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的名字叫小斯當東。

　　1840年4月7日，英國的下院進行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辯論的議題是：要不要向中國派遣遠征軍。漫長的辯論過程中，一位叫小斯當東的議員的發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視。在他發言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人們聽得異常認真。小斯當東以果斷的口吻說，通過他對中國統治者性格的瞭解，他認為戰爭不可避免：

　　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瞭解這民族的性格，很瞭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他認為，對中國的武力征服是必須的。

　　如果我們在中國不受人尊敬，那麼在印度我們也會很快不受人尊敬，並且漸漸地在全世界都會如此!正在準備中的戰爭是一場世界性的戰爭。它的結局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根據勝負，這些影響又將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們要輸掉這場戰爭，我們就無權進行;但如果我們必須打贏它，我們就無權加以放棄。

　　小斯當東的發言對議員們的選擇影響是至關重要的。發言結束後，下院裡響起了長時間的鼓掌聲。在後來進行的投票中，主戰派271票，反戰派262票，9票之差。也就是說，如果再多5張反對票，鴉片戰爭就不會在那時爆發。

　　大部分議員都十分相信小斯當東，因為他13歲就到過中國，而且還曾經與乾隆皇帝親切交談，得到乾隆的特殊關注與喜愛。

　　原來，小斯當東正是當年馬戛爾尼使團副使斯當東的兒子。馬戛爾尼訪華時，13歲的他被作為「見習侍童」帶到中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初十，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小斯當東因負責為特使提斗篷的後沿，也得以見到天顏。

　　在駛往中國的漫漫旅途中，小斯當東閒來無事，向翻譯們學起了中文。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極強的，何況斯當東爵士的兒子智商很高。很快他就掌握了許多日常對話。在覲見的時候，和珅向皇帝介紹，說這個小鬼子會說中國話。

　　刻板嚴格的程序被打破了，皇帝微笑著命孩子跪得再近一些，「讓他講中國話。或許是因為孩子的謙遜，或許由於他講話的漂亮用詞使皇帝十分高興，後者欣然從自己的腰帶上解下一個檳榔荷包親自賜予該童」。

　　英國人沒感覺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個手工繡成的錢包。但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卻是了不得的恩典。「賜給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說是一種特殊恩惠：東方人把皇帝身上帶過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視為無價之寶。」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保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通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歷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裡修了一個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札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係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科爾布魯克(HenryThomasColebrooke)共同創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係中最有發言權。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採取強硬手段，想通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