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墓內有千奇百怪的陪葬品，除了金銀財寶之外，還有一些陪葬品也是價值連城。可能當初的墓葬主人沒有想到隨他入墓的物品有多大價值，但是對於後人來說，這是瞭解當時歷史狀況的重要依據。例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是研究重要的商周歷史的重要依據;例如，碑刻、字畫、瓷器、陶器，這上面附錄的文字，隨時都可能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前段時間河南安陽出土的「曹操墓」，其判斷依據之一就是墓內石牌上面的「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銘文(這一觀點目前遭受質疑，本文對此不做評價)。當然還有一些陪葬品為我們所不齒，鮮明的例子就是用活人陪葬，這應該算最為昂貴的陪葬品。

　　陪葬寶物一：甲骨

　　由發掘甲骨而發現的殷墟

　　甲骨就是中國古代占卜時所用的龜甲和獸骨。其中龜甲又被稱為卜甲，多用龜的腹甲;獸骨又被稱為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也有羊、豬、虎骨及人骨。因而，卜甲和卜骨，被合稱為甲骨。

　　中國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就已出現了占卜用的甲或骨，至商代甲骨盛行，到周初或更晚仍有甲骨。商周時期的甲骨上還契刻有占卜的文字——甲骨文。甲骨作為陪葬寶物，主要是在商朝時期。在商代，宮廷裡會有一位地位極高的占卜官，他平時會準備好甲、骨，每當商王要決定一項活動，或詢問一件事情的時候，他就會拿出一片甲或骨，在其背面挖上槽或鑿上幾個洞;然後用燃燒的木枝去炙，炙到一定溫度，甲或骨會「卜」的爆開一些裂縫。占卜官根據這些縫的深淺或走向來判斷天意，並向國王報告。國王即據此決定一切行動。事後，占卜官還要把該事的結果刻在這片甲骨上。這便是甲文，又稱甲骨卜辭，是我國已發現的最早的文獻記錄。

　　甲骨本身非常珍貴，因為它能預知吉凶，乃至生死，而且甲骨通常與巫術結合，所以商王希望死後也能帶上這些寶物，可以得到鬼神的保佑，另外也是希望自己在未知的死亡世界裡能夠得到安慰和寄托。

　　甲骨文的發現純屬偶然。1899年，清王朝國子監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從一味中藥「龍骨」上面，發現了一種不認識的古代文字。經過研究得知，這種「龍骨」有的是龜甲，有的是牛肩胛骨。後來，人們把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叫做甲骨文。由於最先發現甲骨文的是王懿榮，因此，他也被譽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轟動。但是，古董商人為了壟斷財源，對甲骨的來源秘而不宣，以後又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衛輝等地。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才首先訪知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小屯村一帶。於是他派遣自己的親屬去安陽求購，又親自前往安陽進行實地考察，先後共搜集到近二萬片甲骨，並於1913年精選出兩千多片編成《殷墟書契》(前編)出版，隨後又編印了《殷墟書契菁華》(續編)，為以後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實際上，甲骨文的發現之地——安陽小屯村一帶，為商之首都，共經歷了八代十二王，歷時273年。後人稱這段歷史為殷朝，因而此地也被稱為殷都。殷都被西周廢棄之後，便逐漸淪為廢墟，後人稱之為「殷墟」。

　　殷墟佔地面積約24平方千米，大致分為宮殿區、王陵區、一般墓葬區、手工業作坊區、平民居住區和奴隸居住區。城市的佈局嚴謹而合理。同時，從其規模及出土文物來看，它不僅是當時全國，而且是東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千百年以後，商王大墓的陪葬品甲骨，隨著氣候的變遷與時間的推移，才逐漸出現在了農民耕種的地面上。當地農民發現這種骨頭以後，便認為是古代龍的骨頭。不僅如此，他們還發現這種骨頭具有止血等作用，尤其是用這種骨頭的粉末來治療外傷和一些婦女病，療效更為顯著。因此，他們便將其收集起來賣到藥店。在被王懿榮「發現」以前，千百年來，被吃掉的「龍骨」——甲骨文不知有多少。

　　繼羅振玉之後，又有許多著名的學者，對甲骨文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遂形成一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董作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並稱為「甲骨四堂」，被譽為甲骨學研究的一代宗師。

　　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有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直到甲骨文的發現，才終於將其看做信史。

　　半個多世紀以來，殷墟出土的帶字甲骨共約16萬片之多，所用的單字也有4500多個。它是迄今為止，在中國所發現自成體系的一種最古老的文字，與埃及的「聖書文字」、中美洲的「瑪雅文字」、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幾乎同時。

　　甲骨文的發現，對於研究商周時期的歷史卻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長眠於地下的王公貴族們，肯定不會相信，後人對於甲骨的興趣，竟然遠遠大於同期出土的青銅器。

　　陪葬寶物二：青銅器

　　曾被炸成20塊的四羊方尊

　　青銅器，作為商周時期的又一大陪葬寶物，在當時的社會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商周時期的青銅器種類也頗多，著名的有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同時，在商王的墓葬中，陪葬有大量的青銅器。這些青銅器部分是用來祭祀祖先和鬼神，也有的是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酒器，等等。又如，在我國西南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就發現了很多青銅器，這其中包括人面立人青銅器，以及造型奇特的青銅樹等。此外，青銅器的製作還需要高超的合金技術，掌握好鉛、銅、錫的比例，才能鍛造出質量上乘的青銅器。所以，把青銅器作為陪葬品，一方面說明了墓主的地位和等級;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們對鼎器文化的崇拜。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偏早的青銅器，屬於祭祀用的禮器，也是中國現存商代青銅器中最大的方尊。

　　四羊方尊，重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頸飾口沿外侈，每邊邊長為52.4厘米，其邊長幾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此外，頸部高聳，四邊上裝飾有蕉葉紋、三角夔紋和獸面紋，尊的四角各塑一羊。其中，肩部四角是四個卷角羊頭，羊頭與羊頸伸出器外，羊身與羊腿則附著於尊腹部及圈足上。尊腹即為羊的前胸，羊腿則附於圈足上，承擔著尊體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頸背部飾鱗紋，兩側飾有美麗的長冠鳳紋，圈足上是夔紋。方尊肩飾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龍紋，尊四面正中即兩羊比鄰處，各一雙角龍首探出器表，從方尊每邊右肩蜿蜒於前居的中間。全體飾有細雷紋。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線合范處均設計成長稜脊，其作用是以此掩蓋合范時可能產生的對合不正的紋飾。

　　四羊方尊在地下沉睡了三千多年以後，在1938年4月，被湖南省寧鄉縣黃材鎮龍泉村的村民姜景舒發現。由於四羊方尊有著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澤，讓姜景舒以為挖到了「烏金」。於是，很快就有源源不斷的人前來參觀、撫摸。為了避免四羊方尊被絡繹不絕的參觀者損壞，姜景舒不得不請當地鄉紳出面維持秩序。只是防不勝防，方尊一個羊頭的細小的角尖還是被弄掉了，再也沒找回來。

　　同年5月，黃材鎮的一位名為張萬利的古董商以400塊光洋購得四羊方尊。但是，這400塊光洋到了姜景舒手裡，實際只有248塊——中間已經經過當地保長、甲長和鄉紳的層層盤剝。

　　張萬利買進四羊方尊以後，很快便轉手到了長沙，隨即被當時的政府沒收，交由湖南省銀行收藏保管。1938年下半年，湖南省銀行為躲避戰亂，西遷到湖南西部的沅陵縣。不久，四羊方尊就在日軍的空襲中，碎成二十多塊。

　　1952年，在中國人民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倉庫中，找到四羊方尊的碎片。1954年5月，湖南文管會的文物修復專家張欣如修復了四羊方尊，1959年被中國歷史博物館(今國家博物館的前身)調至北京。至此，關於四羊方尊的曲折經歷算是告一段落。

　　陪葬寶物三：兵器

　　楚墓同時出土勾踐劍和夫差矛

　　古代處於冷兵器時代，所以鑄造武器非常講究。尤其是帝王將相，他們的佩劍都是寶劍，而這劍更多的是一種地位和身份的象徵。此外，很多人也非常喜歡劍，所以打造出的刀劍往往是精品。他們將劍等兵器看做寶貝，死後也不捨得離開，所以很多寶刀、名劍都跟著主人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以延續他生前的榮耀。越王勾踐劍和吳王夫差矛便是如此。

　　舉世聞名的越王勾踐青銅劍，1965年12月在湖北省江陵望山1號墓的一座楚國貴族墓中出土。出土時，此劍裝在黑色漆木劍鞘內，劍與鞘吻合較緊，劍身寒光閃閃，毫無銹蝕。寶劍全長為55.6厘米，劍身長46.6厘米，劍格寬5厘米，劍首外翻捲成圓箍形，內鑄有間隔只有0.2毫米的11道同心圓。同時，劍身上還佈滿規則的黑色菱形暗格花紋，劍格正面鑲有藍色琉璃，背面鑲有綠松石。除此之外，靠近劍格的地方還有兩行鳥篆銘文，是為「越王勾踐，自作用劍」八個字。

　　越玉勾踐劍雖然已深埋於地下兩千三百多年了，但至今仍然光潔如新，寒氣逼人，鋒利無比，二十餘層紙一劃而破，因而享有「天下第一劍」的美譽。可見《戰國策·趙策》所記「夫吳、越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醫」決非杜撰;《越絕書·寶劍篇》也曾記有名劍鑒賞家薛燭對劍的評論：

　　手振拂揚，其華淬如芙蓉始出。觀其瓤，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溢於塘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好猶不能得一物。

　　而《莊子·刻意篇》則云：吳越之劍「押而藏之，不敢用也，主之至也」，其聲價之重自不待言。

　　「越王勾踐劍」如此珍奇，可與其相媲美的則是「吳王夫差矛」。夫差矛於1983年11月在湖北省江陵縣馬山的一座楚國貴族的墓葬中出土。此矛冶鑄精良，保存完好，長達29.5厘米，器身遍飾菱形幾何花紋，鋒刃銳利，下部鐫有兩行錯金銘文「吳王夫差，自乍(作)自甬(用)」八字。矛身兩面脊上均有血槽，血槽後端各鑄一獸頭。

　　越王勾踐劍和吳王夫差矛被人們稱譽為我國古代兵器中的「雙璧」。而兩者都出土在楚墓，這難道只是巧合嗎?

　　對此，有些考古學家和史學家認為這是禮贈和賞賜的緣故。由於吳越出寶劍，故在吳、越兩國與其他國家的交往中，勾踐劍與夫差矛作為貴重的禮物而送到了楚國。

　　但是，另外有些學者認為是出於戰爭和掠奪的原因。在歷史上，戰爭是古代文化傳播的重要紐帶，而吳戈越劍作為一種文化的象徵或者戰後的戰利品，也隨著戰爭來到當時的楚國。

　　還有人認為，歷史上楚越曾有姻親，楚惠王之母系越王勾踐之女，所以作為陪嫁，勾踐劍留在了楚。當然也不排除有其他可能性，比如，通過民間而流失到楚國，畢竟當時國家的疆域是非常小的。

　　歷史早已遠去，關於勾踐劍和夫差矛的「相逢」，仍然有待於考古學家的進一步探索與考證。

　　陪葬寶物四：水銀

　　秦始皇陵內山川湖海之謎

　　眾所周知，水銀是一種化學元素，學術上的名稱叫汞。它具有去除惡瘡、治療疥癬的藥用價值，還具有去腐的功能。這是人們在墓葬之中隨葬水銀的一個原因。

　　大規模使用水銀的陵墓，當屬秦始皇陵墓。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秦始皇陵墓內：

　　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1981年12月，中國地質工作者首次運用汞量測量法對秦始皇陵地宮進行了測試。他們驚奇地發現，在秦始皇陵封土中心，有一個面積約為1.2萬平方米的強汞異常區。這初步證實了《史記》中記載的真實性。

　　2003年，中國考古隊再次利用地球物理勘查技術，對秦始皇陵進行了無損勘查。經過周密分析，再次發現地宮裡的水銀正如司馬遷描繪的那樣：以百川、江河、大海為藍本。保守估計至少有100噸水銀!

　　另外，還有一些專家分析，在陵墓中使用水銀，目的不僅是為了營造恢弘的氣象，更有保屍的意圖，甚至可以利用硫化汞(水銀)的有毒氣體來防止盜墓賊的入侵。因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貴族墓塚裡，以「水銀為池」的情況，並不鮮見。但是，在地宮裡用水銀象徵「百川、江河、大海」並「相機灌輸」，卻是始皇陵所獨有的。

　　但是，人們感興趣的還不止這些。這至少100噸的水銀是來自何方呢?

　　對此，有些人認為，水銀是來自巴郡一個叫「清」的寡婦。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秦代的巴郡有個寡婦名叫「清」，數代壟斷丹砂開採的生意，秦始皇曾為她修築了一座豪華的紀念碑——懷清台，以表彰她的「貞節」。另外，《史記》又說：「江南」出丹砂。

　　《華陽國志·巴志》也記載：「涪陵郡出茶葉、丹砂……」而魏晉時期的劉琳則引述《續漢志》對這項記載作了註釋：「丹砂主要產於涪陵、丹興(今黔江境)二縣。」同時，魏晉時代的涪陵郡，就在秦朝巴郡的範圍內，而先秦古籍《逸周書》更記載了西周時巴人向周成王「獻丹」的史實。這個史實說的是，周武王攻克商王朝之後，於第二年便去世了，其子成王召開諸侯大會。此時，生活在三峽地區的濮人(被巴國征服的土著部落)就曾向周王室進貢過丹砂。

　　由於丹砂原產於巴地，而巴郡又是距咸陽最近的一個丹砂產地，所以秦陵地宮的水銀很可能是由巴郡寡婦清提供的。

　　另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水銀是來自於陝西南部的旬陽。按照地理位置來推想，秦始皇陵的水銀來源應該不止一個渠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距離最近的一條線，便是來自於陝西南部的旬陽。

　　旬陽是一座非同一般的城市。漢江和旬河正好在此交匯，此處便形成了一個天然的太極圖，所以旬陽縣就成為歷史上有名的「太極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既賦予了旬陽縣神奇的自然景觀，同時也賦予這塊土地豐富的礦產資源，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汞銻礦產基地。在旬陽縣公館鎮附近的礦山上，考古學家們找到了大量的古礦洞。這些礦洞，共有一百多個，最深的有幾百米，最淺的也有十幾米。從外觀上看，這些礦洞是扁形的，人剛好能夠爬進去。對於此現象，有專家認為，這是因為古時開採條件有限，是沿著礦脈打進去的，所以只能勉強進去一個人。另外，從礦洞外面所結的足有一寸厚的古銹，也可以判斷出它的年代非常久遠。老礦洞的存在，也證明了旬陽縣開採汞礦的久遠歷史。同時，在旬陽縣出土的文物又給人們提供了新的線索。

　　在古代，水銀的一個重要用途就是製造鎏金青銅器，而在此地出土的戰國時期的文物無疑證明了。同時，這些文物也向我們傳達了這樣一個信息，早在秦朝以前，旬陽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城鎮了。戰國時代，旬陽正處於秦、楚兩國的交界地帶，雖說位於山區，陸路交通十分不便，不過險要的地理形勢、便利的水路運輸又讓這裡成為秦、楚兩國的必爭之地。公元前221年，秦國滅掉楚國，終於佔領了著名的旬陽，也佔有了水銀的蘊藏地。

　　當然，秦始皇陵的山川湖海之謎還沒有完全解開。畢竟在秦始皇地宮沒有發掘之前，誰也不能確定秦始皇陵內是否真有水銀做成的山川湖海。但是水銀被廣泛用於陵墓中，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陪葬寶物五：陶器

　　栩栩如生的兵馬俑如何燒製

　　在遠古時代，陶器是一種生活必需品，也是這一時期陪葬的必需品。

　　中國最早的陶器資料，出現於新石器時代早期。後來，在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文化遺址，以及商、西周至秦漢的遺址發掘中，陸續出土了大量的陶器，依其種類可分為彩陶、墨陶、白陶、印紋陶、彩繪陶器等。

　　從遠古墓葬中發掘的大量陶器來看，其種類繁多，技藝精湛，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另外，在秦漢時期的墓葬中，還會經常發現陶俑的存在。這些陶俑形象逼真傳神，大多是仿真人、真馬製成的。

　　在這當中，秦兵馬俑坑便是典型的代表。它大約由八千件陶俑、陶馬組成，形態各異，個性十足。從個體比例來看，這些陶俑基本符合人體結構的一般規律。可見，當時的工匠已經掌握了古人所總結的關於人體比例搭配的規律，比如「行七坐五盤三半」、「三拳一肘」、「頭腳一樣大」，等等。

　　秦俑的燒製工藝精緻、準確、科學。在燒製技藝方面，秦俑模塑結合，以塑為主。具體地說，就是俑的腳、腿部分，用堆塑法製成;軀幹部分，用泥條盤築法成型;衣服和鎧甲，用貼、捏、刻等手法做成。其中，俑的頭部製作是最為複雜的：第一，用粘貼的手段，將俑的頭後部塑成;第二，用粘貼手段將耳朵、頭髮、髮髻等部分貼刻而成;第三，運用刻的手段，將五官和鬍鬚刻畫出來。當然，這些僅僅是秦人在製作陶俑時的基礎工藝。

　　當分件製作完成以後，秦俑的組合就成了能否成型的關鍵。高大、厚重的秦俑，如果製成後站不穩，那怎麼辦?秦朝工匠們發明了腳踏板。腳踏板是秦俑組合的基礎，它一可起到加固和穩定的作用;二可突出秦俑的整體美感。組合工藝的第二個手段，就是用泥釘將手和胳膊套合、固定起來。這一工藝必須在泥質未干的狀態下完成，如果時間把握不好，很難將手和胳膊套合而成。

　　泥俑制好後，經過一系列的打磨，就可以入窯燒製了。秦人制俑大多選用優質的細黃土，再加上少許的石英砂。這樣燒出來的俑，不但泥質細膩，而且色澤純正。秦朝工匠們在秦俑出窯之後，均以不同顏色塗之，而在著色程序上，一般是按先塗生漆，接著敷白，然後平塗彩繪的步驟進行。儘管現在已經看不到色彩的全部，但從目前已出土的陶俑身上所殘留的色彩來看，兩千年以前的秦俑在調色技術方面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假如沒有人為的損壞，俑坑不是用木頭做梁，防氧化技術再高超一點的話，那麼我們看到的將是一個更加令人激動的場面——身穿迷彩服的威武之師，踏著整齊的步伐挺進古老的戰場。

　　陪葬寶物六：玉器

　　金縷玉衣有何特別的功能

　　先秦時期，玉器是權力、財富和身份的象徵，只有權貴人物如族長、巫師等，才有資格佩戴各式的玉器。而這些人死後，往往把這些生前所佩戴的飾物帶入墳墓。

　　隨葬的玉器也被稱為玉冥器。真正意義上的玉冥器是出現在周至漢這一段歷史時期。當時的人們相信，以玉器堵塞死者的各個竅穴，就能阻止真神出竅，防止元陽外洩，因此，這一時期的墓葬中出現了大量的玉竅塞、玉璧板，等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廣州南越玉墓出土的大批玉冥器，這些玉器是專門為死者特製的，比如，玉冥器所用的玉塊或玉琮往往多切一刀，以示與實用之物相區別。

　　而自漢以後，厚葬之風漸漸收斂，故而專門用於殮葬的玉器也漸為少見，而大多的墓葬則以死者生前所用的實用器物陪葬了。

　　通常，專用的玉冥器有各種玉竅塞，如口含的玉、蟬、玉耳塞、玉眼蓋等。此外，還有死者手中所握之玉豬，背後及胸前所墊蓋的玉璧板等。

　　那麼，玉冥器為何常常要被做成蟬、豬等動物的形狀呢?古人認為，蟬是從地下爬出來的，只吃露水就可以引吭高歌。故而，蟬被認為可以重生，所以玉蟬一般含在嘴裡。而豬則代表了農耕文化的金錢，而玉又價格不菲，所以古人經常用它來陪葬。

　　在所有的出土玉器中，最為奢華的當屬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所出土的金縷玉衣了。劉勝的金縷玉衣，全長1.88米，由2498片和1100克金絲編綴而成。玉片的大小和形狀，根據人體各個部位設計而成，絕大多數呈長方形和方形，特殊部位則採用長條四邊形、多邊形、梯形和各種三角形。玉片一般長4.5厘米、寬3.5厘米、厚0.2～0.35厘米，表面磨光，四角有小孔，用以穿綴金絲。金絲則一般長4～5厘米、直徑0.035～0.05厘米，含金量為96%。整個玉衣分頭罩、上衣、褲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各個部位周緣用織物或鐵條鎖邊，加固成型。這是能考證出準確年代最早的(公元前113年)，也是考古發現最完整的玉衣。當然，除了金縷玉衣，還有幾件陪葬品：玉蟬、玉豬和9個門塞。

　　此外，劉勝之妻竇綰墓中也出土了一套完整的金縷玉衣，系竇綰殮服，全長1.72米，由2160片玉片和700克金絲編綴而成。

　　由於金縷玉衣象徵著帝王貴族的身份，因此，有著非常嚴格的工藝要求。漢代還專門設立了從事玉衣製作的「東園」，技藝高超的工匠在這裡對大量的玉片進行選料、鑽孔、拋光等十多道工序的加工，並把玉片按照人體不同的部分設計成不同的大小和形狀，再用金線相連。製作一件中等型號的玉衣所需的費用，相當於當時100戶中等人家的家產總和。

　　雖然當時的皇室貴族奢望自己的屍骨不壞，也迷信「玉能寒屍」，並且為了使屍體不朽，用昂貴的玉衣作殮服，還使用九竅器來塞其九竅，可謂費盡心機，但結果卻適得其反。由於金縷玉衣價格昂貴，往往招來許多盜墓賊，以致「漢氏諸陵無不盜掘，乃至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其實，即使那些盜墓賊沒有光臨，當考古工作者打開那神秘的洞室時，企求「金身不敗」的墓主人也早已化作了一捧泥土，所剩下的也就是一件精美絕倫的玉衣了。

　　陪葬寶物七：神器

　　博山爐有什麼神奇的功能

　　神器，是指古代用來通天以及與神溝通交流的器物，包含鼎、鼓、鍾、劍、斧、壺、塔、琴，等等。在出土的所有神器中，以博山爐最為受人關注。

　　博山爐又叫博山香爐、博山香薰、博山薰爐等名，是中國漢晉時期常見的焚香所用的器具。爐體呈豆形，上有蓋，蓋高而尖，鏤空，呈山形，山形重疊，其間雕有飛禽走獸。爐下有底座，有的遍體飾雲氣花紋，有的鎏金或金銀錯。於爐內焚香時，輕煙飄出，在爐體四周繚繞，造成了山景朦朧、群獸浮動的自然效果，彷彿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漢代盛傳海上有蓬萊、博山、瀛洲三座仙山)，因此，被統稱為博山爐。關於博山爐的製作質料，初為銅質素面，後隨工藝技術的發展，外表施以鎏金，或錯金、銀。

　　實際上，博山確有其地，在蓬萊以西的山東，淄博市博山區境內。博山區全境盡山，幾無平坦之地，「博山」即在該區東南。自古博山一帶(古稱顏神鎮)是我國古代陶瓷、窯業的重要產地。博山爐之名即寓爐蓋似群山之外觀，又合產地之名。

　　博山爐主要流行於漢代，而漢代人使用博山爐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古人以博山爐為神器，用此燒香祈禱以達神明;二是古人席地而坐，燃香草可以潔室除濕，怡人心脾;三是達官貴人有熏衣染被的習慣，用從國外輸入的蕙草熏香衣被，以顯示華貴。

　　之前，主要使用茅香，即將薰香草或蕙草放置在豆式香爐中直接點燃，雖然香氣馥郁，但煙火氣很大。到了漢武帝時，南海地區的龍腦香、蘇合香傳入中土，並將香料製成香球或香餅。在香球或香餅下置炭火，用炭火的高溫將這些樹脂類的香料徐徐燃起，香味濃厚，煙火氣又小。與此相適應地，便出現了形態各異、巧奪天工的博山爐。

　　當然，像博山爐這種奢侈品也只有那些帝王將相等貴族方能享受。隨著奢靡之風愈演愈烈，帝王諸侯們又在香料之中添加催情之物，以滿足自己的淫慾。因而博山爐又成為情慾的一種象徵。這在古人的文學作品中可見一斑。

　　南朝民歌《楊叛兒》：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

　　這首描寫的便是只有南朝民歌裡才會出現的性愛的歡樂。而「沉水香」和「博山爐」，便是男女生殖器含蓄的比喻。

　　李白也寫有一首《楊叛兒》：

　　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關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凌紫霞。

　　可見，就連豪放不羈的李白也須藉著博山爐來描寫性愛，可見博山爐的催情作用。

　　現今發現的比較有名的博山爐，是西漢鎏金銀竹節高柄銅薰爐和漢代中山靖王劉勝墓的錯金博山爐。

　　錯金博山爐通體錯金，爐盤飾錯金流雲紋，爐身的盤和座是分鑄後用鐵釘鉚合的。盤上部及蓋鑄出高低起伏、峻峭的群山，山間則點綴以獵人和野獸，刻畫出一幅生機盎然的狩獵畫面。同時，圈足飾錯金卷雲紋，座把透雕成三龍躍出水面，龍首頂托龍盤，勾畫出溝通天人的神山圖景。

　　據《兩京雜記》記載：長安巧工丁緩善做博山爐，能夠重疊雕刻奇禽怪獸以做香爐的表面裝飾。博山爐工藝之繁，遠遠超過了後來所出現的五足或三足香爐。此外，北宋考古學者呂大臨《考古圖》也曾記載：

　　香爐像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像海之四環。

　　除了博山式香爐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還出現了青瓷或白瓷的敞口三足和五足爐。民間所用的帶耳式瓷製香薰也常見於此一時期出土的文物之中。而且，爐耳頗具實用性，為的是便於提攜挪動，其裝飾作用與實用效果達到完美的結合。此外，附屬於香爐的器物尚有香鏟、香撥、香箸、香匣種種，都是添香和燃香時的用具。

　　陪葬寶物八：仙丹

　　亦真亦幻的「長生不老藥」

　　帝王們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與傳說中的玉皇大帝一樣長生不老，與天齊壽。於是專供皇帝服食的仙丹就出現了。仙丹真的可以使人長生不老嗎?仙丹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前一個問題早已被歷史所證實，純屬無稽之談。而後者，至今仍然是個謎。儘管有專家稱破譯了「仙丹」的成分，但並無實物或考古發現可以證明。但不管怎麼樣，歷史上的確有很多皇帝迷戀仙丹、追求長生不老的故事記載。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此外，《資治通鑒·晉紀》也記載：

　　帝信方士言，斷谷餌藥以求長生。

　　這裡所指的是晉哀帝司馬丕。而《資治通鑒·唐紀》上說：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

　　此處是指唐憲宗李純。又載：

　　初，柳泌等既誅，方士稍復，因左右以進，上餌其金石之藥。

　　不同的是，這裡說的是唐穆宗李恆。而「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則指的是唐武宗李炎，其服食的金丹(仙丹)，即為道士所煉。

　　另外，《資治通鑒·唐紀》還記載了唐宣宗李忱的故事：

　　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俯首不復言。

　　不僅如此，《明史·世宗本紀》還記載了：

　　八月丁丑，太僕卿楊最諫服丹藥，予杖死。

　　也就是說，大臣楊最勸諫明世宗朱厚熜不要服食丹藥，遭杖刑而死。

　　歷代的皇帝服丹目的，正如桓寬在《鹽鐵論》中所說的：

　　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

　　在《神農本草經》中，被列為上品可煉成仙丹的物質有：玉泉、丹砂、水銀等。

　　關於丹藥的成分，經研究分析主要是丹砂。丹砂在我國藥用的歷史非常悠久。在《神農本草經》裡，將它列為上品中的第一位，認為它可治百病、養精神、安魂魄，久服還能使人通神明、不衰老。關於這些，東晉煉丹家、醫藥學家葛洪在他的著作《抱朴子》中也有記載：

　　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

　　其實，這些煉丹物質在今人看來，不過是一些普通的藥用物品，有的甚至還含有劇毒，但古代的方士卻將之當成秘方，煉製給帝王們服食。這種行為帶有很大的欺騙性，是欺君之罪，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吃仙丹長壽，是皇帝自欺欺人，即使最後因為中毒而一命嗚呼也怨不得別人。

　　實際上，中國的煉丹之風自秦漢開始愈演愈烈，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更加盛行。因為士大夫階層信奉道教，沉迷於修道成仙，他們認為丹砂在煉製過程中，顏色、形態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和人的生老病死有聯繫的，因此，企圖從丹砂一類的礦物中煉製出仙丹來，以求長生不老、升天成仙。葛洪在《抱朴子》中，就多方論證了神仙不死之道，主張以黃金和丹砂煉丹，以服食成仙。但這種方法完全沒有科學性，反倒是因為丹藥的毒性而喪命者不乏其人。

　　陪葬寶物九：石器

　　茂陵陪葬石刻隱含的秘密

　　石頭值幾個錢呢?用它作為陪葬品不丟人嗎?但是，陪葬的石器不單單是石頭，實際上還是一種精緻的藝術。此外，一些陪葬品中的石器用料考究，有的是上好的花石、大理石、漢白玉石、崑崙玉石、藍田玉石，所以寶貴程度相當高。在隨葬的石刻藝術品當中，唐太宗昭陵六駿的石刻就是非常珍貴的陪葬寶物。當然，石器不僅會陪葬在墓主人的墓穴中，更多的還會在墓葬的外面，作為死者的陪護。在這裡我們介紹一下漢武帝茂陵的石刻秘密。

　　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武帝死於長安五祚宮，入殯未央宮前殿。史載，梓棺內武帝口含蟬玉、身著金縷玉匣，「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有詩說：「武帝遺寢峙荒墟，名將佳人左右扶」，而人們現在在茂陵發現了13座陪葬墓，除武帝寵愛的李夫人墓在茂陵西北外，其餘陪葬墓均在茂陵以東。文獻記載，陪葬茂陵的有公孫弘、上官安、上官桀、敬夫人、李延年等，其中能確定名位的有：衛青墓、霍去病墓、金日磾墓和霍光墓。

　　而在這當中，石刻最多的茂陵陪葬墓便是霍去病墓。當時，霍去病去世以後，武帝為紀念他的赫赫戰功，特在茂陵旁修建了一座像征祁連山的墓塚，境界逼真，墓上還有各種巨型石刻群，手法簡練，氣勢渾厚，達到了形神兼備的藝術化境，是我國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大型石刻群，在國際上享有極高的聲譽，素為中外藝術大師所瞻仰。想當年，魯迅曾到茂陵參觀過，並留下了「唯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的高度評價;而新中國成立以後，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視察茂陵時曾強調指出：「霍去病墓石刻是國粹。」

　　現在，他的塚前還留有清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所立的「霍去病墓」石碑一通。此外，他的封土上還堆放著巨石，墓前陳列著石人、石馬、石虎、石像、石牛、石魚等14件。其中「馬踏匈奴」石雕高1.68米，長1.90米，歷來被公認為霍去病墓石刻中的主體雕刻，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紀念碑式的傑作。它以寫實與浪漫相結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馬對比的形式，構成了一個高下懸殊的抗衡場面，揭示出了正義力量不可摧毀的主題。在此基礎上，雕刻家把馬的形象刻畫得堅實有力、姿態威武、氣宇軒昂，似乎象徵著當時漢軍實力的強大，具有凜然難犯的莊重氣派。從畫面上看，馬腹下的匈奴人，仰臥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雙腿蜷曲，作狼狽掙扎狀，蓬鬆零亂的鬚髮，更顯得驚慌失措，聲嘶力竭，帶著既不甘心就縛，又無可奈何的表情。這顯然是用以歌頌霍去病將軍的業績，以昭示出來犯者的下場。其表現技法是運用圓雕、浮雕以及線刻的綜合方式，使作品顯得更為樸實、渾厚，題材處理得也相當大膽而且巧妙，有豐富的表現力和高度的概括性。

　　總之，霍去病墓前的這組大型石雕作品，是我國目前所發現的時間最早、最完整的大型陵墓石刻藝術珍品。它們都是用巨石，按其自然形狀順勢雕琢而成的。其刀法含蓄有力，刻工流暢，線條清晰，寓意深刻。有的注意形式，有的突出表象，有形有態，生動活潑，是難得的西漢石雕珍品。

　　陪葬寶物十：字畫

　　《蘭亭序》是否被陪葬進了昭陵

　　在歷史上，字畫也是非常重要的陪葬寶物。由於我國古代書法藝術輝煌燦爛，書法家們曾留下了大量的寶貴佳作，因而收藏書法也是古代上至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下至平民百姓、下里巴人的普遍愛好。有些收藏者由於愛好書法，所以希望死後這些作品也能夠長伴自己左右。因而，把書法作品作為陪葬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這當中，最有名的便是號稱天下第一行書的王羲之的《蘭亭序》。據說它陪葬在了唐太宗的昭陵之中。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其尚有頗多曲折。

　　唐人記蘭亭之事有兩種版本。

　　《隋唐嘉話》記《蘭亭》帖留傳經過：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眾所得……果師死後，弟子僧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后，見拓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蕭翼(一說歐陽詢)就越州求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拓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秘於昭陵。

　　但是，北宋李昉主編的《太平廣記》所收何延之《蘭亭記》的記載卻大有不同。何文稱，王羲之自重《蘭亭》，「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智永「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付弟子辯才。」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仿摹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後訪知在辯才處，三次召見，辯才詭稱經亂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齡薦監察御史蕭翼以智取之。蕭翼隱匿身份，與辯才詩酒書文交往，得其懸於屋樑之《蘭亭》真跡，乃乘隙私取此帖長安覆命。太宗命拓數本賜太子諸王近臣，臨終，語李治：「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也?汝意如何?」於是，《蘭亭》真跡便葬入了昭陵。何延之自雲，以上故事系聞辯才弟子元素於永興寺智永禪師故房親口述說。

　　兩個版本的故事情節雖異，但是《蘭亭》真跡埋入昭陵的說法，卻無二致。不過，此事的論斷並非鐵板一塊，其後又有餘波出現。據《新五代史·溫韜傳》，後梁耀州節度使溫韜曾盜昭陵：

　　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宏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依此記載，則《蘭亭》真跡經「盜陵賊」溫韜之手又復見天日了。然而，此後《蘭亭》真跡的消息便杳如黃鶴，其下落如何，更是成為謎中之謎了。

　　另外還有人認為，王羲之的《蘭亭序》可能是陪葬在唐高宗和女皇武則天的乾陵，但由於乾陵尚未發掘，所以一直無法得到證明。

　　陪葬寶物十一：瓷器

　　唐三彩碎片竟然裝了11筐

　　瓷器作為陪葬寶物，可謂歷史悠久，而且也是陪葬的必陪物品。著名的瓷器有唐朝的唐三彩、越窯的青瓷、邢窯的白瓷;宋朝時候有著名的哥窯的冰裂紋瓷器;明朝有景德鎮的青花瓷。其中，唐三彩更是享譽世界，然而它們卻遭到盜墓賊的嚴重破壞。

　　作為有名的瓷器，唐三彩是一種盛行於唐代的陶器，以黃、白、綠為基本釉色，後來人們習慣地把這類陶器稱為「唐三彩」。實際上，唐三彩的生產至唐代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了，它吸取了中國國畫、雕塑等工藝美術的特點，採用堆貼、刻畫等形式的裝飾圖案，線條粗獷有力，以造型生動逼真、色澤艷麗和富有生活氣息而著稱。

　　1905～1909年，隴海鐵路修築期間，洛陽北邙山一帶因工程而毀壞一大批唐代墓葬，發現為數眾多的唐三彩隨葬品。常見的出土唐三彩陶器有三彩馬、駱駝、仕女、樂伎俑、枕頭等。尤其是三彩駱駝，背載絲綢或馱著樂隊，仰首嘶鳴，那赤髯碧眼的駱俑，身穿窄袖衫，頭戴翻簷帽，再現了中亞胡人的生活形象，使人聯想起當年駱駝叮噹漫步在「絲綢之路」上的生動情景。

　　另外，1997年3月，西安市公安局破獲了一起買賣「唐三彩」的案件，起獲11竹筐，近400公斤的三彩瓷片。這11竹筐數以千計的三彩瓷片，均為質量很高的白胎黏瓷，成分純正無瑕，而且凝結力、耐損力極強。於是，專家們就外部彩釉作了初步的甄別鑒定，認為其顏色調配絕非一般民間藝工所能操作，系唐代皇室的專門御工御窯、能工巧匠手下之品，其色澤、其勻度、耐蝕耐損的程度，都充分顯示了唐代高超的技藝水平。

　　那麼，這些代表唐代最高陶瓷工藝水平的三彩物件，到底是出自哪一座帝王皇室的陵墓呢?根據盜墓者的交代，他們所挖的古墓處於宮裡鄉的8號古墓附近。

　　陪葬寶物十二：金銀器

　　定陵中出土的560件金銀器

　　黃金、白銀是普遍的陪葬寶物。在帝王將相富裕大家的墳墓裡大多陪葬有金器。因而，金器歷來是引人注目的焦點，也是引發盜墓賊盜墓的最主要動機。

　　我國的金銀器製品有著悠久的歷史和藝術傳統。一些考古資料已經證明，我國使用金銀器的時間始自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我國河南、河北、北京、山西等地的商代墓葬中，均有金銀器出土。其中，在安陽殷墟就發現過眼部貼金的虎形飾及金片、金葉、金箔等飾件。這表明，商代的工匠已經能夠靈活地運用黃金延展性能好的特性了。

　　我國發現最早的金器是在甘肅玉門夏代古墓中出土的金耳環。到了商代，金器已經得到了上層社會的廣泛使用，但商代金器以裝飾物為主，器物類則相對較少。

　　白銀出現晚於黃金。春秋時期的銀錯銅兵器，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使用銀器的實例。到了隋唐時代，金銀器的製作和應用達到歷史的巔峰。當時，除了飾物外，還生產餐具、茶具、佛教法器等生活器物，且品種大為增加。兩宋時期，不僅上層社會使用金銀器，連酒館食肆的飾品及飲食器皿也都使用金銀器。宋代金銀器無論在造型上，還是紋飾上，都脫離了唐代的富麗之風，變得素雅和富有生活氣息。明代的金銀器，造型莊重，裝飾華麗，雕鏤精細，而明定陵出土的金冠、金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然而，雖然在考古發掘中不斷會有金銀器的出現，但是誰也想像不出，在一座墓葬中出現560件金銀器是什麼樣子。1958年7月，定陵地宮經過兩年零兩個月的挖掘和清理，共出土了各類絲織品和衣物、金銀器、瓷器和琉璃器、玉石器、漆木器、首飾、冠帶和佩飾、梳妝用具、木俑、武器和儀仗以及謚冊、謚寶和壙志等器物2846件(不包括錢幣和紐扣)。其中，光金銀器就有560件。在一座墓葬中挖掘出如此眾多造型別緻、設計科學、工藝精湛、選料上乘的金銀器，只能是皇家陵墓所獨有了。

　　定陵所出土的560件金銀器，其中金器289件，最令人驚歎的是朱翊鈞的金冠和皇后的鳳冠。金冠用極細的金絲編成，冠上部鑲嵌了兩條金龍戲珠。而皇后在舉行慶典時所戴的鳳冠則共有4頂，形狀都差不多，每頂上都鑲有珍珠500多顆，寶石100多塊。另外，還有皇帝的龍袍，上繡12條形態各異的團龍;繡有各種花草及百子圖的皇后百子衣。

　　除此之外，還有酒注2件、爵4件、執壺5件、壺瓶2件、匙箸瓶1件、提梁罐1件、帶柄罐2件、盆9件、盒10件、漱盂7件、唾壺4件、盤1件、鑲花梨木金碗4件、杯5件、盞1件、香薰2件、肥皂盒1件、匙2件、箸2件、枕頂2件、金錠103件、金餅1件以及「吉祥如意錢」17件和「消災延壽」金錢100件等25類。銀器271件，計有尊1件、把壺1件、提梁罐1件、盤3件、漱盂1件、盆1件、碗1件、勺1件、肥皂盒1件、器蓋2件、銀錠63件、銀餅1件和鎏金銀錢192件等13類。除金錠103枚、消災延壽錢100枚、吉祥如意錢17枚和銀錠65枚、鎏金銀錢192枚、銀餅1枚外，其他82件金銀器具大部分是宮廷的日用品，分別出自帝后棺內屍體上下兩側，少數放在了隨葬器物箱內。有些器底有許多劃痕，這表明有的器具是皇帝和皇后生前所使用過的生活用具。

　　陪葬寶物篇外：活人

　　盜墓史上最貴重、最特殊的陪葬品

　　殉葬又稱為陪葬，是指以器物、牲畜甚至活人陪同死者葬入墓穴，以保證死者亡魂冥福。以活人陪葬，是古代喪葬常有的習俗。陪葬者，有的是死者的妻妾、侍僕，也有用俑、財物、器具等隨葬的。龍山文化時期(約五千年以前)，就出現過人殉，而商朝的男女貴族墓葬中就開始有大量的人殉，但還沒有出現夫妻合葬、妻婦殉夫的現象。

　　考古工作者從已經發掘的古墓中發現，殷墟侯家莊商王大墓中有164具殉葬者的骸骨，商王妃婦好墓裡有16人殉葬，曾侯乙墓有21具殉葬者的屍骸，全部都為年輕女子。後來，周朝那個「烽火戲諸侯」丟了江山的周幽王，他的墓中也有百餘具屍體，其中只有一具是男性，其餘全為女性，都是他的姬妾美人，應該說都是從死殉葬的后妃宮女。

　　戰國時期，史籍關於人殉的記載很多。秦武公死時，「初以人殉死，從者66人」。秦穆公死後「從死者77人」，其中有三位良臣跟著殉葬。吳王闔閭引誘百姓為其女兒殉葬的手段，更加殘酷血腥，令人髮指。《吳越春秋》記載，闔閭的女兒因對老爹有怨氣而自殺，闔閭非常悲痛，在閶門外為女兒大造墳墓，「鑿地為池，積土為山」，又製作雕刻精美的石槨，並用金鼎、銀樽、珠玉等珍寶作為隨葬品。到了為女兒送葬那一天，闔閭令人一路舞著白鶴，以吸引成千上萬的百姓跟隨觀看。到了墓地，闔閭「使男女與鶴俱入門，因塞之」，也就是下令將跟隨觀看的男女全部趕進了地宮，然後塞上墓門。於是，這些觀鶴的百姓就這樣被埋進了墳墓，成了闔閭之女的殉葬者。而闔閭的這一做法，比後來的始皇帝嬴政還要殘暴得多。

　　君王以活人殉葬，王公貴族富豪，乃至太后之類的女強人均爭相效仿。於是以活人殉葬之風盛行一時。

　　不過，自漢代以後，絕大多數皇帝不再殺生殉死。常有皇帝死前留下遺詔，令放無子的妃嬪宮女出宮。雖然偶有帝王以活人殉葬，但均不及闔閭殘暴刻毒。直到明朝，人殉的風氣又死灰復燃，甚至成為了一種制度。

　　明太祖死後，共陪葬及殉葬40個嬪妃，除了兩個死在太祖之前，最後得以埋在太祖陵墓的東西兩側外，其餘38人都是殉葬而死。據史載，明朝的五個皇帝就陪進去了有近百名的嬪妃，這可能是古代美女們最悲哀的事情。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縊、絕食，但其具體過程卻鮮見於正史。1464年，明英宗臨終時作出了一個決定：從他開始，廢除這種制度。他的繼任者憲宗皇帝在臨終前也再一次強調不要殉葬，以表達對先帝所作決定的尊重。這兩代皇帝對不以活人殉葬決定的堅持執行，終於給明初以來的人殉制度畫上了句號。

　　不過，史料記載，清初皇室的人殉制度曾經非常盛行。清太祖努爾哈赤死後，就有大妃烏拉納喇氏、庶妃阿吉根、代因扎殉葬。其後太宗皇太極死後，妃章京敦達裡、安達裡殉葬。而世祖福臨死後，妃楝鄂氏、侍衛傅達裡從殉。即便是睿親王多爾袞死後，也有侍女吳爾庫尼從殉。

　　不僅如此，民間的各地官府也極力表揚妻妾殉夫的行為，並稱她們是「烈女」、「節婦」，有時還為其修書、立牌坊。至康熙年間，漢將朱斐上疏，請求停止這種殘忍的做法。於是，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清政府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僕隨主殉葬的行為，終於結束了清初這一殘酷的習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