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陽的農民基本都懂得如何通過土壤識別是否有墓葬，這種知識普及，與東陽的考古挖掘歷史有關。早在上世紀70年代，南京市博物院在東陽辦了個考古培訓班，將全省的考古人員都集中在東陽東面，做了大量示範性挖掘。當面被輔導者，有的就成為現在的盜墓者。

命案

1月12日，安徽天長市銅城鎮一個廢棄的軋花廠大院裡，一部江蘇牌照的本田轎車已經停了一周，落滿了灰塵。天長市位於蘇皖邊界，與江蘇淮陰市毗鄰，西邊就是淮陰市盱眙縣。這輛轎車就從盱眙縣駛來，在這裡已經停了多日。

傍晚19時58分，天長警方接到報警，稱轎車後排座位上似有一具屍體。警方趕到後，發現轎車後排座位和後備箱中各有一具成年男子屍體，均無明顯外傷，但踝關節處都有不同程度損傷。

後備箱死者身上有一張房卡，將線索引向了江蘇省盱眙縣的金泰賓館。賓館位於縣城繁華的商業區和休閒娛樂中心，不少江浙、安徽來辦商務的人就住在這裡。一個叫毛衛星的江蘇太倉人和一個叫趙建新的盱眙人曾在這裡開了個雙人間，住了相當長時間。有兩人經常來這裡找他們，他們是張寅和顧建中，分別為江蘇太倉和江蘇南通人。張寅所開的車正是一輛江蘇本田，經查證就是車主，而趙建新和顧建中就是死者。據天長市警方的屍檢報告，趙建新無任何外傷，死因不明，估計系某種未知毒氣中毒致死，顧建中右側肋骨多處骨折並刺穿臟器致死。

這4人是什麼關係，他們之間又發生了什麼呢？

1月13和14日，毛衛星和張寅先後在太倉歸案。經兩人供述，一宗盜墓案浮出水面。死者趙建新是這個盜墓團伙的組織者，他通過朋友毛衛星，以承攬工程為名把顧建中和張寅從江蘇叫到盱眙，為大規模盜墓籌資，兩人最終願意投資合作。1月4日凌晨2點左右，趙建新和顧建中在挖盜洞的作業中，中毒昏倒在所挖隧道中。張寅駕車送他們到安徽境內的醫院救治，但兩人中途死亡，張寅將兩人拋屍天長市。

據張寅供述，該盜墓團伙有14人，包括4個專業打洛陽鏟的河南人。2008年6月第一次盜墓未遂，11月16日開始第二次盜掘，直到今年1月。在1月4日凌晨的盜掘中，巷道內作業的3人突發中毒症狀，團伙開始自救。在自救過程中，繩梯、救援繩又被拉斷，導致有人摔死在坑道內。這次中毒和隨後的救援共有4人死亡，除了趙建新和顧建中，還有河南人「大個子」和江蘇金湖人「小徐」當場死亡。「大個子」的屍體被親戚帶走，「小徐」的屍體被埋在山腳樹林中。

這個趙建新關注和垂涎已久的墓葬位於盱眙縣大雲山山頂。大雲山位於東陽古城以北的雲山村，馬壩鎮和天長市桐城鎮交界處。本刊記者進入大雲山，沿平緩的山路向上，沿途是綠色的水稻田，白牆青瓦紅磚頂的農舍，散落的水塘，一派寧靜的景象。打破田園景象的，是隨處可見的挖土機，被深度開採過的山體已經有些風化，形成了一個個灰褐色的溝壑。雖名為「山」，大雲山海拔卻不過幾十米，20多分鐘便能登頂。在這座小山上，竟有17家採石場，山上的玄武岩是鋪路修房的好材料。山頂一排村舍因為採石場的到來早已廢棄，村民們遷到了半山腰和山腳，山頂是一片無人居住之地。

來到山頂時，盜洞已經被警方封起來，留下一個土堆，插了幾根斷掉的樹枝。盜墓者用來裝土的麻袋就埋在土裡，露出一個角。盜洞四周的草焦黑，是用炸藥炸開坑道留下的痕跡。當地的村民告訴本刊記者，1月14日案發後，很多縣城裡的人專程開著車到上面來看盜洞。盜洞開在一口百來平方米的水塘邊，水塘已經完全幹掉，但塘邊乾枯蘆葦仍然還在。據安徽省天長市公安局張登科副局長對本刊記者介紹，盜洞口直徑1米左右，洞縱向深度10餘米，橫向長約20餘米，隧道的形狀如橫臥的「L」。

洞的另一側不遠處就是一個採石場，承包這個採石場的老闆叫王立華，是盱眙縣塘口人，採石在這裡留下了一個十來米深的大坑。一位雲山村的農民蹲在大坑邊沿，他撿起一塊小石頭，扔向大坑底部靠巖壁的一處。在這個較為隱蔽的地方，有一堆顏色較為駁雜的土，夾雜著灰巖和石塊，顏色和基巖區別明顯。農民指給本刊記者看，「珊瑚土，他們倒在這裡的」。然後他又撿起一塊石頭，扔向珊瑚土堆裡，順著看過去，發現一個不易被人察覺的礦泉水瓶子，裡面盛著大半瓶有些發紅的柴油，是盜墓者用於發電機和抽風機的。

雲山村大隊長何大華正沿著塘邊的小路向盜洞口走過來。案發後，他有空就來轉轉，檢查一下有無異常情況，盜洞得夜夜有人看守，文物局派來的人和村民都值班。何大華告訴本刊記者，水塘在幾年前還有水，養了些魚，直到去年6月盜墓者開始盜墓時，也仍然有2米左右的水，是現在才完全乾涸的。何大華和王立華有時會在一起吃個飯，聊起過墓的事。盜墓的14人中，何大華對趙建新有些印象，「40多歲，沒有公職，也不是什麼企業老闆，但看上去算是個有錢有勢的人，有兩輛車。他是小雲山人，那邊在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盜墓特別多，趙建新那時候給人家打過下手」。

何大華最熟悉的是張仕祥，雙龍採礦場挖掘機駕駛員，負責站崗放哨。借張仕祥的駕駛員身份之便，他常常在白天上山，出現在村民面前。張仕祥在出事後跑到王立華那裡商量怎麼辦，王立華勸他去自首。據張仕祥說，他們在墓道中遇到阻礙物，就用雷管放了炮，阻礙物在爆炸後塌方。他們在塌方堆積物上鑽了兩個洞，想從洞中鑽過去，就是在這時候，墓道裡出現缺氧的狀況。坑裡3個人跑到洞口呼救，趙建新搭軟梯下到洞底營救，也沒有上來。何大華說，盜墓賊作業的時間是晚上22點至次日凌晨5點之間，加之山上的採石場這麼多，誰也不會覺得爆破的聲音有什麼奇怪。這個說法似乎可以成立，但採石場是不在夜間作業的。

據張寅供述，每次挖掘結束，他們會用兩層厚木板將巷道的洞口隱蔽好，防止坍塌、進水。木板上蓋土，土上再蓋上草，枯草上插樹枝，挖出來土傾倒在旁邊採石場的大坑內，不易被察覺。如果不是因為意外死亡，這個墓很可能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被盜掉了。

古墓

1月14日，盱眙縣剛退休幾個月的前博物館館長謝元安接到盱眙縣公安局的電話，讓他去鑒定被盜之墓。謝元安上到山頂，看到這個深11.4米、長23米的盜洞，通道指向水塘中央。謝元安初步判斷斷定，這是一個漢代的豎穴巖坑墓。他看到現場有繩梯，腕粗的繩子，還有鼓風機。「鼓風機的作用是供氧，按理說這4人不會是缺氧而死。毒氣機關的可能性也很小，因為使用機關等保護措施的一般是等級較高的墓葬，比如東漢帝王墓中就出現了水銀。但是大雲山墓葬等級不高，最多是地主墓，不會超過王侯，而且漢代也沒有這種技術。更有可能是他們破壞了一個密閉的空間，密閉空間中的物質發生變化，釋放出有害物質。」謝元安告訴本刊記者，這並不是唯一的盜洞，「盜墓者挖了兩個洞，大雲山東南是第一個洞口，因為有水，沒有再繼續挖下去」。

謝元安發現了一些不易被人察覺的痕跡，是盜墓者留下的，「在水塘的南面有一口井，井側有3～4個1米左右深的坑，這些坑是盜墓者尋找墓葬邊緣的探點」。大雲山基巖上的土層一般在1米左右，這意味著如果要挖的話，1米以下肯定是基巖。「如果挖到1米以下，出現了珊瑚土而不是基巖，就意味著這裡的岩層順序已經打亂，有人動過。盜墓賊在水塘的四周開挖，探測1米左右的地下是不是基巖。如果不是基巖而是珊瑚土，就意味著很可能是墓葬邊緣，一旦找到兩個點，確定一條直線，就找到墓葬的一條邊。」謝元安向本刊記者解釋。如果珊瑚土以下能夠找到一種灰白色的白膏泥，那麼就非常可能有墓葬了，「墓葬通常都是挖一個方形的口，下棺材，在上面一層層地鋪白膏泥。白膏泥由石灰和土攪拌而成，密度較高，夯實不透氣，防腐效果較好，常用於東陽一帶的墓」。

其實很早就有人猜測或知道水塘這裡有墓葬。當地老百姓中有傳言，當年部隊想在山頂上架設雷達，發現下面有大墓葬，就讓開了。一些零星的跡象讓這種誘惑力變得強烈，令人關注。大概10多年前，謝元安曾經以一個考古人員的身份來到這裡，他發現有一個常人不易察覺的人工鑿過的石頭面斜插入地下，可能是一個下棺材的墓道。村裡的老百姓用開山的鋼釬去通，鋼釬就掉下去了，拿不上來。

承包採石場的盱眙塘口人王立華對這裡最熟悉。幾年前，他曾在開採中拾到一個陶壺，謝元安去看，「一看就是漢代的東西，但這並不能說明這裡一定有墓葬，很可能是遺棄的東西，只能說明這裡曾是生活的居住點」。謝元安於是把陶壺徵集到了縣博物館，王立華沒有收錢。過了一段時間，可能是有人告訴他下面有墓，他跑來問謝元安，「那個杯子值多少錢？」謝元安不好回答，只說「那個不值錢」。王立華說，那不值錢就還給我。謝元安回答說，「你不要要了，在博物館展覽，下面署你的名字」。王立華指著那塊斜插的石頭說，「下面很深，釬子通下去掉底」，然後問謝元安，「館長你開不開？你要開的話，讓博物館出土方費。開到了，文物你們拿走，開不到，土方費也給我」。

村民也許能夠聽到爆破的聲音，但是他們不願意去管也是有原因的。謝元安向本刊記者講述了一個幾年前東陽盜墓的故事。盜墓者在夜間挖墓，驚動了附近村民，一個村民上去看，被盜墓者逮著。正是寒冬，盜墓者把村民的衣服扒光，讓他下坑道挖土，直到第二天清晨收工的時候才允許他穿上衣服回家。「盜墓者都是紅著眼的，就算知道，哪個村民敢去管呢？」謝元安有一些無奈。

2月9日，盱眙縣文化局的3樓會議室裡，江蘇省、淮陰市和盱眙縣的有關專家匯聚在一起討論東陽古墓的有關事宜，會議並不公開。本刊記者來到文化局，縣文物局和博物館的所有領導對有關會議的內容都非常謹慎，保持緘默。知情者告訴本刊記者，當天「討論激烈，但尚無定論」。對一個新墓的發現或者搶救性挖掘，總是涉及歸屬權問題。「地方都想自行挖墓，但又要等待上級領導的決定，不能私自去挖。在這時候，怎樣和領導溝通很關鍵。」這位知情者說。

東陽盜墓軍

東陽位於皖蘇交界線上，距盱眙縣城38公里，地處天長、金湖、盱眙三縣交界，在春秋戰國時代先後屬吳、越、楚。秦滅楚後，在這裡設縣，秦漢仍為東陽縣，先後歸屬荊、吳諸侯國，三國兩晉以後開始逐漸衰落。登臨縣城的都梁閣，可以將整個東陽盡收眼底：東面斷續的黃山嶺，西面霧氣濛濛的淮河，北部依稀可見的雲山，南面視野開闊的平原。

東陽最繁榮的時候，正好是封建社會最盛行厚葬的時期，城外的同期墓葬曾出土大量隨葬品。從上世紀60年代起，秦士芝就在東陽做考古和博物館的工作，現在定居南京。秦士芝為東陽算了筆粗賬，「東陽秦朝是個郡，漢時是個大縣，有3萬多人，人口非常集中。按一天死4個人，一年365天，440年算，有多少人？有多少墓？」可見東陽墓葬之多。大雲山位於東陽古城北大約2公里，是一個古墓群，只是墓葬的級別較低。

在東陽的繆莊、圩莊走一走，在小雲山逛一逛，路邊的牆上仍然到處可見諸如「保護文物，人人有責」的大幅標語。這裡曾經是盜墓猖獗的地方，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公安部門逮捕的盜墓賊不下80人。謝元安告訴本刊記者，東陽向東200米就是江蘇和安徽交界處，兩省的山路相互交錯，那裡有一個村子叫姬村，曾是盜墓者之鄉。現在村上幾乎難以見到壯年的男性，大多數是留守的婦女、兒童和老人。盱眙打擊盜墓以來，當年的盜墓者進監獄的進監獄，逃跑的逃跑，使這裡成為留守村。

上世紀60、70年代，農民把地裡挖出來的文物隨手扔掉。那時候秦士芝穿著一雙黃球鞋，掛著黃挎包，帶著用紙盒板糊的宣傳小照片，到盱眙的鄉村裡做流動的文物展覽，老百姓指著圖片說，「哎呀，這個原來是個好東西，差點就扔掉啦」。秦士芝回憶，「那時候，一個銅壺就能換一個臉盆，一把銅鏡就能換一條毛巾加一把鐵鍬」，沒有文物市場，村民也從來沒有把文物與金錢畫上等號。

上世紀70年代以來盱眙縣開挖水渠，沿安徽境內江蘇交界處的繆莊、圩莊—廟塘、東陽與朱莊—彭莊一線，曾經出現過100多座古墓，挖墓開始多起來。那時候挖墓的側重點是挖棺材板，用來蓋房子、搭東西，賣、燒，或者家用，完全出於實用的目的。開始是集體挖掘，以生產隊的名義挖，挖來的棺材板用不完的就賣了買化肥、拖拉機，發展公社農業，得到公社幹部的支持。秦士芝還記得，那時候的大隊長去找秦士芝說，「來給我們挖挖吧，我拿棺材板，你們拿文物」。挖出來的銅器就直接賣給收購站，也就是當時的供銷社，「沒把它當好東西，有一次就從供銷社收了36件」。

上世紀80年代安徽和江蘇狠狠抓了一下，禁止挖墓，有一段時間比較收斂。80年代後期，文物市場開始開放，開始不合法，後來逐漸變成合法，處於「可以承認你，也可以不承認你」的狀態。富起來的人開始玩文物，收的人、買的人也多，挖出的東西在市場上賣得到錢。這種背景下，盱眙掀起第二次挖墓高潮，「農民發現在家搞農業生產搞不了多少錢，文物更值錢」。

謝元安自嘲地說：「現在你去宣傳《文物法》，徵集文物，農民給你一句，『摔壞了，沒有了』，就是不賣、不給」。秦士芝明白農民的想法，在他們觀念裡，「國家跑到自家的地裡挖掘，把貴重的寶貝拿走了，反過來只賠償土地費、青苗費，總有些被搶的感覺。」上世紀80年代，穆店鄉馬湖村一個憨厚老實的農民無意間發現了陳璋圓壺、金獸和郢愛3件國寶級文物，盱眙縣勞動技術學校現任校長就是馬湖村人，他還記得那時候政府補償給這個同村農民3000元，蓋了座瓦房。「在當時，大家都覺得瓦房很了不得了。」但是今天，情況有所不同。

東陽的農民基本都懂得如何通過土壤識別是否有墓葬，這種知識的普及，與東陽的考古挖掘歷史有關。早在上世紀70年代，南京市博物院在東陽辦了個考古培訓班，將全省的考古人員都集中在東陽東面，做了大量示範性挖掘。當時組織了很多當地農民工來挖掘，「這些農民工在無意中成了『旁聽生』」，謝元安說。上世紀90年代盱眙縣最有名的盜墓者沙三，就曾經參與過挖掘，還觀摩過東陽一號漢墓的挖掘過程，「我們在下面清墓，他還在上面看」。「在清理墓葬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一些規律，比如凡是有珊瑚土的，就表明土層已經搞亂了，說明下面有墓葬。老農都有這個經驗，懂得把一根鋼釬插下去，聽到清脆的聲音，出來的氣體用火點燃，如果是綠色火苗就是氫氣，表明是好墓;如果是撲哧一聲，表明棺材板已經破壞了。農民得天獨厚的優勢還在於，他們長年生活在山裡，對土壤，對出土的一片木頭、一個罐子，他們都瞭如指掌，先天消息靈通。他們常常是最關心墓葬信息的人，也主動找考古人員聊天。」

東陽盜墓大軍中，河南人和安徽人是不可忽視的主力。河南民工流入盱眙並加入當地的盜墓，和他們掌握了打洛陽鏟的技巧有關。這種專用於盜墓的洛陽鏟，相傳是河南的盜墓賊「李鴨子」發明的。這種鏟窄窄的，縱斷面呈半月牙狀，鏟頭鋒利，常見的鏟長30厘米、直徑6厘米左右。鋼管的柄子是一節一節的，每截以螺絲口或卡槽對接，想探測更深的地方時，就一節一節接起來。這種鏟子許多考古人員都不會使用，「手很容易起繭，打不下去」，謝元安做了個打鏟的姿勢。「農民工擅長使用這種工具，洛陽農民更是。考古界有句話叫『建模請農民工』，就像打腰鼓的要請安賽腰鼓隊，江蘇考古調查很多都需要從河南專門請農民工出來打洛陽鏟」。安徽人來到這裡，則是因為東陽和安徽天長市交界，親戚朋友往來密切。還有一些外地人，聞東陽的名氣而來。「盱眙的歷史和地下墓葬豐富，本身就是一個誘餌。」秦士芝說。王勇告訴記者，在很大程度上，這些人都是根據當地的縣志按圖索驥。

除了盜墓者，還有一些外地人也抱著對文物的興趣而來。不光是江浙一帶來直接掏腰包的大老闆，還有那些帶著大型成套機械和醉翁之意，到這裡來採石或挖沙的老闆。王勇為自己的博雅軒建了個《藏鑒集》，封面上是他所藏的一件宋朝鈞窯琮式瓶，「是盱眙淮河那兒挖沙的一個老闆以3000元賣給我的」，要是直接到鄉下去收購，價格會更低。只是農村的東西也再沒有以前好收了，農民變得越來越精明，而地攤和文物店裡假的文物也越來越多。「只有古墓還能出土些東西。」盱眙淮河鎮上搞了14年考古和收藏的張洪學說。

但是盜墓者仍然只是再普通不過的農民。他們在荒郊野外付出艱苦勞力打井挖掘，或者當場破板、當場出價給一道商販，或者以低廉的價格賣給到鄉村收購的人，再經過幾次轉手，盜出的出土文物就成了流散文物，洗掉了罪證，登堂入室成為收藏品。而這個時候，盜墓者也就能逍遙法外。

「盜墓者很少有真正致富了的。」謝元安說。真正的獲利者是文物市場利益鏈上端的大商販，「真正的文物工作者也很少關心它的價格，收購者只知其皮毛，而那些懂得市場的專業收藏家，也就是最終掏腰包的人，才是文物價格的制定者」，謝元安說。

當文物堂而皇之地以傳家寶、海外友人饋贈等私人收藏的名義出現在市場上或公眾眼中時，人們難以再把它們和盜墓者聯繫在一起。像北京潘家園這樣的三四級倒手交易市場，「它的存在是合法的。可是從《文物法》的角度去審視，對於那些按年代劃分流通限制的買賣，你會有新的認識」，謝元安說。而電視媒體對文物市場的參與，反過來又成為盜墓者的學習和信息渠道，明碼高價地讓文物成為無處不在、難以抵制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