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是一個重要時期。這一時期雖然只有169年(公元420——589年)，但中華民族卻經歷了大分裂的劇痛，而最終又孕育了大融合的統一。在這一過程中，北魏孝文帝元宏於公元493年決斷將國都由平城南遷至洛陽，則是其關鍵性的轉折。

　　平城和洛陽，在這一轉折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時的平城，即今日之大同;而那時的洛陽，則即今日偃師西部一帶的漢魏洛陽故城。從這個意義上說，偃師和大同，在歷史上曾經有著不解之緣。有鑒於此，筆者不揣冒昧，就北魏遷都洛陽的歷史意義，談幾點芻蕘之見，請教於大方。

　　一、北魏遷都洛陽，是結束南北朝分裂局面，促進祖國統一的深謀遠慮之舉

　　眾所周知，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導致了中央集權的崩潰，繼之而至的是北方諸多少數民族的迅速崛起。其史稱「五胡」的匈奴、鮮卑、羯、羌、氐這五個勢力較大的遊牧民族，都有吞併他族、雄踞北方的大志，在經過近百年的互相攻伐格鬥後，最終由鮮卑族取得勝利，統一了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定都平城，國號為「魏」，形成了與南朝對峙的唯一強大勢力。

　　北魏政權之所以能夠剪滅群雄，統一北方，愚以為至少有三個重要原因：其一，發展文化，崇尚儒學。雖然曾製造了「國史案」這樣的慘案冤獄，但相對於其他割據政權來說，北魏對發展文化是頗為重視的。《魏書》載：「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資治通鑒·一百一十一卷》載：(拓跋)珪問博士李克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這樣的文化氛圍，對治國安邦是至關重要的。其二，重視民生，仁義治國。北魏的統治者是明白「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個道理的，《魏書》中多處記載了皇帝頒發惠民政策的詔書，如孝文帝元宏於太和22年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並且廢除了許多酷刑峻法，如元和六年廢除了對謀反大逆之罪誅五族的酷刑，「其五族者，降止同族;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這些政策，無疑會對凝聚人心發揮積極作用。其三，代有明君，決策正確。北魏第一位皇帝拓跋珪、第三位皇帝拓跋燾、第七位皇帝拓跋宏(元宏)，都堪稱一代明君，從而鞏固了統治地位，保持了決策的正確性和連續性。如北魏政權的建立者拓跋珪，稱帝后積極實施「分土定居」，發展農桑的政策，引用漢族士人，推動向封建制度的轉化，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但此時北魏政權面臨著一個非常尖銳又不容迴避的重大問題，即與南朝對峙，誰能消滅對方，統一全國的問題。公元450年，拓跋珪率兵南下攻伐南朝劉宋政權，遇到頑強抵抗，無功而返。此前，劉宋政權的統治者劉裕也曾率兵北伐中原，雖然一度佔領了洛陽、長安，但再無力進取，最終還是退回了江南。事實證明，宋魏當時均無力改變南北對峙的局面。

　　正是基於這一現狀，孝文帝元宏做出了遷都洛陽的重大決策。我們不妨分析一下當時的南北對峙形勢：北魏如果固守自保，則平城山河險塞，易守難攻;但要進取江南，則國力不足，鞭長莫及。改變攻守均勢的最佳選擇，就是將國都由平城南遷至洛陽，因為洛陽地處中原腹地，便於掌控全國局勢，更利於集中國力軍力對南朝用兵。作為志在天下的孝文帝來說，不顧重臣反對，堅持己見，可謂用心良苦，這也正是其雄才大略的最精彩一筆。

　　遺憾的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七年後，就壯志未酬英年早逝。之後，北魏政權再也沒有出現雄主明君，反而形成了君主闇弱、太后專政、權臣竊命的衰敗局面。33年後(532年)，北魏分裂為西魏、東魏，繼之又被北周、北齊所取代，至隋朝建立，才由隋文帝楊堅實現統一大業。但我們必須尊重歷史，不能不說正是由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才為隋文帝統一全國奠定了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如果沒有孝文帝的遷都壯舉，歷史也許會走向另一個方向，祖國統一也許還要延緩許多年。

　　二、北魏遷都洛陽，是學習先進文化，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聰明睿智之舉

　　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綜合實力的集中體現。在群雄逐鹿的時代，誰擁有先進文化，誰就將取得最終的勝利。就南北朝時期而言，雖然當時各民族都擁有自己的文化，但最先進的文化當屬中原文化，即儒學文化，而洛陽作為東周、東漢、曹魏、西晉王朝的國都，則是儒學文化的中心。相對而言，北魏當時固然用武力統一了北方，但整體文化內涵還屬於遊牧文化，「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要鞏固政權乃至進取江南，統一全國，當務之急就是從文化內涵上進行自我提升，而遷都洛陽，接受儒學文化的熏陶改造，則是再適宜不過的聰明睿智之舉。

　　北魏政權之所以能夠剪滅群雄，統一北方，愚以為至少有三個重要原因：其一，發展文化，崇尚儒學。雖然曾製造了「國史案」這樣的慘案冤獄，但相對於其他割據政權來說，北魏對發展文化是頗為重視的。《魏書》載：「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資治通鑒·一百一十一卷》載：(拓跋)珪問博士李克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這樣的文化氛圍，對治國安邦是至關重要的。其二，重視民生，仁義治國。北魏的統治者是明白「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個道理的，《魏書》中多處記載了皇帝頒發惠民政策的詔書，如孝文帝元宏於太和22年敕「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期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之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醫師四人，豫請藥物以療之。」並且廢除了許多酷刑峻法，如元和六年廢除了對謀反大逆之罪誅五族的酷刑，「其五族者，降止同族;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這些政策，無疑會對凝聚人心發揮積極作用。其三，代有明君，決策正確。北魏第一位皇帝拓跋珪、第三位皇帝拓跋燾、第七位皇帝拓跋宏(元宏)，都堪稱一代明君，從而鞏固了統治地位，保持了決策的正確性和連續性。如北魏政權的建立者拓跋珪，稱帝后積極實施「分土定居」，發展農桑的政策，引用漢族士人，推動向封建制度的轉化，奠定了統一北方的基礎。

　　但此時北魏政權面臨著一個非常尖銳又不容迴避的重大問題，即與南朝對峙，誰能消滅對方，統一全國的問題。公元450年，拓跋珪率兵南下攻伐南朝劉宋政權，遇到頑強抵抗，無功而返。此前，劉宋政權的統治者劉裕也曾率兵北伐中原，雖然一度佔領了洛陽、長安，但再無力進取，最終還是退回了江南。事實證明，宋魏當時均無力改變南北對峙的局面。

　　正是基於這一現狀，孝文帝元宏做出了遷都洛陽的重大決策。我們不妨分析一下當時的南北對峙形勢：北魏如果固守自保，則平城山河險塞，易守難攻;但要進取江南，則國力不足，鞭長莫及。改變攻守均勢的最佳選擇，就是將國都由平城南遷至洛陽，因為洛陽地處中原腹地，便於掌控全國局勢，更利於集中國力軍力對南朝用兵。作為志在天下的孝文帝來說，不顧重臣反對，堅持己見，可謂用心良苦，這也正是其雄才大略的最精彩一筆。

　　遺憾的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七年後，就壯志未酬英年早逝。之後，北魏政權再也沒有出現雄主明君，反而形成了君主闇弱、太后專政、權臣竊命的衰敗局面。33年後(532年)，北魏分裂為西魏、東魏，繼之又被北周、北齊所取代，至隋朝建立，才由隋文帝楊堅實現統一大業。但我們必須尊重歷史，不能不說正是由於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才為隋文帝統一全國奠定了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軍事上的優勢地位;如果沒有孝文帝的遷都壯舉，歷史也許會走向另一個方向，祖國統一也許還要延緩許多年。

　　二、北魏遷都洛陽，是學習先進文化，自我提升、自我改造的聰明睿智之舉

　　文化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是綜合實力的集中體現。在群雄逐鹿的時代，誰擁有先進文化，誰就將取得最終的勝利。就南北朝時期而言，雖然當時各民族都擁有自己的文化，但最先進的文化當屬中原文化，即儒學文化，而洛陽作為東周、東漢、曹魏、西晉王朝的國都，則是儒學文化的中心。相對而言，北魏當時固然用武力統一了北方，但整體文化內涵還屬於遊牧文化，「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要鞏固政權乃至進取江南，統一全國，當務之急就是從文化內涵上進行自我提升，而遷都洛陽，接受儒學文化的熏陶改造，則是再適宜不過的聰明睿智之舉。

　　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在繁榮儒學文化，提升自我素養上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措施。根據史籍記載，不妨略作述錄：

　　其一，弘揚儒學文化。《魏書·儒林傳》載：「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漢。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眾。」由此可見，孝文帝對崇尚弘揚儒學是何等重視。

　　其二，改姓氏。太和二十年(496年)正月，孝文帝詔令鮮卑族的118個姓氏全部改為漢姓，如達奚氏改姓奚，獨孤氏改姓劉，賀樓氏改姓樓，勿忸氏改姓于，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陸，等等。自己則改姓元，寓意萬物之始，最為尊貴。

　　其三，改服飾。鮮卑人原先穿傳統胡服，短衣緊褲，便於騎射，孝文帝下令一律穿漢族服飾，衣冠楚楚，頗為壯觀。《資治通鑒·一四一卷》記載了兩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一件是：朝廷官員中，唯有宗族新興公元丕遲遲不穿漢服，「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座，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亦不強也。」第二件是：孝文帝外出巡視返回洛陽時，在大街上看到有一個婦女還穿著胡服，於是謂留守京師的任城王元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這兩件事一方面說明孝文帝改易服飾的決心大，一方面說明效果非常好。

　　其四，改說漢語。為了消除語言上的民族隔閡，孝文帝又決定把漢語定為國語，詔令鮮卑人一律說漢語。《資治通鑒·一四零卷》亦有明確記載：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群臣。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改。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繼而又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這些記載又說明，孝文帝是從朝廷官員開始實行語言改革的，以便上行下效，普及全國。

　　其五，規定死葬洛陽。孝文帝詔令「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他的侄子廣川王元諧在洛陽病死，而其妻早亡於平城，於是親族建議把元諧靈柩運回平城與其妻合葬。孝文帝不准，並規定：遷到洛陽的所有人，死後應埋葬在洛陽北的邙嶺上，不得運回平城。從此，在洛陽的鮮卑族人，「生為洛陽人，死後葬邙嶺」，成為定例。

　　其六，實行聯姻政策。孝文帝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漢族大族為妻，把漢族富紳盧敏、崔宗伯、鄭羲、王瓊的女兒納為后妃，還給他的弟弟們各娶了漢族女子為妻。在他的帶動下，鮮卑貴族們也都紛紛和漢族大族結成了姻親。這種聯姻政策，不但從政治上、文化上，而且從血緣上，與漢族結合成了一個整體。

　　這一系列具體政策舉措，已經把鮮卑族完全漢族化了;文化上的認同，也已經把北魏政權提升為君臨天下的真正王者。因此可以說，這種從弘揚繁榮中原文化即儒學文化入手，進而征服人心，王霸天下的策略，真是「治國平天下」的最好詮釋。

　　其四，改說漢語。為了消除語言上的民族隔閡，孝文帝又決定把漢語定為國語，詔令鮮卑人一律說漢語。《資治通鑒·一四零卷》亦有明確記載：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群臣。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今欲斷北語，一從正音。其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改。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加降黜。各宜深戒!」繼而又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這些記載又說明，孝文帝是從朝廷官員開始實行語言改革的，以便上行下效，普及全國。

　　其五，規定死葬洛陽。孝文帝詔令「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他的侄子廣川王元諧在洛陽病死，而其妻早亡於平城，於是親族建議把元諧靈柩運回平城與其妻合葬。孝文帝不准，並規定：遷到洛陽的所有人，死後應埋葬在洛陽北的邙嶺上，不得運回平城。從此，在洛陽的鮮卑族人，「生為洛陽人，死後葬邙嶺」，成為定例。

　　其六，實行聯姻政策。孝文帝將自己的女兒嫁給漢族大族為妻，把漢族富紳盧敏、崔宗伯、鄭羲、王瓊的女兒納為后妃，還給他的弟弟們各娶了漢族女子為妻。在他的帶動下，鮮卑貴族們也都紛紛和漢族大族結成了姻親。這種聯姻政策，不但從政治上、文化上，而且從血緣上，與漢族結合成了一個整體。

　　這一系列具體政策舉措，已經把鮮卑族完全漢族化了;文化上的認同，也已經把北魏政權提升為君臨天下的真正王者。因此可以說，這種從弘揚繁榮中原文化即儒學文化入手，進而征服人心，王霸天下的策略，真是「治國平天下」的最好詮釋。

　　三、北魏遷都洛陽，是促進民族大融合，實現民族大團結的琴瑟和諧之舉

　　中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民族問題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歷史一再證明，各民族互相尊重，和睦相處，國家才能長期穩定，繁榮發展;而歧視、敵對、仇殺，則只會給人民帶來災難，把國家推向深淵。正所謂：「和則互利雙贏，斗則兩敗俱傷」。

　　遺憾地是，在南北朝以前的很長一段時期裡，中原漢族政權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是基本處於敵對狀態的。這種狀態源自「三代」(夏、商、周)，盛於秦漢，使國家經常處於血雨腥風的屠戮殺伐之中。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實行民族隔絕分離政策，西漢賈誼的《過秦論》描述：「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漢武帝劉徹更是實行民族滅絕政策，傾全國之力剿殺匈奴，衛青、霍去病、李廣等名將之「名」，其實是和民族仇殺聯繫在一起的。這樣的民族政策，不但沒有好的效果，反而埋下了深深的禍根，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衣冠南渡」等殘酷事變，就是中原漢族政權實行錯誤民族政策所付出的代價。

　　北魏政權的建立，既得益於民族混戰給自己帶來的機遇，同時又面臨著民族敵視的巨大挑戰。都於平城，穿胡服，說胡語，行胡俗，雖雄踞北方，卻很容易使其他民族把他們依然看做過去的胡人政權，難以在心理上認同他們是華夏一統的王者。遷都洛陽，居王者之地(夏、商、周皆建都洛陽一帶，故有「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之說)，繼之進行一系列漢族化的改革，確實能使其他民族，包括漢族，在心理上承認他們是正統的王者，從而消除敵視，增進互信，造就民族大融合大團結的局面。

　　事實正是如此。據《中國全史·民族史》介紹，「北魏統一北方後，黃河流域出現了各民族大融合的趨勢。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北魏孝文帝進行改革，重視民族問題，促進了北方民族大融合。」這時的北魏，除了與南朝繼續對峙外，與大漠南北、東北、西北等地的少數民族均保持著互相友好的關係。

　　生活在大漠南北的少數民族主要是敕勒等。北魏興起之初，即征服了敕勒各部，遷都洛陽前後，把敕勒人遷居到河西一帶，設置了各級官吏進行管理。敕勒人乘高車，逐水草，遊牧於草原上。著名的《敕勒歌》就是歌唱他們的民族：「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生活在東北地區的少數民族主要是勿吉、室韋、契丹等，和北魏保持了朝貢關係，世代沿襲不絕。

　　生活在西北地區的西域各少數民族，如烏孫、堅昆、丁零、鄯善、于闐(tian)、焉耆(qi)、龜茲等，均與北魏頻繁交往，從而使漢文化大量傳入西域，同時西域各族文化也大量傳入中原內地，互相影響，共同進步。

　　北魏政權與其他封建帝王統治一樣，都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弊端，其滅亡是必然的。但孝文帝遷都洛陽，依然不失為閃光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