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都被唐太宗和魏征騙了一千多年，所謂「明君直臣」的千古佳話，根本就是兩人心照不宣地出演對手戲，刻意營造出來的政治作秀罷了!!

　　先來看看魏征是如何被唐太宗啟用的。玄武門之變後，李世民開始清除建成餘黨，因早聞魏征才名，故專門召見，剛一見面，就質問魏征：「汝離間我兄弟，何也?」沒想到魏征是個人物，竟然回答說：「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其實，即使李建成先動手，歷史也未必改寫。

　　魏征之所以這樣說，顯然是縱橫家的招數，為的是宣揚自己的高明。關鍵是，他將李建成比作平庸的公子糾，將李世民比作五霸之首的齊桓公，無疑讓李世民萬分受用。而魏征將自己比作管仲，則表示自己能成為李世民的股肪之臣，輔助其成大業，暗示李世民系有道之君，要善於用人，不記前嫌，否則比齊桓公可就遜色多了。

　　這個回答當真妙極，應該給一百分!李世民被打動了，本來嘛，各為其主，也沒啥可指責的，況且魏征並非太子黨要員，只是個主管經籍的小官，但卻才華橫溢，這樣的人若收為己用，既能顯示自己英明豁達，又多少能消除點兄弟相殘的惡劣影響。

　　要注意的是，李世民極具權謀之術，並不像人們印象中的那樣不計前嫌。他對武德舊臣尚且滿懷戒心(這批開國功臣在太宗即位後，處境都大不如前)，更不用說作為建成幕僚的魏征了。所以，太宗重用魏征，一是看中才華，一是借此營造明君形象。

　　魏征從小就好縱橫權變之術，對於太宗用意自然心如明鏡。他明白，要想取得生存和更高地位，就必須幫著太宗打造明君形象，而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諫，進諫越多、越激烈，就越不會有危險。

　　我們看，這些諫言可以分為三類：

　　一是魏征與太宗的對答。這些對答多是為君之道和儒家治世思想。

　　二是魏征主動上書的諫言。這些諫言大多是根據隋朝滅亡的教訓，提出一些預防性措施。

　　這兩類諫言數量相當多，的確顯示出魏征的博學多才，但要注意，所針對的並非什麼現實中的重大朝政，而是一些理論性的問題，所以更像一種學術交流。

　　三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與太宗意見截然相反的諫言。

　　這一類諫言是自古以來最難的，很多人因此丟掉小命。但我們看，魏征在這方面的諫言數量相當少，而且所針對的也不是什麼重大事件，比如勸太宗不要將已經訂婚的女子納為妾等。

　　所以，拚命進諫，根本就是魏征放的一個大招!

　　太宗雖然啟用了魏征，但待他與房玄齡等自己的親信還是有很大區別的，儘管表面上把魏征捧得很高。

　　有一次，有人在太宗面前說魏征偏袒自己親戚，太宗馬上派溫彥博查處此事，雖非事實，但仍向魏征提出了警告。魏征趁機向太宗攤牌，說自己要做良臣，不做忠臣：「願陛下稗臣為良臣，毋稗臣為忠臣」，「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抵取空名。此其異也。」

　　魏征把住了太宗的脈，那就是他想成為一代明君，要想成為一代明君，就不能偏聽偏信，必須廣泛聽取諫言。太宗也很快明白魏征意思，號召群臣勇於進諫，形成貞觀年間的一股風氣，自己也如願以償收穫了明君稱號。

　　可以說，兩人是互相利用、互相標榜。魏征因此成了歷史上著名的諫臣，而太宗則成為一代開明君主，兩人心照不宣地聯手譜寫了一段「千古佳話」!

　　然而，太宗也不是吃素的，對於為君之道和馭下之術那是相當嫻熟。所以，他時不時就會敲打敲打魏征，提醒他不要忘了我們原來是敵人。比如：

　　貞觀三年，魏征被遷秘書監，太宗對他說：「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

　　貞觀六年，太宗幸九成宮，宴近臣時又說：「魏征往者實我所仇，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聯能耀而用之，何慚古烈?」

　　貞觀七年，魏征升為侍中，太宗又對他說：「膚拔卿於仇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聯之非，未嘗不諫…」(《貞觀政要》)

　　太宗的心思由此可見一斑!而每逢此時，魏征都會十分聰明地回答說：「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意思是說，皇帝允許我說，我才敢那樣直言不諱，否則，我怎麼敢去摸逆鱗呢?這段話把兩人的關係揭露得再清楚不過!!!都是影帝!!!

　　其實，太宗真不是一個多麼寬宏大量的皇帝，對於魏征動不動直言進諫，其實心裡很煩，怨念很多，只是開弓沒有回頭箭，為了維持明君形象，就必須容忍。但皇帝也是人，這種怨念積累多了，難免會爆發出來。

　　眾所周知，有一次唐太宗罷朝回宮，惡狠狠地說：「早晚殺卻此田舍漢!」長孫皇后問：「誰觸許陛下?」太宗曰：「魏征每庭辱我，使我常不得自由。」

　　這才是現實生活中真實的太宗，而不是那個坐在龍椅上的政治家，也是兩人關係的真實流露!

　　好在長孫皇后是個明白人，她馬上向太宗盛服致賀：「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太宗當即省悟過來，又變成政治家的太宗。「於是太宗意乃釋」，並讓其傳於宮帷之外。

　　不過，一有機會，唐太宗總要流露出他的內心積怨。他曾將衡山公主許配給魏征的兒子，但魏征死後，對其「毀短百為。征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讖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征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太宗覺得，這是魏征對自己存有戒心，向後人顯示自己的錯誤，特別是與杜、侯同黨更使他大為不悅，「乃停叔玉昏，而僕所為碑」。

　　以太宗之英明，對這些奸人讒言，想必不會無察，但仍親手砸掉魏征墓碑，可見其心中怨念之深!

　　兩年後，太宗征高麗無功而還，後悔出兵，頓時想起魏征，再度為其立碑。究竟這次立碑是出於真心，還是政治作秀，恐怕只有太宗自己知道了!不管怎樣，此舉為兩人的關係劃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從此，「明君直臣」的形象流傳千餘年!(原文來自今日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