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解釋一個問題：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王朝，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那為什麼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要顯得那麼艱辛、一波三折？這麼重大的問題當然不適宜用單一的原因來解釋，不過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歷史原因，我認為，那便是——「唐宋變革」所代表的近代化進程在南宋滅亡之後被中斷了，歷史發生了某種程度的倒退。

　　敏銳的明末思想家黃宗羲與王夫之都察覺到，宋朝的覆滅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並論。黃宗羲說：「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王夫之說：「二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舉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僅僅是一個王朝的覆滅，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換代的歷史性巨大變故。用那個時代的話語來說，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話語來說，大妨稱為「文明的中斷」。

　　為什麼說宋朝的滅亡是「文明的中斷」呢？請允許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話：宋亡之後，元王朝統一中國，並在政治社會領域帶來了某些落後的影響，「它們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一種歷史的因襲，為後來的明朝所繼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襲元朝，而元朝的這一套制度則是蒙古與金製的拼湊。從嚴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中斷。」

　　元王朝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及其影響，深刻地重塑了宋後中國的歷史。我們擇其大者，介紹如下——「家產制」的回潮。本來宋人已有「天下為公」的政治自覺，就如一位宋臣告訴宋高宗：「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為天下人共有。而來自草原的統治者則將他們所征服的土地、人口與財富都當成「黃金家族」的私產，推行中世紀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戶」即是草原貴族的屬民，有如魏晉—隋唐時代門閥世族的部曲農奴。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家臣制」的興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間乃是一種公共關係：「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君臣之間，「各有職業，不可相侵」。入元之後，這種公共性的君臣關係被私人性的主奴關係代替，臣成了君之奴僕，許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宮服役。在主奴關係下，君對於臣，當然也是生殺予奪，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懲罰自己的奴隸，一位明朝的觀察者說：「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元朝）極輕。」

　　「諸色戶計」的誕生。我們知道，宋代實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勞役亦不多見，差役也開始折錢結算。入元之後，征服者卻按草原舊制，推行全民當差服役的「諸色戶計」制度：將全體居民按職業劃為民戶、軍戶、站戶、匠戶、鹽戶、儒戶、醫戶、樂戶等等，職業一經劃定，即不許更易，世代相承，並承擔相應的賦役。

　　「驅口制」的出現。宋朝基本上已廢除了奴隸制，但元朝征服者又從草原帶入「驅口」制度，使奴隸制死灰復燃。所謂「驅口」，意為「供驅使的人口」，即在戰爭中被俘虜之後、被征服者強迫為奴﹑供人驅使的人口。元朝的宮廷、貴族、官府都佔有大批「驅口」，他們都是人身依附於官方或貴族私人的奴隸。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營手工業多實行「和雇制」與「差雇制」，「和雇」是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聘工匠，作為僱主的政府與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結合的僱傭關係；「差雇」則帶有強調徵調性質，但政府還是需要按市場價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卻將全國工匠編入匠籍，強制他們以無償服役的方式到官營手工場勞動。

　　「路引制」的恢復。漢唐時，人民如果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方申請通行證，叫做「過所」。宋人則擁有遷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麼「過所」。但元朝又實行「路引制」來限制人口的流動性，元會典中有一項立法，叫做「路人驗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於見住處司縣官司具狀召保，給公憑，方許他處勾當。……經過關津渡口，驗此放行，經司縣呈押；如無司縣，於尉司或巡檢呈押；無公引者，並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戶亦驗引，明附店歷。……違者，止理見發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門遠行、投宿，必須持有官方開具的「文引」，類似於介紹信，才准許放行、住店。

　　「籍沒制」的氾濫。籍沒，即官府將罪犯的家屬、奴婢、財產沒收入官。秦漢時，籍沒制頗盛，但至宋代時，籍沒的刑罰已經很少適用，並嚴格控制適用，如宋孝宗的一項立法規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沒財產人，並須具情犯申提刑司審覆，得報，方許籍沒。仍令本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慶，按勃以聞，許人戶越訴。」入元後，籍沒制度又氾濫起來，如忽必烈的一道詔書說：「凡有官守不勤於職者，勿問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這當然是財產權觀念發生退化的體現。肉刑與酷刑的制度化。自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黥（刺面）、劓（割鼻）、刖（斬足）、宮（割勢）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舊，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宮一直不敢恢復。元朝則將肉刑入律，如「盜牛馬者劓」。陵遲等慘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極少應用，在元朝則正式編入法典，代替絞刑成為元代死刑的兩種執行方式之一，陵遲開始氾濫化，致使中國法製出現野蠻化的趨勢。

　　「人殉制」的死灰復燃。人殉作為一種遠古的野蠻蒙昧風俗，在漢代以來的中原王朝已經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願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還存在著人殉之俗，這應該是社會未完全開化的體現。元朝貴族是否保留人殉，史無記載，但元廷鼓勵民間殉葬行為則是毫無疑義的，《元史》載：「大同李文實妻齊氏、河南閻遂妻楊氏、大都潘居敬妻陳氏、王成妻高氏以志節，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縊殉葬，並旌其門。」在這一惡俗中成長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後，即恢復人殉之制。

　　「海禁」的設立。中國的「海禁」之設，也是始於元朝。元廷統治中國不足百年，卻先後實行過四次「海禁」，「海禁」期間，商民不准出海貿易：「禁私販海者，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半給告者」；海外商貿只能由官府出資的「官本船」壟斷。這一點，跟宋朝鼓勵和保護民間商船出海貿易大不一樣。

　　「宵禁」的重現。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時「宵禁」制瓦解，出現了繁華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復了「宵禁」，入夜之後，禁鐘響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飲宴、點燈，「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視察禁時以後，是否尚有燈火，如有某家燈火未熄，則留符記於門，翌晨傳屋主於法官所訊之，若無詞可藉，則處罰。若在夜間禁時以後，有人行街中，則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體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層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語，這也導致元人無法繼承宋朝發達而繁密的治理體系，比如在法制領域，誠如民國法學學者徐道鄰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後，宋朝優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壞，他們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學，取消了刑法考試，取消了鞠讞分司和翻異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體系的特點是稅率超低，政府只能維持最簡陋的形態，用孟子的話說，這叫做「貉道」；以現代的眼光審視，那種簡陋的政府根本無法在歷史轉型期組織社會與經濟的革新。可以看出來，元朝征服者從草原帶入的制度具有明顯的中世紀色彩，它們的推行，意味著「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方向發生了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