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史稱「成都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談及個人崇拜問題，提出了「兩種崇拜」的觀點。他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實，馬克思主義是反對一切個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謂「正確」的「個人崇拜」。 「兩種崇拜」觀本身就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然而，就在這次會議上，「凡事『左』三分」的柯慶施「緊跟」毛澤東，說出了這麼一段「名言」：「我們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們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正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慶施如此獻媚取寵的話，居然博得了毛的歡心。曾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告訴筆者，當時他聽了柯慶施的話，感到非常震驚。(2010年5月13日筆者在北京採訪毛澤東秘書、94歲的李銳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慶施其實比林彪有過之而無不及。

　　當時，正處於「大躍進」歲月，柯慶施還有一句「名言」：「共產黨員不說三分大話不算數，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這一類「大話」，刮起了1958年的浮誇風。

　　就在成都會議之後兩個月── 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舉行八屆五中全會，經毛澤東提議，增選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選柯慶施為政治局委員。

　　也就在這一年，張春橋經柯慶施提議，晉陞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據陳丕顯之子陳小津告訴筆者，柯慶施那句「名言」，其實是當年陳公博對汪精衛說的，周佛海在抗戰前曾吹捧汪精衛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柯慶施只是把「汪主席」換成了「毛主席」而已。陳小津以為，這樣的話只有張春橋才可能知道，提供給柯慶施。

　　柯慶施千方百計取悅於毛，陳雲敏銳地覺察到這一點。1980年11月，陳雲兩次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的胡喬木等人談起毛澤東，提到了柯慶施：

　　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麼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於「絕密」，就連死於什麼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慶施不僅盡力取悅毛澤東，而且還盡力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慶施提出「大寫十三年」之後，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來到上海。所謂「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際處給第一夫人江青的代號。江青在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演藝界活躍過一陣子，對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歡住進上海市中心的錦江飯店。她把柯慶施請到了錦江飯店。

　　「我支持『大寫十三年』!」江青當面恭維柯慶施，「柯老，我們對文藝界的看法，可以說完全一致!」

　　「我們的見解一致，是因為我們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為準則。」柯慶施說了一句非常得體的話。

　　江青說：「我來到上海，覺得非常親切。上海的『氣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當作『基地』!」

　　在柯慶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樣板戲」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講話時，說及自己的「認識過程」，強調了「柯慶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認識過程是這樣的：幾年前，由於生病，醫生建議要我過文化生活，恢復聽覺、視覺的功能，這樣，我比較系統地接觸了一部分文學藝術。首先我感到，為什麼在社會主義中國的舞台上，又有鬼戲呢?然後，我感到很奇怪，京劇反映現實從來是不敏感的，但是，卻出現了《海瑞罷官》、《李慧娘》等這樣嚴重的反動政治傾向的戲，還有美其名曰「挖掘傳統」，搞了很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東西。在整個文藝界，大談大演「名」、「洋」、「古」，充滿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惡濁的空氣。

　　我開始感覺到，我們的文學藝術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那它就必然要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個階段，我只想爭取到批評的權利，但是很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是在上海柯慶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組織人寫的。

　　江青所說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有鬼無害』論的文章」，發表於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匯報》，題為《「有鬼無害」論》。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輝」。顯然，這是一個筆名，據柯慶施秘書吳雲溥及《「有鬼無害」論》責任編輯唐振常向筆者透露，筆名源於「大筆一揮」，寫此文時頗費思索，「揮了兩筆」，「梁壁輝」亦即「兩筆揮」的諧音。

　　「梁壁輝」是誰的筆名?華東局宣傳部部長俞銘璜也!俞銘璜在發表了《「有鬼無害」論》之後半年，便病逝了，年僅47歲。吳雲溥告訴筆者：「俞銘璜瘦而乾癟，但極有文才。」

　　又據柯慶施另一位秘書蔣文傑回憶：「(1958年5月)在去北京開會之前，柯慶施的發言稿已寫好。這一稿是張春橋的手筆。(主題是批判經濟建設領域裡的『少慢差費』—— 作者注)到北京後，柯慶施改變主意，放棄張春橋起草的發言稿。從江蘇代表團找來俞銘璜，另起爐灶，重寫一稿。題目是《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銘璜確是快手、高手，僅用三四天時間，就趕出來了。」從蔣文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時俞銘璜與張春橋同為柯慶施手下的「兩支筆」。

　　在俞銘璜病重、去世期間，柯慶施讓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接替俞銘璜。從此江青倚重張春橋，幫助她抓「樣板戲」。就連西皮、二黃也分不清楚的張春橋，只好「臨時抱佛腳」，成天守在電唱機、錄音機旁，閉著雙眼，歪著腦袋，用手在膝蓋上打著拍子，聽京劇錄音，人稱「京劇書記」。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劇現代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期間，江青大出風頭，在大會上發表了主旨演講《談京劇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卻三次表揚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揚柯慶施：「上海市委抓創作，柯慶施同志親自抓。各地都要派強的幹部抓創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來劇中的反面人物很囂張，正面人物則乾癟癟。領導上親自抓，這個戲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對於搞出來的成品不願意再改，這就很難取得較大的成就。在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們願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後來在「文革」中，張春橋當著紅衛兵的面，也曾這樣談及：「1963年在上海舉行的華東地區話劇觀摩演出，是與京劇革命相呼應的。那次匯演，是在柯慶施同志的領導下、江青同志的關懷下舉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樣板戲」的同時，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就認為問題嚴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時，她提到了要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部長們竟充耳不聞，彷彿沒有聽見似的。她向來是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準了《海瑞罷官》，那就絕不會輕易放過。遺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進行「批判」。她必須物色「筆桿子」作為她的刀筆吏，替她捉刀。

　　江青繼續求助上海。柯慶施依然推薦張春橋。張春橋對京劇是外行，對「大批判」卻是行家裡手。照理，這位宣傳部長完全可以獨力承擔江青交給的重任。不過，張春橋心眼頗多，不像俞銘璜那般直來直去。張春橋知道這次交辦的任務來頭不小，牽涉頗廣頗深，他寧可退居幕後指揮，向江青另薦上海一位「青年文藝評論家」姚文元。江、張、姚就這樣開始秘密「合作」，炮製那篇揭開「文革」大幕的「宏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麼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於「絕密」，就連死於什麼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突然病故於成都

　　就在江、張、姚秘密「合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時候，柯慶施已經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華東醫院做了手術，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葉肺。當時周恩來專程來上海，柯慶施做手術時在醫院守候了3個小時。9月，柯慶施由衛生部副部長傅連暲陪同去北戴河養病。天氣漸冷，10月23日起去廣州養病，逐漸復原。1965年3月，柯慶施在廣州經過仔細的體檢，確認手術治療是成功的，準備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報「柯慶施同志患重病治療無效，於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歲」。

　　當天，《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柯慶施遺照和中共中央訃告。

　　柯慶施死在成都，是因為他在廣州療養時，應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的邀請，於1965年3月23日與賀龍元帥、聶榮臻元帥同機飛往成都，視察三線工作，住在金牛壩招待所。不料半個月後在成都病逝。

　　柯慶施畢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給予很高的禮遇。柯慶施秘書吳雲溥回憶，柯慶施在成都病逝之後，國務院當即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前往成都。守靈3天之後，柯慶施遺體在成都火化。火化時吳雲溥守候在側，在骨灰中發現金屬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陳丕顯捧著，前往成都軍區靈堂。吳雲溥和另一位柯慶施秘書先期飛往北京，在南苑機場降落。

　　新華社連日報道為柯慶施舉行的隆重的追悼儀式：

　　11日中午，一架專機載著柯慶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飛抵北京。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親自前往機場迎靈。靈堂設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公祭柯慶施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主祭。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宣讀悼詞。公祭之後，柯慶施骨灰盒被運往八寶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萬人追悼柯慶施大會在文化廣場舉行。大會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著當時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邊，隔著好幾個人，站著滿臉哀容的張春橋。華東六省也各自在省會為柯慶施舉行追悼會。可以說，柯慶施的追悼儀式夠隆重的了。

　　對於柯慶施突然離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說：「我們應該永遠紀念柯慶施同志。他始終是站在第一線上的。上海，多虧有了他，才抓起了話劇匯演和京劇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慶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憶爸爸，學爸爸，做堅強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當時報刊上唯一透露了柯慶施之死點滴情況的文章：「您這次得病，來勢非常厲害。當您處在昏迷狀態時，說話已很不清楚了，但您還是關心著國家大事，還在斷斷續續地詢問工作情況……」

　　那「來勢非常厲害」的病，是什麼病?在當時，不僅柯慶施患肺癌屬於「絕密」，就連死於什麼病，也是「絕密」的。隨著時間的流逝，柯慶施之死漸漸被人們淡忘。但是，當報刊上提及他的時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總是稱他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

　　柯慶施之死的真相

　　1967年酷暑，「如火如荼」的「文革」使人喘不過氣兒來。就在這時，一條爆炸性的「新聞」通過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造反派「戰報」，傳遍了全國。如同火上澆油，使「文革」頓時升溫。驚心動魄的標題：《誰是謀害柯慶施的兇手?》、《揭開柯老被害的內幕》、《柯老被害之謎》……略摘幾段原文，便可以聞見濃烈的火藥味兒：「柯老是被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害死的。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成都、華東等地的革命造反派根據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證明，柯老的死是嚴重的政治陷害。」「初步調查材料完全證明，柯老之死是劉少奇、賀龍、李井泉、彭真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陰謀……在我國進入偉大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劉少奇之流就對柯老下毒手，他們突然『邀請』柯老，進行暗害，這完全是預謀的反革命事件……」

　　這一連串「完全證明」、「完全是預謀」，斬釘截鐵一般，毫不含糊。

　　我兩度採訪了當時參加搶救柯慶施的上海高幹保健醫生方兆麟，終於釐清柯慶施之死的真相。(1986年6月1日、1992年1月4日，筆者兩度採訪方兆麟於上海。)我曾經寫了報告文學《柯慶施之死》，請當時在柯慶施身邊的秘書吳雲溥審閱全文。1994年10月14日吳雲溥再度接受我的採訪，認為我寫的《柯慶施之死》符合史實，而且補充談了他所瞭解的柯慶施以及柯慶施之死。吳雲溥說，當時他曾奉命寫過柯慶施病逝的大事記，交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檔案室保存……

　　柯慶施並非死於肺癌。

　　1965年4月5日，正值清明節。四川省委的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人晚上設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董必武、賀龍、聶榮臻、柯慶施。席間，有人提議男賓、女賓分桌，夫人們另開一桌。於是，柯慶施夫人於文蘭坐到女賓桌那邊去了。柯慶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來，柯慶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飲食，忌油膩，夫人遵醫囑，很注意「管制」他的飲食。那天，柯慶施一「解放」，盡興而食，從晚六時入宴，至晚九時才回招待所臥室。

　　柯慶施回屋後，看了些文件。臨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夜十二點多，柯慶施腹痛，保健醫生胡允平馬上前來診治。

　　凌晨二時多，胡允平報告柯慶施的兩位秘書，即吳雲溥和陳文。據吳雲溥告訴筆者，他當時掛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辦公廳，電話是辦公廳副主任舒超接的，報告了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一平;陳文給北京中央辦公廳掛電話，報告了彭真;胡允平打電話給上海高幹醫院——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他們都在電話中通報了柯慶施的病情。據吳雲溥回憶，當時「女客人」正在上海，王一平通報了「女客人」，「女客人」馬上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很關心柯慶施的病況。

　　清晨六時，因柯慶施病情加重，柯慶施秘書打長途電話給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陳丕顯，要求火速派上海醫護小組前來診治——雖然四川醫生已守候在柯慶施床前，但柯慶施寧肯相信上海醫生。當天中午，一架專機載著第一流的上海醫療小組，由書記王一平、華東醫院院長薛邦祺率隊，飛往成都。作為上海高幹保健醫生，方兆麟也隨機前往。鑒於保密，上飛機時方兆麟還不知道飛往哪裡，給誰治病。方兆麟是麻醉師。此外還有崔之義、林兆耆、榮獨山、董方中等來自上海各醫院的著名醫師。

　　到達成都之後，醫生們發現治療對象是「老病號」。四川醫生的診斷結果為「膽囊炎並發胰腺炎」。上海醫生經過仔細診查，認為：「第一為膽囊炎，第二為胰腺炎。」因為柯慶施在1964年曾患膽囊炎，是由他們診治的，當時的症狀跟這一次相似。於是，這一次主要按照膽囊炎來醫治，也慮及胰腺炎。

　　4月7日下午，於文蘭向上海醫生反映，柯慶施由於連日無法入眠，情緒煩躁不安。上海醫生經過討論，決定注射鎮靜劑。下午3點，方兆麟給柯慶施注射鎮靜劑「硫苯妥鈉」之後，薛邦祺守候在柯慶施床前。柯安然入眠，發出輕微鼾聲。一直守候在外間的上海醫生們，輕輕地舒了一口氣。

　　入夜，柯慶施的病情陡然轉危：呼吸急促，呈喘息狀，立即輸氧，驀地，柯慶施心跳停止。醫生立即做胸外心臟按摩，漸漸地，柯恢復呼吸和心跳。醫生們通宵不眠，不斷為柯慶施做人工呼吸、胸外心臟按摩。

　　8日，在緊張的搶救中度過。9日上午，柯慶施病情又轉危。中午，柯慶施心跳停止——出現了最危險的訊號。醫生和護士們排成一隊，輪流為柯做胸外心臟按摩。每人做幾分鐘，就累得直喘氣，趕緊由另一人接替。柯慶施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而搶救仍在繼續中。連續不斷的胸外心臟按摩，使柯慶施的肋骨壓斷好幾根。直到下午6時30分，柯慶施已毫無起死回生的希望，搶救工作這才歇手。正在成都的朱德聞訊趕來，賀龍也趕來，表示深切悼念。朱德還寫了一首悼詩。

　　匆匆從上海趕來的陳丕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感謝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

　　根據彭真電話指示，對柯慶施遺體要進行解剖，以查明死因。當晚，柯慶施的遺體被運往成都醫學院病理解剖室，做了仔細的解剖。著名泌尿科專家、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吳階平主持了討論。北京、上海、四川的醫生根據柯慶施病症及屍體解剖結果，一致認定：柯慶施死於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沒有任何「政治陷害」、「謀殺」的跡象。沒有一個參加治療、搶救的醫護人員提出一絲疑問。「文革」中權重一時的張春橋曾派專人調查過柯慶施之死，也因查不到任何疑點而罷休。那一針鎮靜劑是方兆麟打的，注射之後柯慶施病情轉危，為此方兆麟受到嚴厲的審查，也未查出任何「謀害」的證據，倒是我從上海一大堆「文革」檔案中查到方兆麟當時寫的「交代」，成為記錄柯慶施之死最翔實的歷史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