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生活的日子裡，我們經常會被問到是不是北京人。

在這樣一個具有多重意味的問話中，每一個人都會因為在這個城市不同的生存狀態給出自己獨有的答案。

但是，究竟誰可以被稱為是一個地道的北京人呢？

我們希望找到北京的「原住民」，得到一個答案，並從他們家族承襲的歷史中看到北京城的歷史變遷。

策劃/本刊編輯部

執行/溫衛軍

文/謂君 卜慶華 夢湄 王震雷

圖/郭建設 陳寧 姜平 李建惠

很久以來，在我每天出門見到鄰居的時候，大家似乎都有著一種默契，彼此的眉眼中傳露出一種「自己人」的目光。因為我已經被認同是北京人，與同住在一個小區裡來自外地的租房者不同。我想似乎我也應該責無旁貸，接受這一種地域觀念帶來的情感交互。但又想到，我比現在年輕20歲的時候，初入京城，在北京人的眼光中彷徨迷惑的時光，心裡總是無法釋然。到底誰是真正的北京人？近年來傳媒中無處不見的「北京人」、「上海人」、「東北人」、「河南人」……之間的爭執只讓我知道，一些人以自己是「北京原住民」為榮，而另一些人則對「北京土著」嗤之以鼻。但這給我們一個啟示，應該去尋找更加本原的東西。歷史也許會告訴我們誰是北京的「原住民」。

「一根筋」的北京人

在蒲黃榆的「老五爆肚」店，我遇見了三個老北京。我看他們是老北京完全出於尋常的判斷，用一口北京腔縱論天下，間或帶出一些犄角旮旯的只有北京人才知道的人和事兒，彼此兄弟相稱，悠閒而且客氣。滿腦子是「原住民」的我本能地瞄上了他們。幾句搭訕，排除了我要與他們談「投資」的可能性以後，陌生和戒心一起消解了。李子河看著和氣，李志強是一副什麼都不吝的樣子，大鬍子王鳳春看上去則很有幾分豪氣。

「要聊這個可就遠了去了。」李子河想想說：「我給你出一主意，上什剎海，就那些提籠架鳥的老爺子，跟他們聊。跟我們聊吧，也就說點兒皮毛。」三個人裡，李子河的祖籍是山東招遠，父親在解放前來到北京；李志強祖籍是天津的，也是父輩才來北京，都是「舊社會學徒的，給人受苦受累。」李志強的見解是：「真正祖籍在北京的人還真不多，兩三輩兒是北京人就不錯了。要說老北京，還得是旗人。」 王鳳春顯然也認為自己是當然的老北京，但說起家世，還是不免有點含糊：「在北京至少有五六輩兒了吧，老家在廣渠門那塊兒，祖籍在哪兒說不太清楚。」

雖然他們沒有給我更多有價值的訊息，但第二天，大鬍子王鳳春就幫我約了一位正黃旗的後裔趙永泉。在北京公交駕校工作的老趙50多歲，身體壯實。他平伸出左臂，握緊拳頭，展示自己的一根直筋：「真正的滿族人，就是一根筋！拿過來滿族人一看，不用跟我打岔兒，一根筋就對了！」我照葫蘆畫瓢，在自己的手腕上看到暴起的兩根青筋。老趙隨後擼起褲管：「我的腿誰看了都說細。我比你壯多了，粗細跟你差不多，知道為什麼嗎？祖上騎馬騎出來的！」而對滿人的習俗，老趙也給了我一個形象的說法：滿人乾淨、理兒特多。這些理有好的，比如和氣禮貌尊重老人；也有陋禮，早晨起來刮舌頭、漱嗓子、咳嗽之類的。老趙說他的祖上是清朝皇宮裡管物資的總管，管理全國給皇宮的供品，管皇帝的賞民。比如賞給南方的黃金白銀，可賞蒙古人，就是鹽、茶葉、醬油；滿人生了孩子，男孩賞一袋小米、十兩銀子，女孩就賞一袋小米。做過了宮內的主管以後，趙家開始走向沒落，清朝以後趙永泉爺爺輩的哥幾個都改了姓，各奔東西。「有一個不爭氣的，就看菜市口那個殺人的虎頭鍘，真是沒落了，沒的干了！」老趙的父親解放後在公安部當油工，還當過勞模，一生知足。老趙追述父親70多歲時和他閒聊，想起前世族人壽命之短，感慨道：「我活這麼大歲數，已然是『欺祖』了！」

很長一段時間，我遊走在民間、街頭尋找北京「原住民」的下落。在這樣的經歷中，你能感受到北京人的熱情、講理和大度，他們會給你出主意，會在自己的朋友裡幫你尋找，最後我與他們也都成了朋友。但對我的目標，就像大海撈針，很難有真正的收穫；即便遇見在北京居住很多輩的老北京，對自己家族的歷史，他們也很難有一個能經得起考證的說法。

什剎海的「老」

但我也沒有忘記李子河出的主意。李子河的脫口而出起碼說明，許多普通北京人的情結就是什剎海，就好像上海人的城隍廟，蘇州人的盤門。從北海後門向北，透過幾棵疏散的古樹，一汪湖水現了出來，湖水發散著一層薄霧，蒸托著遠處高大古樸的鐘鼓樓。這就是什剎海。

我開始安步當車。順著湖的左岸，越往裡走，身上越感到一陣陣清爽的涼意。周圍越來越靜，人也漸漸多了起來，更確切地說是老人多了起來，幾乎全是老人。有拄著枴杖立在湖邊的，有坐在躺椅上在樹蔭下納涼的，有三五個人一起聊天打牌的。間或會有幾位中年人，也有些談情說愛或服侍老人的年輕人，但老人佔據著這兒的大多半「江山」，我彷彿到了一個老人國，北京的「老」彷彿就老在這裡。

走累了，我便歇下來。旁邊有位老人，60多歲的年紀，身體已經明顯發福了，上身穿著那種老北京的府綢無袖汗衫，下身是寬鬆的綢燈籠褲，腳上趿拉著一雙拖鞋，正坐在一個小馬扎上看水。沒等我坐穩，他卻開了口，問我是不是外地旅遊的，一口有些緩慢但不乏清脆的北京腔。我看他面善，又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話，正好是個聊天尋古的「老北京」。

沒等我開口問他的身世，他便告訴我他從小就住在這水邊上。「其實呀」，他講，「當初皇上進北京的時候，就看上了這兒的水。元朝蓋大都，明代蓋北京，街道一直橫平豎直，只有什剎海例外。這什剎海只是中間的一段，北邊連著後海，南邊連著北海、中南海。北海、中南海一直是皇上家的，惟獨這什剎海和後海留給了老百姓。所以這兒的人忒多，而且離市場近，熱鬧。那邊那個，」他一指北邊的鼓樓，「聽老人講，過去老北京報時，聽的就是那兒的晨鐘暮鼓。」如今，胡同旅遊讓這兒火了，蹬三輪的差不多都是山西的。

看講得挺多的，我也感覺熟了一些，就問他：「那您祖上一直住這兒嗎？到您這兒第幾代了。」「我們祖上先前也不住這兒，我爺爺12歲從河北老家來北京學徒，本來一直住前門邊的草廠，那兒都是些手藝人、生意人、勞動人民。到我小時候就跟著大人到這邊來住了，一住就60多年。去年我的大小子在北邊買了房，把我給接那兒住去了。今兒有點兒悶，就讓他開車送我到這兒透透氣。這兒的房子賣了，現如今也不知住上誰了。」

「那您的兒子呢？怎麼不陪著您。」

「他們到那邊的茶館去了，那兒熱鬧。」他指向湖的對面，又放下手，彷彿熱鬧的只是他們。此時，對岸的什剎海已經變得人聲鼎沸、意亂情迷。

前門的主流商人

什剎海的百姓多跟離市場近確實關係很大。地安門至鼓樓一帶的鬧市是早年北京的一景；但清軍入京後，順治宣佈內城的漢民必須限期搬到外城，北京便又有了新格局。最初的「前朝後市」不見了，最大的市場從地安門至鼓樓一帶挪到了前門外。在從前正方形的城圈裡，皇族文化和平民文化混雜在一起。這一回兩種文化分流了。漢族的平民百姓移居到南城，借助前門的興盛迅速發達起來，來自全國各地謀生的小商販也歸流入南城。於是，前門平民文化圈開始滋生和發源，並迅速向著整個南城流淌。而這個文化圈的中心，就在今天前門大街西側的大柵欄。

現在我去大柵欄的目的通常只有兩個，去同仁堂買藥或者去張一元買茶。當然，它們也是這條街上最著名的老字號。那麼，它們的創始者會是北京「原住民」嗎？專家的答覆和看到的資料很快就打消了我這個念頭。因為同仁堂的肇始之祖樂顯揚和張一元的創始人張昌翼，祖籍都不是北京。

樂氏祖籍在浙江寧波慈水鎮。幾百年前，江浙一帶一位穿布鞋披布衣，與村人相處融洽，既治病救人，又閒話家常的老郎中被當地人稱為「樂家老郎中」，他就是樂家的祖先。樂氏有很強的宗族意識，寧波樂氏始祖樂人規為了不讓樂氏宗族失序，纂修了樂氏宗譜，並以樂汝貞為第一世祖。在寧波居住繁衍了31世以後，明永樂年間，樂家才有人遷往北京。

經過樂氏兩代人的艱苦努力，四世樂顯揚成為清朝太醫院的吏目（掌管御醫的高級醫官），完成向正統中醫藥轉變的使命，結束了樂氏祖傳的鈴醫生涯。樂顯揚於康熙八年（1669年）創辦同仁堂藥室，他就成為北京同仁堂的肇始之祖。

同仁堂的左鄰就是張一元。北京的老字號茶莊有四五十家，但只有在大柵欄的張一元需要排隊買茶。它的商標是隸書的「張一元」字體，金色的鋪底體現出它的「金般品質，百年承諾」。張一元的創始人張昌翼1869年生於北京，老家是安徽歙縣。歙縣人在北京從事的行當主要有兩個，都是文雅的買賣：茶葉和文房四寶。老北京的茶葉鋪很多都是歙縣人經營的，正是歙縣的老鄉介紹張昌翼在茶莊學徒。學足了茶葉的拼配功夫以後，1900年翅膀長硬的張昌翼在花市開辦了第一家店，取名「張玉元」，「玉」有茶的意思，「元」則取第一的涵意。1906年在大柵欄觀音寺開設了第二家店，取名「張一元」。「一」和「元」，有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意。「文革」曾經讓張一元成為「紅旗茶莊」、「大柵欄茶莊」，但1982年張一元又恢復了本來面目。老牌匾找不到了，董石良先生重新書寫的「張一元」三個字就成為我們今天熟悉的茶葉包裝紙上的字體。

可以說，幾百年來大柵欄就是在樂顯揚、張昌翼們的苦心經營中很快變成前門第一綜合大街的，在這裡的老北京，同樣是在不同的時代從四面八方來到了北京，成長為地道的北京人。

琉璃廠的磁場

柵欄象徵著舊時北京的商業繁榮，琉璃廠記錄的卻是老北京骨子裡那種特殊的文化氣質。琉璃廠穿越年代的優雅會吸引每一個靠近它的人，而對於我，接近琉璃廠，還因為一種究底的願望。我希望，在北京城市研究文獻最集中的中國書店、在這個最有北京味兒的地方找到真正的北京人、找到北京「原住民」的線索。

「我與琉璃廠，那真叫有緣份啊。」上身穿月白色中式短袖衫，面色沉靜的馬澗農先生從前後左右呈包圍態勢的書堆中抬高他的頭，衝口而出的第一句話就說到了緣份：「每天走過這裡的人成千上萬。不知道別人怎麼想，對於我，琉璃廠東西二里地的小街已經構成了生命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

在馬澗農的講述中，我能看到近20年來風雨無阻，每天都會出現在和平門捷運口熙來攘往的人流中的這個北京人。歲月流逝，風華正茂的年輕小伙子馬澗農變成了一個成熟穩健的中年人，與閱歷成正比的是，他的職位也從中國書店的普通店員升到了中國書店出版社的總編。生活中有些東西總在變化著，而有些東西卻永遠也不會變，你一直在往前走，但無論何時，只要你一轉身，就會發現，有些事情，有些面孔，一直在老地方等你。在馬澗農的生命中，這個老地方，就是琉璃廠。

這裡在明清時有一個燒製琉璃瓦的窯廠，到了清朝中期就搬家了。窯走了，卻沒把名字帶走。大約200年前的清朝乾隆年間，那些在科舉中名落孫山的舉人們回家之前，會把帶來的書籍、墨硯等拿到這條街上賣掉，而他們中還有一些人就永遠留在了琉璃廠。

我國古籍版本學家、書行元老郭紀森祖籍河北，他的說法是：河北人打造了琉璃廠。87歲的郭紀森老人從15歲起便離開家鄉，在琉璃廠的古舊書店當學徒，至今他在琉璃廠已經72年。郭老認為，造成琉璃廠空前發達的主要原因是康熙時編撰《古今圖書集成》和乾隆時編撰《四庫全書》。因為這兩部史書的編撰，大批學子紛紛進京，琉璃廠成為他們購書、售書和看書的最佳去處，琉璃廠也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繁榮。圖書市場的發達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來做圖書的分類、裝裱、修補等工作，「河北靠近北京，很多河北籍人士從明朝起就在琉璃廠從事圖書的修補和裝裱，或者經營小本圖書生意。」朋友帶朋友，同鄉帶同鄉的傳承關係使不少河北人來到琉璃廠，日久天長，自己也成為版本目錄學方面的專家或者成功的書商。到1956年前，琉璃廠最大的三家書店，都是由河北人經營。

對郭老的看法自然會有爭論，但毋庸置疑，琉璃廠能成為世界聞名的文化街是深厚的歷史和文化積澱的結果，是來自全國各地的士人奠基了琉璃廠的文化氣質。馬澗農從小就隨他的父母在這七八百年的歷史中穿行，真切地體會著那段歷史、那種氣質。

馬澗農的母親是河北人，父親是河南人。這兩位上個世紀50年代中國人民大學的同學，在鼓樓附近的一條小胡同裡養育了馬澗農。除了逛廠甸廟會，玩風箏吃糖胡蘆的樂趣外，他們一家總會不定期地前往琉璃廠淘書，琉璃廠的「磁場」對馬澗農來說就像是某種召喚。 「如果說有哪一個城市，由於深厚的歷史原因，本身即擁有一種『精神品質』，能施加無形然而重大的影響於居住、一度居住以至過往的人們的，這就是北京。」趙園先生在《北京：城與人》開篇這樣講。馬澗農也在這樣的精神品質中熏陶成了地道的北京人。

新派北京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深明大義的傅作義將軍將一座完好的北京城交給了人民解放軍，北京人雖然經歷過無數歷史變遷，但還是感到腰桿兒硬了許多。

葉挺將軍的後代也在這個歷史階段來到了北京。這代表著新中國建立以後來到北京的一大批主流北京人。將軍的孫子葉大鷹在他拍攝的《紅櫻桃》、《紅色戀人》裡表現著一種對紅色的偏愛和執著。或許因為葉挺將軍的緣故，有人把他歸為「紅色貴族」，他告訴我不喜歡這個稱謂，因為他不是貴族更不紅色……但必須承認，父輩給了他們與眾不同的成長為北京人的經歷：

「部隊大院兒孩子突出的地方，是在我們的作品裡體現出的所謂『暴力美學』，就是說用審美的方式看待暴力。因為從小崇尚英雄，打小就在軍事化、集體化的生活下成長起來，軍人對於我們是一種精神寄托，是一種很難用言語表達的特殊情感。」

一個重要的背景是，葉大鷹的成長經歷了新中國每一個不正常的歷史階段，這讓大院兒裡的孩子更加與眾不同，他們還無法體會到政治苦難的嚴重：

「童年生活印象特別深的就是——特別忙，從早到晚的忙。」每天早上四五點鐘，爬起來第一件事兒就是去釣魚，六點鐘左右提著戰利品回家，領著妹妹到食堂打飯，再給被隔離的父親送飯。然後背著書包出門，其實根本就不到學校去。葉大鷹在老鄉家裡養了一隻狗，他的任務就是餵狗，再玩兒一圈。到中午快放學的時候，繼續打飯送飯。下午更加快樂，遊泳、釣魚、偷西瓜、偷白薯……。晚上六點半一到，大喇叭播放的全國新聞聯播是全院兒打彈弓仗的小孩兒們集合的號令，他們的子彈是用白天撕的大字報做成的。等到回家，昏頭昏腦，已經基本上睡著了。

等到理解了政治運動的意義以後，葉大鷹開始更多地感受北京，感受北京人。1969年隨父親下放到上海，1984年回到北京，十幾年的磨礪讓葉大鷹更多地體會到了北京的獨特。「北京是我最親近的地方，我最願意呆的地方。」用北京人的幽默感「調侃」自己對情感的一種理解、表述心情狀態也成了葉大鷹在人們面前的一種常態。葉大鷹很勤奮，但他對自己工作的描述卻是：「北京人工作的態度和別人也不太一樣，也用功但看起來總像是一玩票的。反正我就是這樣，這就是北京人的生活方式。」因此，想要見葉大鷹，可以去酒吧。他和王朔、姜文三個人一起開的酒吧叫 「非畫廊」，取諧音「廢話廊」，這兒就是他們和朋友聚在一起說廢話的地方。

而在大院兒以外，新中國給北京人帶來了另外一種優越感。中國從1958年起實行的戶籍制實質上是一種城鄉隔離制度，這種制度與特殊時期需要對全國的資源進行優先調配的環境相匹配，與計畫經濟相適應，使得在這一時期要進入北京只有極其狹窄的個別通路。資源優先配置在城市，尤其是優先配置在北京，也就在無形中培育了一些北京人的優越感。想起現在還時有發生的「北京人」和「外地人」之間的感情或心理衝突，就是兩種體制轉軌帶來的不適反應。

但在一個進步的時代，社會整體的變化減弱了社會隔離程度，制度方面剛性的減少也促使融為一體的趨勢不斷加強。今年7月起，具備一定資格的外地聘用人員均可申請辦理俗稱「北京綠卡」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證》。這個證件的意思是，原先附著在北京戶口上的很多附加值將不復存在，北京人的構成又將發生不小的變化。我的朋友金炎是黑龍江人，在北京工作。每次她從此地到彼地，都會說「我回北京」或「我回哈爾濱」，對每個城市都絲毫沒有陌生的感覺。時空變成了概念，地域的鴻溝變成文化融合的高速公路。可以肯定的是，更多的北京人會因為空間距離的弱化與信息交流的便捷頻繁消解地域的觀念。

「原住民」錢鴻緒？

顯然，歷史一直在告訴我，北京從來都在薈萃精英，它是一個大熔爐。來自各地的英才乃至謀生的小民，不分門第民族，彙集到這個大熔爐裡以後，才形成了地地道道的北京人。這樣的北京人給了北京多元化和寬厚的特徵！北京的城市氣質中之所以有一種內在的包容性、差異性、豐富性和不確定性，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北京居民的五方雜處。所有這些，都使我不得不開始以一種彈性的尺度來對待北京「原住民」這個概念。

然而，像是上天獎勵我的苦心，7月6日，一位愛好民俗的朋友告訴我有一個在北京居住了33代的家族，這個家族的後人錢鴻緒老人至今還住在崇文門外薛家灣胡同的錢氏宗祠。

在據說是今年入夏以來北京紫外線照射強度最高的幾天，我開始尋找錢鴻緒老人。在崇文門，我先後向在街邊開小副食店的老大媽，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樹下躲避烈日的城管隊員和在馬路邊閒聊的漢子打聽薛家灣，但他們一口地道的京腔並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希望。我從崇外大街新世界的對面穿過地下通道，終於在一位老者的指點下知道了薛家灣的大致方位。但5分鐘後磁器口路口的一派新氣象又讓我迷失了方向，街道南邊冠名「大都市街」的若干座商業樓讓我有些恍惚。實際上這裡更像上海或者深圳，而且更加的「房新樹小話不老」。我在一位交通協管員的幫助下找到一個胡同口，才走進去只有幾步，就是另一個世界，在即將拆除的胡同裡，一種閒適和淡定竟然讓我感到了一種破敗的古意。

兩位老人在閒聊中守著一個煙葉攤子。他們知道薛家灣，但問我：你是外地人吧？我說，我在北京已經快20年了！他們很寬容地看著我，說：你走錯了，在磁器口路西、北邊，到了那兒你也未必找得到。我在毫無遮攔的烈日下，穿過一個拆掉了胡同的大工地後，又回到了高大的新世界背後。兩個多小時的奔波已經讓我接近於中暑了。就像老人預言的，我沒有找到薛家灣。

我再一次尋找薛家灣的時候，首先來到我上一次尋找的終點：崇外大街新世界的背面。這裡同樣有一個拆得七零八落的胡同，是東興隆街。從早晨開始我就不懈地問路，目的是找到一個不但知道，而且能帶我到薛家灣的明白人。終於一位70多歲的老人帶著我到了東興隆街的盡頭，告訴我要拐幾個彎才能到。我在胡同中又迷失了兩次方向，最後穿過奮章胡同，終於在人們要吃午飯的時候找到了薛家灣胡同。

到了這裡，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這條幾百米的胡同裡來回走了兩遍。胡同兩邊的老槐樹帶給這裡清涼，特別是胡同東側，樹陰中斑駁的大門、風化的門墩、灰色的屋瓦高牆,立刻給人以古老的歷史感。顯然這裡的一些四合院應該是過去做買賣的有錢人家。但想像不到，錢氏宗祠是在胡同偏西靠北的一個很不起眼的大門內。就這樣，我貿然闖入了錢家。

院內是一派大雜院的景象，而且比北京許多的大雜院更擁擠，院子裡沒有任何空擋，最窄的通道也就是能容一人走過。在這個徹底的大雜院裡，現在住了錢氏6戶人家，20來口子。帶我來到錢鴻緒老人床前的是老七錢致孝，老人躺在一個高高的小床上，非常的瘦弱，已經不能說話了，只有家裡人能聽懂他偶而發出的咿呀聲代表什麼意思。老人有12個孩子，六男六女。到現在，老人已經臥床14年了，留在北京的9個子女，分6個白班和3個夜班，輪流伺候父親。老人今年99歲。

錢致孝也已經61歲了，但顯得很年輕，有掩飾不住的書生意氣。據錢致孝的描述，錢氏宗祠原來佔地約300平方米，分三個院落。前院是錢氏祠堂,內供錢氏畫像、牌位，康熙和雍正賜的「保障江山」、「保我子孫」的匾額，以及乾隆時的100多件官窯瓷器等供品；中院為娘娘祠堂,供奉著錢氏夫人的牌位；後院為花園，但「文革」時被居委會佔用，今天成了被居委會轉租出去的庫房。錢氏宗祠的珍貴文物，幾乎蕩然無存，只留下道光十八年重修錢氏宗祠的石碑還埋在地下。

錢致孝的四哥錢致忠介紹，薛家灣已經有了改造規劃方案，在中、日、美幾家投標公司的規劃中分別標注了保留「五代前王錢氏家祠」、「吳越錢氏宗祠」、「五代十國錢氏」。這些名稱的久遠再次讓我感到這個院子的厚重，也希望錢家恢復錢氏宗祠原貌的願望盡早實現。然而，錢氏宗祠之前冠以的這些朝代讓我感到有些蹊蹺，在錢氏宗祠重修之前，錢氏宗祠又在什麼位置？是什麼年代建成的呢？他們惋惜地看看父親，因為已經說不清了。父親會偶而睜開眼睛看看兒子們，他知道一切，但無法再告訴他們了。我知道，他能聽懂我們說的。因為在講到文革期間老人逼迫自己的兒媳砸毀題有「乾隆御制 錢氏家祠」官款的瓷器時，他的眼裡透出了深深的無奈和惋惜。

以後，還是舒了先生的一篇文章幫助我系統地瞭解了錢家的淵源。

錢鴻緒是吳越武肅王的第33世。武肅王即1000多年前唐末五代初、統治江浙一帶40多年的吳越王錢。錢出生於浙江臨安，唐乾寧三年(896年)，錢被封為鎮海和鎮東節度使，統轄江浙一帶，成了當地的「土皇帝」。在藩鎮割據、戰亂不止的中國大地，唯有錢統治下的江浙一帶，成為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安定的一個「世外桃園」。自此，錢受到各個朝代朝廷的尊敬，蘇軾、范仲淹、米芾、岳飛等都曾為錢潑墨，文天祥更是以「千年之功德,百世之楷模」稱頌武肅王。

宋朝時，統治江浙一帶的吳越王為錢氏之孫錢弘 。錢弘 後來依照錢氏遺言，納土歸宋，舉家遷居洛陽。這以後，錢氏後裔流落到全國各地，其中一支來到北京，建起錢氏宗祠。錢氏後裔千餘年來人才輩出，像北宋大臣錢惟演、文學家錢鍾書……；而科學家錢三強、錢偉長、錢學森，外交家錢其琛等都與錢鴻緒一樣，是錢氏的第33世後裔。

錢氏宗祠自道光十八年重建已有165年的歷史。在我以後對錢家的幾次採訪中，已經無法問清錢氏家族進入北京的確切年代。8月初，我又一次來到錢氏宗祠，為的是挑選幾張錢氏家族的照片。這時錢家已經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7月21日下午，錢鴻緒老人安詳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我也成為老人生前見到的最後一名記者。

大汗的後代

有一段時間，我開始重新思考自己尋訪「原住民」的方法。在近兩年的時間裡，我尋找了無數線索，也試圖在北京最有文化底蘊的地方找到蹤跡，但總是沒有縮短與「原住民」的距離。所以，我開始把思路轉向尋找對這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專家。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馮其利的名字，在我採訪琉璃廠的時候就聽說過，最終，他成為我在大量的專家中篩選出的最合適的專家。笑稱自己是檔案館臨時工的馮其利是北京史地民俗學會的常務理事。他聽了我的詢問，第一個反應就是「你這個題目晚做了10年！」馮先生研究北京的皇族後裔多年，對北京歷代皇族的變遷歷史清晰明確，但令他痛心的是，今天已經很難找到能夠講清歷史的傳人了。他們或者沒有下落，或者年高作古，而下一輩人也同樣是蹤跡渺茫；能找到的後人，也基本上對自己的家族歷史所知不多。但畢竟是專家，馮先生提供的線索和介紹的文獻在我以後的尋訪中起了關鍵作用。

在馮先生的研究中，明朝皇族後裔的下落是一個難點。明清交替時的巨大動盪，迫使明朝皇族乃至官員們隱姓埋名甚至出走逃亡，導致了後人極難找到他們後世的下落。

馮其利認識中央民族大學的離休老幹部博大公。他明確告訴我：博大公的家族從元代開始就來到了北京，是蒙古人的後裔。

費盡波折，我才得知博大公老先生已經去世近三年了。於是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博老先生的兩個兒子——博亞和博京那兒。剛與北京電視台生活頻道的博京聯繫上，他就在電話裡直截了當地告訴我：「我家不是老北京！」。我心裡咯登一下，難道我辛辛苦苦找到的不是元代後裔嗎？博京的「見面禮」兜頭潑了我一盆涼水。

懷著有些失望的心情，我還是執著地要求與他面談。於是，在紫竹橋西南角「生活頻道」的辦公室裡，我見到了博京。剛坐穩，又進來一位高大粗壯的漢子，一口北京腔，這是博京叫來的哥哥博亞。弟弟剛要解釋他們家為什麼不是老北京，哥哥卻一臉豪氣地說：「我們家就是老北京。我們家族從元代就在北京生活。」這個場面倒讓我有些驚訝，兄弟間對自己家庭淵源的瞭解為什麼會如此南轅北轍呢？哥哥看出了我的疑惑，接下來說：「我們是博爾濟吉特族的後裔。」我更是一頭霧水。博亞看出我的不解：「你如果不是學歷史的，對這個名字肯定不熟。這麼說吧，我們就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後代。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汗都是我們家族的一員。」我大吃一驚，一代風流成吉思汗怎麼會和我面前端坐的兩位今人聯繫在一起呢？博亞於是對我開始了耐心細緻地「說服教育」。

漸漸地，我終於摸索出博家一條大致的發展脈絡。博家不僅是一個大家族，而且是顯赫一時的皇族。「博」是蒙古皇族姓氏「博爾濟吉特」的簡稱。早在元代的蒙古帝國時期，成吉思汗、忽必烈汗都是「博爾濟吉特」家族的一員，他們的姓氏都是「確特•博爾濟吉特」。大約800年前，博亞兄弟的三十世祖忽必烈汗建大元，定都北京，即元大都，這就是博氏家族與北京的第一次「聯姻」。直到明朝建立，蒙古皇族逃出北京，在科爾沁草原繼續著他們對權力的夢想。再後來，位於蒙古東部的博氏家族歸順了努爾哈赤，被編入了滿州正藍旗，為清朝的建立出生入死。200多年前的乾隆年間，博亞兄弟的九世祖劉祥在盛京（今瀋陽）戶部主事任上因剛正不阿、廉潔奉公，升任刑部侍郎，自此博氏家庭二度定居北京，一住就住到了博氏兄弟的高祖保恆那代。保恆曾任直隸提督，重點防衛長城古道，以後調升為烏魯木齊都統。故事講到這裡，博氏兄弟的家族又一次搬出北京，幾經變遷，直到博大公先生因求學入京，養育下博亞、博京兄弟和他們的兩個姐姐，生活到今天。博大公先生北上入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就讀時，曾經師從於羅常培、季羨林、李森等名家，1953年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畢業生，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學院政治系工作，一直從事民族教育事業，直至1987年離休。而博亞、博京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二代嫡孫了。

博京特別提到馮其利，作為著名的清史專家，他對清朝的王爺墳瞭如指掌。一聽到「博爾濟吉特」，就明確指出，博氏家庭的祖墳在今天北京的通州半壁店。博京確信不已，專門前去探訪，可惜隨著時代的變遷、城市的高速發展，他們的祖墳早已消失在鋼筋水泥的森林中，無法尋覓了。

探尋「元裔」老北京的事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突然想起是否可以參觀一下他們的家。博京立刻表現出一派蒙古人的豪爽，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不過他也告訴我祖上確實沒留下什麼遺物，祖上的家業不知變遷何處，留下的一些字畫也在時代的蹉跎中銷聲匿跡了。雖然如此，我還是懷著好奇心，前往博亞的家。進了門，迎面卻是兩張老得發黃的黑白照片，右邊一張是一個留著大鬍子，穿著俄氏軍服的舊派軍人，帥氣得很，一派威武的氣勢，這位就是博氏兄弟的祖父——孝昌先生。左邊的照片上是一位白髮蒼蒼，面容慈祥、充滿睿智的老者，他就是博大公先生。博亞輕輕地告訴我，他有一個兒子，為了讓兒子能記住自己的祖先，就給他起了個名叫「博爾蘇勒」，一個充滿蒙古族、滿族文化與韻味的名字。

重複著這個聽上去民族色彩就很濃的名字，我不禁又陷入對博家歷史的遐想。不知當年金戈鐵馬的忽必烈大汗能否想到，他的部落經歷了歷史長河的沖刷後，又在北京這一片曾經顯示過他的威嚴儀仗的都城中，繼續生活著……

酒吧街裡的金都遺民

今天的木樨地以南，有個地方叫會城門。我無數次經過這裡，在林立的樓群中沒有發現任何的城門遺跡。然而，北京作為中國封建王朝統治中心的歷史，正是從有了會城門開始的。1153年，金主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改為中都，屈指一算，今年剛好850年。850年，還會有完顏家族的後裔生活在北京嗎？在文津出版社的《遼金史論集》（五）中記載了完顏在京家族的世系表，其中最後一世是「椿萬」。向馮其利先生請教後，竟然得知「椿萬」正是完顏氏的後裔王椿萬，而且馮先生幫助我聯繫到了王老，他今年67歲，住在三里屯朝陽教委的宿舍。

三里屯酒吧一條街在白天全然沒有了喧嘩，槐花鋪滿了雨後的人行道。這裡的安靜也是一種充滿現代感的安靜，只是燈紅酒綠的小小間歇。我無法想像在這條街上能找到北京850年前建都初始金人的後裔，也無法把王椿萬這個名字與完顏氏聯繫起來。按事先問好的地址，我在街上轉悠了20分鐘，但無數的酒吧迷惑了我，最終還是王老親自出來找到了我。

其實就是一牆之隔。

王椿萬的名片背面赫然印著「金世宗二十八世孫（完顏氏）」。「王」也同樣是滿文「完顏」的漢譯。與我想像不同的是，王老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得多，謙和周到。講述完顏氏歷史的時候，王老的煙很勤，在五六根「中南海」下去以後，他幫助我釐清了完顏家族在北京的歷史。

滿族為女真之後，前金時皇族是完顏氏，清朝皇族則為愛新覺羅氏。宋金議和時以淮河大散關為界，南邊屬南宋，北邊屬金朝，金朝比南宋盛，南宋則向金稱臣。隨後海陵王完顏亮遷都燕京，建設了中都。1161年完彥雍廢黜海陵王登基，成為金世宗。金中都的建立也就是王老的家族進入北京的開始。但中都的繁華轉眼化為灰燼。1215年，蒙古騎兵攻入中都，一把大火，宮闕萬間化成煙雲。中都城隨即復名燕京。因為元朝的興起，完顏守祥東歸金人發源地長白山，被後人稱為東歸一世。王老20歲生日時，父親為他作詩「八百年前帝子家，天興末年返天涯」，講的就是這一段歷史。從這裡算起，王老排為東歸二十六世。以後，東歸十四世魯克素歸附努爾哈赤，編為鑲黃旗。吳三貴請清兵入關時，完顏氏「從龍入關」，再次進入北京。作為金朝皇族，完顏家族受到清朝歷代皇帝的格外重視。經歷了一系列顯赫的外放作官後，到道光年間，從東歸二十二世麟慶時，完顏氏便一直定居北京，直到王老這一代。

完顏氏在北京的老宅就是位於亮果廠、名噪京華的半畝園，這裡是他的曾祖崇厚從大戲曲家和詩人李漁手中買下的。但王老沒有感受過半畝園小巧玲瓏的樓軒台榭和小橋流水間的夾石作瀑，以後完顏氏搬到了汪家胡同，蓋了寸園。王老就出生在寸園，一直到13歲。那時王老被稱為少爺，而且按照滿人習俗，後來有同輩人結婚，就升為了六爺。童年的記憶非常深刻：樓台殿閣、有山有水，297間房，王老父親哥四個，一家一個四合院。而寸園的東院是一個大花園，有月牙河、影堂，東院大廳前是七間小廳，出門就可以攀上樓閣，還有竹房、水座上的四角廳，相當曲折……解放後一兩年，寸園很便宜地被海軍買走了。經過幾十年的變遷，寸園已經不復存在，王老無比惋惜：「蓋了樓了！」

但家族給予王老更多的是開明的思想。曾祖崇厚與李鴻章、奕忻、張之洞共辦洋務的經歷使他的家族更加新派，學習外國的東西比較多。「我們這一支最大的特點就是打破了很多滿族的習俗，我們很尊祖，但決不再是滿口『吱喳著是』」。從王老的父輩起，他們的家族就是單傳，王老兄妹四人，就他一個男孩；而王老的兒子王昊，也只有一個女孩。「沒有考慮過家族傳承的問題嗎？」我問王老。王老對上五年級的孫女王軒顯然十分疼愛：「我和兒子都沒有這個思想，我還偏重比較喜歡女孩。」

王老每週都要去看和妹妹住在一起的母親。他向南穿過酒吧街，走不遠就可以坐上701路公共汽車直達玉海園。也許這就是天意，元世祖忽必烈的後裔博亞的家也在玉海園。

找不到的「原住民」

從王老家出來，我尋找北京「原住民」的歷程就暫時劃上了一個句號。在遼代或者更加久遠的年代裡，無論北京是漢族與其他民族的共同居住地還是少數民族的聚居地，都會有他們的後人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存至今；在已經過世的石繼昌先生的著述中，曾經記載了耶律阿保機的後人在北京的情況，但隨著老人們的相繼離世，歷史傳承的斷裂，我們已經無法找到他們的後人。

但我並沒有失望的感覺。也許今天會有他們的後人看到我們的文章，會突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如果是這樣，那將是我們尋訪北京「原住民」最精彩的結局。

我忽然很想再看看尋找錢家時走過的胡同。過了緊挨薛家灣胡同的北橋灣街，我漫無目的地在胡同中穿行，其間的生活氣息很親切。只不過10多分鐘，我就到了熟悉的鮮魚口，從這裡我就知道怎麼去大柵欄了。到張一元買了半斤六安瓜片後，我吃了小腸陳的鹵煮，路過梅園乳品店，又有我最喜歡的當天製成的鮮奶酪。我心滿意足地望著前門牌樓，感覺我是真正的北京人。一個熟悉北京，接受北京的人，無論他來自何方；同時，北京也包容了他、容納了他。那麼，他當然就是一個北京人。

最後，我必須要做的是澄清概念。在尋訪北京「原住民」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少有學者對這個話題進行研究，最後發現是因為我犯了一個無知的錯誤。在今天，無論是「原住民」還是「土著」，都有其特定的意義。聯合國原住民問題常設論壇秘書處對原住民的定義是：「指原先生活在某一地區、但被後來者征服的當地居民。儘管這些居民依然在當地保存著自己的特有文化，但他們在社會經濟和其它方面都繼續面臨種種歧視。」而對於「土著人」，國際法上尚不存在任何普遍接受的定義。聯合國土著人口工作組為工作便利給「土著人」下了一個相當長的工作定義，主要內容是：「土著社會、土著人和土著民族是指承認他們自己是被征服的領土上原始居民的後裔，他們自己認為他們與主流社會是不同的，他們要根據自己的文化形式、社會機構和法律制度將祖先的領土及族類特性維護、發展並世代相傳，他們要保持祖先的土地、文化、語言等的歷史延續。」

因此，在理論的層面上，今天的北京，並不存在「原住民」或「土著」。我借用了這兩個概念，而最後要說明的就是，我無法找到北京「原住民」、北京「土著」，因為他們生活在我無法分割的北京層層疊疊積澱起來的歷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