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鵬飛提出「反省」和「麻煩」都過於輕描淡寫。大平正芳說：「我們兩人同歲，現在都在為自己的國家奮鬥，為自己的國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們是沒辦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方面的意見寫入《聯合聲明》裡面，不要說談不成，回去以後也很難交代的，我和田中角榮都得下台。我們如果下台了，也就沒有人能夠來執行這個《聯合聲明》了」。

　　編者按：1972年，在中日兩國政治家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實現了「破冰」。今年81歲的原外交部新聞處處長周斌，在1972年作為中方譯員參加了中日恢復邦交談判的整個過程，親身感受了兩國外交家在戰爭責任等問題上的激烈交鋒。日前，《環球時報》記者記錄了他對中日恢復邦交歷史時刻的一些珍貴記憶。

　　從在北京機場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外相大平正芳，一直到上海虹橋機場為他們送行，我(指周斌，下同)有幸參加了1972年中日恢復邦交談判在中國的所有活動，至今回憶起來仍感慨無限。

　　儘管中國政府事前通過日本公明黨、社會黨以及自民黨一些國會議員做了很多工作，田中角榮走下飛機的時候還是很緊張，態度也顯得生硬。他見到在飛機舷梯旁迎接他的周恩來總理後，說的第一句話是「我是田中角榮，54歲就當上了日本首相」。接下來又重複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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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總理把田中角榮一直送到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條件最好的18號樓。有一個細節我至今記憶猶新。到了18號樓後，周總理要脫掉自己的風衣，這時，田中角榮搶在我們翻譯人員前面，主動上去幫總理脫風衣。總理說：「不行，不行，怎麼能讓你來替我脫風衣呢?」田中角榮則說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話：「你把我安排在國賓館18號樓，這幾天我就是這裡的主人了。那你就是我最尊貴的客人，我應該為客人服務。請允許我幫你把風衣脫了。」

　　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此期間，田中角榮又說了一句「我54歲當上了日本首相」。我想，他肯定對自己54歲當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別自豪。看看日本戰後的歷史，就知道日本的確沒有這樣年輕的首相，也沒有這樣中專畢業的窮苦人出身的首相。周總理好像不願意再聽這話了，笑著說，「田中先生，我51歲就當了中國總理了，而且一直當到現在」。從此，田中角榮就不再強調自己54歲當首相的事情了。

　　接下來幾天是談判，這些談判中，沒有一次是完全按照對方的意見辦的。9月25日，在周總理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田中角榮在致答謝詞時首先感謝周總理，感謝中國這麼多朋友來歡迎他。緊接著，他說他代表日本政府對過去給中國人民「添的麻煩」表示歉意(據說，此言一出，立刻橫掃宴會席間的「友好」氣氛，姬鵬飛外長看到「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憤怒起來」———編者注)。第二天，在首腦會談中周總理對日方的態度提出嚴厲批評，他鄭重提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說「添麻煩」在中國人民中是通不過的，而且會引起強烈反感。

　　9月27日，為解決有關表述問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與中國外長姬鵬飛在去長城的路上舉行了一場「車中會談」，我負責做翻譯。當時，北京市內到八達嶺的公路很差，一路顛簸，我還暈車。會談中，姬鵬飛提出「反省」和「麻煩」都過於輕描淡寫。大平正芳說：「我們兩人同歲，現在都在為自己的國家奮鬥，為自己的國家努力。但是，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們是沒辦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國方面的意見寫入《聯合聲明》裡面，不要說談不成，回去以後也很難交代的，我和田中角榮都得下台。我們如果下台了，也就沒有人能夠來執行這個《聯合聲明》了」。

　　大平正芳還說，「明確地講，我本人讚成中國方面的觀點，那場戰爭是明明白白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我記得清清楚楚，我本人從大藏省出來以後，分三次到中國張家口附近做社會調查。那個時候，正是那場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我親眼看到就是一場侵略戰爭。其實，那個時候田中角榮也被徵兵了，他到了中國的牡丹江。但是，他沒有拿過槍，只是在步軍醫院裡面服役。他對這場戰爭性質的認識和我是一樣的……」

　　我記得姬鵬飛回來以後馬上向周恩來報告。這個問題當天晚上是必須解決的，因為第二天上午就要簽署《聯合聲明》(當天晚上，毛澤東主席在會見田中角榮等人時再次問及「『添麻煩』的問題怎麼解決」，田中說「我們準備按照中國的習慣來改」———編者注)。那天深夜2時，參加談判的人都靠喝咖啡維持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張字條來，那字條的形狀我都還記得。他說：「姬鵬飛外長，這是我們日本方面的最後方案。如果你們中方還是接受不了，還是不行的話，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裹回家去了。」那字條上面用日語寫著「日本國政府對日本過去通過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重大損害，痛感責任，深刻反省。」後來，《中日聯合聲明》裡採用的就是這個表述。

　　我記得當時有同事認為不能同意，因為沒有「侵略戰爭」四個字。最後周總理說：「既然他們承認給中國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他們也痛感責任，他們要深刻反省，這不就是承認『侵略戰爭』嗎?為什麼一定要加這幾個字呢?現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們有困難，我們不應該為難這些準備解決問題的朋友們」。那時，儘管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周總理在外交方面還是有絕對權威的，他說話以後，就沒有人爭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