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新《三國》偏離了「中國史心」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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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新《三國》偏離了「中國史心」

2015年04月16日 人物簡介 暫無評論 閱讀 117 次

  新《三國》比起老版,少了許多抒情意味的空鏡、特寫,敘事節奏加快了,這大概是它的優勢。但為了戲劇衝突,也改變了很多大家熟悉的歷史橋段。比如十八鎮諸侯是曹操發矯詔召集的,袁紹不過是應詔來與曹操會盟,但劇中曹操卻成了會盟的後加入者;再如劉關張是隨公孫瓚前去會盟的,在劇中竟成了孤單單、慘兮兮地隻身赴會。劇中這樣故意變更細節的地方還有很多,我想名著改編,既要照顧到普通觀眾的觀劇效果,也得想到那些三國迷的感受。有些細節可以不交待,但一旦出現就不該有明顯硬傷,否則的話,會讓那些熟悉三國的人看了彆扭。

  還未看完全劇,很難做出整體評價。但從導演高希希(在線看影視作品)和編劇陳汗對媒體的說法看,新《三國》是想為曹操翻案的。新劇不僅以「曹操視角」來統領全劇,甚至想改變曹操的奸雄形象,將之塑造成一個「新型英雄」。這些年一直有為曹操平反的呼聲,似乎有了「國家統一」的大義,政治家是否仁義與奸詐已變得不再重要。很多平反之聲,多把「揚劉抑曹」看作羅貫中的立場,或是歷史的誤解,其實並非如此。《三國演義》之所以被視為第一才子書,是因為有三絕,一絕在諸葛孔明,他既有隱士風流,草廬中能識三分天下,又能盡乎人事鞠躬盡瘁,是知識分子理想的化身。二絕在關雲長,有單刀赴會的神威,也有義釋華容的恩誼,有達旦讀史的儒雅,更有獨行千里的忠義,成為一代名將的理想化身,所以會成為歷代民間祭祀的對象,被尊崇為「武聖」,在民間與「文聖」孔子齊名。三絕才是奸雄曹操,一句「只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盡顯政治家實用主義嘴臉。

  有了前面二絕,「揚劉抑曹」不可避免,羅貫中不過是尊重了中國民間歷代形成的公共記憶。一旦用了「曹操視角」,孔明和關雲長的形象勢必被弱化。中國人看歷史,注重的並不是行動和結果,而是行動中蘊含的價值和理念。歷史中的事件起起落落,有的事成,有的事敗,現代人多關心成事之人,然而中國史觀並非如此。從孔子到屈原,從諸葛亮到關羽,皆因所主之事不圓滿才被民間信奉,因為這種不圓滿,更能顯出人格的不朽。錢穆先生認為這正是「中國的史心」、「中國文化精義所在」。所以民間對《三國》推崇,更多的是對大人格、真性情的推崇,而絕不是「只以成敗論英雄」這種庸俗的歷史觀。

  忠實原著,或者創新,是重拍四大名著首先會遇到的難題。當然重拍者,都會說自己尊重原著精神,哪怕是創新,也會標榜為更貼近歷史真實的解讀。但創新一定得尊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目的是喚起人們對傳統價值的新情感。當下處在一個價值觀缺失的年代,缺失不是說沒有價值觀,而是指人們的價值認知中缺少了道德、倫理、社會、政治等多維度的判斷,衡量價值的標準只剩下了財富、權力或成功。我希望這部新《三國》,至少標榜的不是這種功利主義的價值觀。

  今年據說會成為四大名著重拍年,李少紅版《紅樓夢》、張紀中版《西遊記》及《水滸》都在重拍中。四大名著之所以有名,就在於它的歷史傳透力,它所表現的價值觀是經過歷史與民眾檢驗的。雖然人人可能重新闡釋與演繹名著,但學問與情懷的高低,卻能因此立判高下。從一部普通作品中,我們很難判斷一個庸才的藝術功力,但一旦演繹名著,立即就能現出原形。這也是很多著名導演並不敢輕易染指名著的原因。如何把一部經過民族歷史經驗的鴻篇巨著搬上熒屏,本身就最能考驗一個人的真實功力。因為名著不僅攜帶和見證了我們關於文明的公共記憶,它所承載的精神內涵與價值往往是普通作品無法比擬的。

  重拍四大名著雖是不錯的賣點,但是能成為時代的亮點,還是人們眼中的污點,仍需拭目以待。但我希望創作者,對這些名著能多些檢點,這樣觀眾眼裡也會少些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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