝，這也是元朝帝王陵寢迄今無一可考的原由。

其實，考證成吉思汗的葬地不過是探秘心理的驅使，蒙古人對此的態度明朗而又瀟灑。他們信奉薩滿教，相信世上萬物都有神靈，人死後，身體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魂靈永存人間。大汗彌留之際，守護在身旁的部將遵照傳統習俗，從白駱駝額頭上取下一綹絨毛放在他的嘴上，吸收了他最後一口氣，留下他的靈魂。這綹絨毛連同成吉思汗畫像和部分遺物一起，被安放在白色宮帳內進行供奉，從此，這座白色宮帳成為象徵成吉思汗的「奉祀之神」和「全體蒙古的總神祇」。

以後，隨著成吉思汗四位夫人相繼過世，供奉的神物逐漸增多，白色宮帳也隨之增加。元朝時，忽必烈在元大都建太廟祭祀成吉思汗等先祖，將太廟定為八室，同時在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閃電河北岸）也建立了八座祭祀成吉思汗的宮帳，史稱「八白宮」，也叫「八白室」。八座宮帳將成吉思汗及夫人的遺物分別安置，各自獨立供奉，成吉思汗陵寢開始初具規模。

一代天驕隕落了，締造蒙古神話的偉人遠去了，留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還有他的理想和靈魂。八座白色的氈帳不僅是蒙古人告慰英靈、寄托哀思的所在，也是承載所有蒙古人精神的所在，守護它就是守護一個民族的旗幟和希望。從成吉思汗歸天之日起，一支精銳之師便從戰功卓著、最最忠誠於大汗的部將及其後代中選拔出來，擔負起守護和祭奠「奉祀之神」的崇高使命，這支特殊部隊就是後來被稱為「達爾扈特」的成吉思汗的守陵人。

班澤爾有著一張古銅色的面孔，一看即知是長期風吹日曬的結果。進入成陵之前，他既放牧也種地，成為祭師並不是他自己的選擇，而是天降大任，是家族的榮耀和責無旁貸的義務。

成吉思汗死後，他的幼子拖雷從盡心盡力支持建立大蒙古國的名將部落中精選出一千餘人，交由父汗的愛將、「四傑」之首的博斡兒出統領，命其守衛、祭祀成吉思汗的靈帳。這支部隊享有「不服兵役，不納賦稅」的特權，並且世襲罔替，代代相傳。

由於連年征戰，從窩闊台到忽必烈，成吉思汗祭奠一直是簡樸的傳統祭祀形式。元朝一統天下，忽必烈欽定「太廟八室四季祭祀制度」，將四時大典納入國事活動。他規範了祭文、祭詞，明確了守護、祭祀職責，並封官許願，正式以太師、太保、宰相、洪晉等大臣的職位命名管理、負責祭祀的人員，這些職位統稱為「亞門特」，是守陵人中的貴族。亞門特有八個，實行世襲制，以家族的形式傳承，他們分工不同，有主持祭祀的，有籌備祭祀的，有演奏音樂的，還有唱誦的……各司其職，八大亞門特中最重要的太師一職，封給了博斡兒出的兒子。就是從那時起，這部分專司成吉思汗守陵與祭祀的人有了一個專有名稱—達爾扈特，翻譯成漢語就是「擔負神聖使命者」。

「達爾扈特的出現讓守陵變得職業化了。」說起達爾扈特的歷史，曾任成陵管理局局長的旺楚格這樣詮釋道，這位自稱「半個達爾扈特人」的前任主管在任職期間，將達爾扈特的原始資料做了條分屢析的梳理，使成吉思汗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此之前儘管有守陵部隊，但也可以說所有的鄂爾多斯人都是八白宮的守護者。」

旺楚格說，鄂爾多斯並不是蒙古歷史上的諸多氏族部落之一，而是像達爾扈特一樣，與成吉思汗淵源甚深。

蒙語中的「鄂爾多」是「宮帳、宮殿」之意，鄂爾多斯就是「許多宮帳」。成吉思汗時代沒有固定的都城，只以四大鄂爾多的分佈處為指揮中心，每個鄂爾多由上千座營帳組成，共萬餘精兵把守。「你們要不分晝夜保衛我的帳房，不合眼睛地護衛我的身體。」平時，這些精兵強將不離大汗左右，戰時衝鋒陷陣在最前面。當肩負神聖使命的達爾扈特從他們中間產生之後，他們依然不離不棄，隨八白宮移動，環繞八白宮駐牧，漸漸形成了鄂爾多斯部。明朝時，鄂爾多斯人帶著「奉祀之神」陸續進入八白宮的始建地河套地區，就此居住下來，鄂爾多斯—這個充滿詩意、聽起來眼前立刻浮現出華麗的服飾、曼妙的舞蹈、悠揚的祝酒歌的名字，也隨之落戶於此。

守陵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是在清朝，蒙古各部歸順之後。為使因長期戰亂而支離破碎的祭祀重新步入正軌，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個盟的蒙古王公貴族聯名倡議重組達爾扈特500戶，集中居住在八白宮周圍，形成明確的禁地，方圓六十里以內不准砍伐樹木，不准破壞草場，500戶人家專門從事祭祀、守護事務。這一請求得到清政府的鼎力支持，今天生活在鄂爾多斯草原上的達爾扈特即是這500戶人家的血脈，300年來，500戶已擴展到1700戶，人口近6000人。

清政府繼續免除達爾扈特人的兵役和賦稅，同時規定每戶達爾扈特每年籌措一兩銀子，用於祭祀，需要更多費用時，以募化形式解決。從1696年到1949年，253年，達爾扈特人的500兩銀子從沒有少交過，實在不夠用，他們就出門遠行，四處募化。募化客觀上補充了祭祀資金的缺口，在交通不便的時代，也讓遠方的蒙古族同胞知道在鄂爾多斯依然供奉著他們的聖主。1915年的一天，一位叫張相文的學者來到鄂爾多斯，偶然在蒙古王爺家中見到了募化的情景：募化者隨身攜帶成吉思汗畫像，手持一柄小型劍和一件祭器，口念《伊金頌》和《蘇勒德頌》，讓主人向聖主畫像叩頭供奉。這次邂逅，讓隱秘的成陵露出真容，外界的人們第一次獲悉傳聞中的成陵原來真實存在。

重組500戶後，守陵的各項規章更加嚴格了，比如值勤人員需持「日崗」、「夜崗」字樣的牌子，不換牌以沒有上崗論處。守夜為站立崗，每刻鐘要打鈸一次，絲毫不得怠慢，稍有馬虎，就要挨鞭子或罰沒一頭大畜。據說，上世紀30年代末曾有一位記者採訪達爾扈特，令他驚訝的是，近20年間因為誤鈸而挨過鞭子的只有一人。

新制度也讓八白宮的神物最終確定下來，而蘇勒德因其特殊地位，被單獨建壇供奉，於是，達爾扈特有了左、右之分。右翼達爾扈特也叫聖主達爾扈特，負責八白宮祭祀；左翼達爾扈特也叫蘇勒德達爾扈特，負責蘇勒德祭祀。右翼達爾扈特多以博斡兒出的後裔為主，左翼達爾扈特則主要出自木華黎之後。木華黎與博斡兒出同為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相應地，左翼達爾扈特也設有八大亞門特，只是稱呼不同而已。班澤爾的身份為宰相，相當於蘇勒德祭祀的大總管，到他這輩，已經是家族第38代傳人了。

班澤爾的父親、今年93歲的嘎爾迪是健在的年歲最長的亞門特。在巴音昌霍格草原深處，我們見到了這位受人尊敬的長者。

這是一所半新的普通紅磚瓦房，你可以說它是一室一廳，外帶一間廚房。屋內陳設簡單，卻透著一種殷實，最為醒目的是客廳南牆上的毛主席和成吉思汗畫像，兩位偉人一上一下，目光深邃地注視著前方。草原上但凡有人家，就必有成吉思汗畫像。

自從形成伊金霍洛禁地之後，達爾扈特人基本上不再遊牧，泥土房代替了蒙古包，經濟條件改善之後，大部分牧民又都蓋起了磚房。近幾年，鄂爾多斯草原實行牲畜圍欄圈養，以遏制生態環境的日趨惡化。老人家裡養有百餘隻羊，除此而外，還種有一片松樹苗。

老「宰相」身體硬朗，思維敏捷。還在稚氣未脫的時候，他就懵懵懂懂地知道自己將來會去守陵。父親給他講祭祀的知識，教他背誦祭文，兩三萬字的祭文，全靠心領神會，死記硬背。那些功課常常在清晨或夜闌人靜時進行，因為達爾扈特人視祭祀為「天機絕密」，不可外洩，即使同為亞門特，彼此之間也互不交流。

「成為祭師之前，必須經過三個階段的學習：獻哈達、獻神燈和獻全羊，每個程序都有規矩，比如說全羊的擺放，得根據羊的身體結構，擺出整隻羊的形狀來，學會這些才能上崗。」老人13歲進入陵宮，一呆就是六七十年。眼下退休在家，但每天家中的祭拜沒有放棄，遇有大的祭祀活動，他還會親自前往，參與指導。

算上班澤爾，老人膝下共有8個子女，班澤爾雖排行老大，但繼承亞門特的人並不一定非他莫屬，能否勝任還要看能力和品行。以前，繼承者必須得到濟農（專管祭祀的地方官員）的認可，如今則需經過成陵管理局的審核。沒有繼位的兄弟，自然也就不屬於達爾扈特的核心成員，像普通人一樣，從事著各種職業：放牧、務農、當工人、做教師……斑澤爾的兩個弟弟，一個在鎮政府工作，一個做交警。

「一旦需要，無論什麼時候，任何一個達爾扈特人都會召之即來。」斑澤爾說，「先人們祖祖輩輩都這麼忠誠，一代代傳下來，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斷送。」同樣的話，我們在鄂爾多斯聽到過不止一次。

永遠的長明燈，永遠的戴孝人，永遠的守護者—這是外人對達爾扈特的印象，也是達爾扈特人給自己的定位，如果為他們畫一幅肖像，忠、義、勇、情就是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徵。

達爾扈特人因忠勇而聚在一起，也許他們並不曾意識到，在他們例行公事般地忠於職守、踐約諾言的同時，也將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傳承下來。

「由於鄂爾多斯部及其達爾扈特人出自蒙古精英階層，加上所受使命是蒙古帝王、黃金家族的重托，因而從其傳承的文化層面而言，具有蒙古族最高貴的文化屬性，既是蒙古帝王的宮廷文化，也是蒙古民族最高的祭祀文化，代表了古代蒙古文化的精髓。」內蒙古大學教授馬冀認為，達爾扈特人是「研究蒙元文化的活化石」，他們對於成吉思汗文化的貢獻「不可估量」。

「成吉思汗文化」是最近幾年提出的一個概念，不僅僅是對成吉思汗本人的評價和研究，它涵蓋了一切圍繞成吉思汗所產生的文化現象。在這個文化概念裡，達爾扈特的作用突出地體現於祭祀方面。

祭祀常年不斷，有日祭、月祭、年祭和四時大祭，各種形式的祭祀中，尤以農曆三月二十一日的春祭最為隆重。今年的春祭日恰好搭上「五一」黃金周的末班車。

原以為那會是一個人頭攢動、萬眾跪拜，如穆斯林麥加朝聖一般的壯觀場面，結果卻與想像中的大不一樣。從清晨到日暮，雖人潮湧動，但氣氛歡快而祥和，相形之下，整個祭祀更像蒙古民族的一次群眾性大集會。這一天，蒙古人身著節日盛裝，從四面八方雲集到成陵，巴音昌霍格草灘帳篷林立，人歡馬叫，賽馬、摔跤、射箭……一派歡騰；這一天，在成陵只能聽到一種語言：蒙語。

當日的活動因時辰而不同。上午是以家庭、團體為單位的小祭。供奉成吉思汗與夫人的白色靈包前，人們隔著几案敬獻哈達、酥油及茶酒，祭師手托長明燈為其祝福，然後眾人共飲一碗白酒，整個過程不足十分鐘。一撥人退下，又一撥人上去，絡繹不絕的人群中，有許多戴著紅領巾的少年，他們顯然是學校組織來的。

下午是金殿大祭和鮮奶祭。鮮奶祭為一天中的高潮，在位於陵園東側的阿拉騰甘德爾敖包舉行，這裡拴著幾匹白色母馬，母馬的乳汁即被用來祭灑蒼天。

據史料載，成吉思汗50歲那年碰上罕見荒年，借助占卜得知春三月是其主凶，於是擇定三月二十一日這天以99匹白母馬的乳汁，向無上蒼天獻祭，祈求保佑。這個儀式被保留下來，忽必烈欽定四時大典，更將三月二十一日定為春祭日，古老的祭天習俗遂成慶典。

敖包旁，一匹白馬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它毛色光滑，全身雪白，神情俊逸而瀟灑，既不披金，也不掛銀，由人牽著，氣宇軒昂地站在那裡。開始，我以為它不過是一匹良駒，像在許多公園或景點司空見慣的動物一樣，供人觀賞和娛樂。待看到人們一個個匍匐在它的腳下，虔誠之至地向它頂禮膜拜時，我收斂了笑容：究竟是怎樣一匹馬，何以受到如此禮遇？

「那是成吉思汗的神馬。」一位年輕的達爾扈特告訴我。

「這一匹是神馬的後代嗎？」我有些訝異。

「不，神馬是選出來的。」年輕人說神馬挑選的條件非常苛刻，必須眼睛烏亮，蹄子漆黑，全身毛銀白色，沒有一綹雜毛，像轉世靈童一樣轉世而來。

他的話愈發激起了我們的興致，進一步追問，他莞而一笑，說：「我們有規矩，許多事是不能隨便講的。」

在成陵，如果你隨便問一個人什麼問題，多半會遇到這樣的尷尬，並非他們有意拒絕，或者怕犯禁忌，實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講過頭，歪曲了真相，難免引起誤解。說到底，還是「神聖的使命感」使然。如此一來，倒給成陵平添了幾許神秘之色，外人看達爾扈特，總覺得像霧裡看花，迷迷濛濛。

神馬叫溜圓白駿，受成吉思汗禪封後，作為蒼天神馬的化身加以奉祀。平日裡，神馬有專人放養，規定不准印記號，不准剪鬃，不准騎乘，一年四季在草原上自由奔跑，只有在春祭大典這天，才被牽來，供人朝拜。溜圓白駿祭祀也是春祭中的一項重要議程。

遇事求天，一切歸於天意，只要是天的旨意，號令便有了憑借，便不可抗拒。遊牧民族無論出身貴賤，都要秉承天的意志來行事。對天的敬畏，讓成吉思汗的政策實施猶如順水推舟。傳為天賜之物的蘇勒德祭奠，一樣帶著明顯的原始宗教氣息，一樣神聖而莊重。

相傳，成吉思汗有一次吃了敗仗，無奈之下向蒼天祈禱：「長生天啊，救救我吧！」突然一聲巨響，神矛從天而降。打那以後，成吉思汗所向披靡，戰無不勝。蘇勒德祭奠表達的正是蒙古人借助天神之力，壓倒一切的氣概。

蘇勒德大祭每年舉行一次，逢龍年，祭祀活動更為盛大，因為蒙古人認為龍是十二生肖中唯一的天上動物，龍年是天年。龍年大祭歷時兩月，期間祭壇上的另外四柄陪蘇勒德分為四路，奔赴鄂爾多斯各地進行巡祭，巡祭時「由一百名達爾扈特隨行，用一千匹馬護送，九九八十一隻全羊供奉」，那陣勢真可以用浩浩蕩蕩、動人心魄來形容。

對於蒙古人來說，成吉思汗祭祀不是宗教而勝似宗教，人們在祭奠中尋找寄托，祈求平安。「即使窮得只剩三隻羊，也要拿出兩隻來祭祀。」這即是達爾扈特人對成吉思汗祭祀的態度，通過他們，50多部、達5000餘行的祭文、頌詞流傳至今；通過他們，蒙古民族古老的風俗、禮法、信仰、觀念、語言、藝術源遠流長，滲透到鄂爾多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沒有達爾扈特，成吉思汗陵寢也許只是幾頂白色氈帳，一座冰冷的建築；有了達爾扈特，成吉思汗陵寢因而血肉豐滿，有聲有色。

「原始性、完整性」，馬冀教授稱這一文化現象「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獨樹一幟的」，而世代專職守陵的達爾扈特，「世上僅見，堪為一絕」。

歲月流淌，在將近800年的血雨腥風中，達爾扈特歷盡磨難，幾度興衰。國運興，則八白宮興；國運衰，則八白宮衰。但無論寵辱，都消磨不掉達爾扈特人的信仰和意志，有達爾扈特就有八白宮。為了保衛八白宮，他們不惜犧牲性命。

清末民初，軍閥割據，一片混戰，土匪乘機興風作浪。在嘎爾迪老人的記憶中，伊金霍洛曾三次遭搶，搶走金銀財寶無數。「那時候，一頂鄂爾多斯貴婦的頭飾，價值二三十萬元呢。」 達爾扈特人被迫拿起武器，成立自己的保安隊。

在土匪眼裡，八白宮意味著財富，而對於統治者來說，誰掌握了八白宮，誰就掌握了蒙古族的勢力。2005年，一部名為《我的鄂爾多斯》的電視劇，再現了一段蕩氣迴腸的風雲歷史。

1938年，日本侵略軍悍然西進，陳兵黃河北岸，歸綏、包頭先後失陷，戰火燃燒到鄂爾多斯。「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抱著這樣的野心，一個化名烏吉達的日本人秘密潛入草原，他此行的目的，是想操縱偽蒙疆政權，策劃將八白宮東移歸綏，並企圖攻佔伊金霍洛，劫走成陵，以為號令。危機時刻，時任伊克昭盟盟長兼濟農的沙克都爾扎布王爺向國民政府提出將成陵西遷至青海的建議，並強調：「一旦戰爭結束，時局奠定之後，仍請遷回！」國民政府有關方面立即給予回應，並當下商定了移靈的具體辦法，但考慮青海路途遙遠，以為甘肅省興隆山較為適宜。

1939年6月10日，三響禮炮過後，成吉思汗靈柩被恭敬請入套騾子的轎車，緩緩起靈。聽到消息的達爾扈特人和附近的蒙古民眾，自發聚集到伊金霍洛，難分難捨，悲慼慟哭，舉佛燈獻哈達為成吉思汗靈柩送行，從伊金霍洛到沙王府的40里路上，不斷有人迎住靈車跪拜叩頭，有的老人甚至躺在路中，要靈車從身體上壓過去。一位記者在見聞中感慨道：成吉思汗靈柩在蒙民的淚海中，離開伊金霍洛聖地。

嘎爾迪老人見證了那次西遷：「我們護送靈柩的達爾扈特有二十多人，路上拿的是國民政府給的俸祿。因為有軍隊保衛，一路上很順利，沒有遇到太大的危險。」

讓達爾扈特人想不到的是，靈柩所到之處無不受到萬眾迎送，途經延安時，陝甘寧各界人士設靈堂，集會舉行迎靈大典，靈堂的橫幅書寫「世界巨人」四個大字，上聯為：蒙漢民族更親密地團結起來；下聯是：繼承成吉思汗精神抗戰到底。老人親眼看見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向成吉思汗靈柩敬獻花圈。據說，今天廣泛用於葬禮上的哀樂就是作曲家劉熾為了那次迎靈儀式，根據陝北嗩吶曲《粉紅蓮》而專門改編的，後經不斷演進，成了我們耳熟能詳的曲調。

6月25日，靈車抵達西安，「沿街香案羅列，鞭炮齊鳴，參加致祭歡迎者近二十萬人，次日如儀歡送。」萬人空巷，盛況空前，蔣介石特派專員宴請達爾扈特代表。走出草原的成吉思汗，在民族生死攸關的危難關頭已不僅僅屬於蒙古民眾，他被賦予了更高的象徵意義，將中華民族緊緊地凝聚在一起，共赴國難。

成陵於1949年蘭州解放前夕，被再次西遷至青海省塔爾寺，直到1954年才回歸故里。又過了兩年，由中央政府斥巨資興建的陵宮風風光光地落成了，八白宮終於共同擁有了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家園—三座蒙古包式的建築，飾以乳白的外牆，金黃的琉璃瓦，朱紅的大門，在藍天白雲、綠草蒼松的映襯下，傲然屹立於甘德爾山梁之上。

「文革」十年，成陵作為「四舊」在劫難逃，守陵人遭驅逐，陵門被封，陵園損失慘重。「有些祭祀儀式恐怕永遠失傳了。」班澤爾說，那場浩劫讓蘇勒德亞門特少了三個，有的家族後代或許還有希望找到，有的或許早已斷了香火。

陵宮之外的達爾扈特命運也沒有好到哪裡，因為他們的身份不是牧主，就是富農。萬幸的是，達爾扈特人及時將重要聖物轉移出去，而在民間，對成吉思汗的祭奠從未中斷。「小時候，父親常常在我們睡覺以後悄悄祭祀。」38歲的烏拉回憶道。記不清是哪一個夜晚的神燈，點燃了他最初的守陵之夢。

祭祀制度於20世紀80年代初得以恢復，與此同時成陵開始對外開放，有了收入來源。新世紀前後，隨著鄂爾多斯經濟的翻身（目前該市經濟總量已躍居全區第一位），浴火重生後的成陵迎來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修繕，政府不僅擴建了陵園，而且將散落於陵宮周圍的伊金霍洛鎮整體遷離景區。新鎮藍圖由北京專家繪製，無論居民樓，還是商舖，一律藍瓦白牆，與成陵相得益彰，也與草原渾然一體。兩年前，班澤爾一家告別平房，住進新樓，氣派寬敞的陽台，還有即使大城市也不多見的地板采暖。這樣的居室，他擁有兩套。

新的生活模式總是會引發不同文化間的衝突，巨變中的達爾扈特是否也有困惑與陣痛？

「這是免不了的。」 成陵管委會副主任那楚格介紹道，離開陵宮，改變世世代代傳下來的規矩，感情上的確很難接受。但生活明顯在好轉，成陵也比以前更像模像樣了，慢慢地，達爾扈特人也能理解了。他說現在是成陵最好的時機，「僅2000年以後，政府的投入就達7億多元」，這個數字比過去所有的投入加起來還要多得多。

烏拉幼年的志向隨著成陵的時來運轉愈益堅定，當成陵擴建時，他把經營多年的餐飲小店交給妻子打理，義無返顧地走進成陵。開始在停車場看車，現在伙房當廚師，用他自己的話說，「離陵宮越來越近了」。烏拉的理想是進陵宮，「雖然我還只是一名臨時工，但機會一定會降臨。」他對此充滿信心。

包括亞門特、行政管理者在內，現在直接服務於成陵的工作人員有30多名，其中一部分有正式編製，享受公務員待遇，另一部分為臨時工。相對於臨時工烏拉，身為聖主達爾扈特太師的哈斯要幸運得多，他正在內蒙古師範大學進修蒙古史，學期一年，與他同去的共有4人。

「我們建立了培訓制度，請老一代達爾扈特人和專家學者講課，也把年輕人送出去深造，讓他們不僅懂得儀式，還要理解其中的含義。」那楚格希望他們都能成為專家，更好地傳播成吉思汗文化，「那時候，我就不會這麼忙了」。

哈斯的願望卻遠不止於此，他不僅想自己充電，將來還要送兒子出國留學，讓他有更寬廣的視野研讀蒙古史，瞭解自己的文化。

未到鄂爾多斯之前，我曾在心裡畫了個問號，置身於令人眼花繚亂的現實社會，達爾扈特人真能抵得住誘惑，一如既往地堅持自己的守望嗎？這個問題在我們離開之前完全釋然了。如果說嘎爾迪老人為我打開了塵封的達爾扈特歷史，班澤爾使我認識到達爾扈特的今天，烏拉和哈斯則讓我看到了達爾扈特的未來。正如腳下這片已經復甦的土地，每踏一步，你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生命的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