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隱居」的周總理後人:11人中只1人有正式工作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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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隱居」的周總理後人:11人中只1人有正式工作

2015年08月22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506 次

  從1957年始,周恩溥(周恩來的大弟)的後人周榮慶一家一直低調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後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周家人從不炫耀身世,如同「隱居」一樣,日子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每一天……

  周恩來總理兄弟三人,大弟周恩溥,小弟周恩壽。

  從1957年始,周恩溥的後人周榮慶一家一直低調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後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周家人從不炫耀身世,如同「隱居」一樣,日子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每一天……

  總理要求侄子一家到河南生活

  周恩來總理沒有後代,周恩溥有一個兒子叫周榮慶,周恩壽有6個子女。

  1945年初,周恩溥在山東被國民黨抓起來,嚴刑拷打後犧牲了。大弟媳王蘭芳和小弟周恩壽,都在戰爭年代落下嚴重傷病,不能正常上班。於是,周恩來就讓他們提前退休了。這樣一來生活就成了問題。於是,周總理就將兩人的費用擔了起來。

  周總理每月從自己400元的工資中,拿出100元給小弟,拿出50元給大弟媳。另外,看病吃藥的錢也是根據需要另出。這種資助,一直持續到周恩壽的6個子女參加工作,持續到大弟媳王蘭芳去世。當時,周總理專門交代侄子周榮慶:50元錢是給你媽媽的,誰也不要用,你們花錢自己掙。

  周家的後代牢記總理的囑托,住房寒磣、生活清苦等,他們沒抱怨過一句,沒向組織上伸過一次手。並且,按照總理的要求,侄子周榮慶一家還來到了河南生活。

  當時,周榮慶在北京志願軍醫院當宣傳文化幹事。抗美援朝結束後,軍醫院的人面臨轉業,國家剛好提倡機關幹部下基層勞動鍛煉。總理就對侄子說,你們到基層去吧,不要當官,當個工人最好。於是在1957年,周榮慶轉業分配至河南一家衛校當宣傳文化幹事,母親王蘭芳也一同來到了河南。

  周榮慶是周恩來7個嫡親侄輩中的老大。臨行時,周總理專門送他一句話:「布衣暖,菜根香,讀書滋味長。」鼓勵侄子學習勞動人民的優秀品質,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到河南不久,周榮慶又調到了焦作市九里山鋼鐵廠,後服從組織安排,先後到焦作輪胎廠、群英機械廠等單位工作,均是沒有任何職務的普通員工。

  在焦作九里山鋼鐵廠,周榮慶結識了晉菊清。晉菊清來自焦作農村,招工到廠裡「三八」煉鋼爐工作。兩人相處了大約半年,1959年1月的一天,幾位工友突然把晉菊清拉到一邊,神秘地問她知道和誰談對象嗎?晉菊清有點摸不著頭腦,說不就是老周嗎。工友們說,周榮慶就是周總理的侄子!晉菊清驚呆了,氣喘吁吁找周榮慶。當時,周榮慶正提著糨糊桶在廠區貼標語,面對劈頭蓋臉的發問,周榮慶只好回答說是真的,他是周恩來的侄子。晉菊清非常生氣,說為什麼不早說,你騙人,俺父母是農民,太不般配,不談了!晉菊清說完扭頭就走。周榮慶連忙追上去解釋,說我就是我,大伯是大伯……兩人最後來到母親王蘭芳面前。王蘭芳耐心地對晉菊清解釋:好孩子,咋能因為他伯父是總理就吹哩!我們來焦作時,總理一再交代,自己的路自己走,能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要以總理的親屬自居……

  晉菊清聽著老人的話,再想想周榮慶近半年來,一點兒也看不出他是總理的侄子,就是一個普通人,從不盛氣凌人,也不對人發脾氣,晉菊清的心動了。1959年5月10日,30歲的周榮慶和20歲的晉菊清喜結連理。

  得知侄子周榮慶與一個農家女結婚了,周總理連連稱讚說很好,說勞動之家光榮,並立即致信祝賀。鄧穎超也隨信寄來了一條烙花毛巾被、一對鴛鴦枕頭和一條純毛毯。

  從1957年始,周恩溥(周恩來的大弟)的後人周榮慶一家一直低調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後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周家人從不炫耀身世,如同「隱居」一樣,日子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每一天……

  總理和後人的暖暖親情

  9年後,已有兩兒一女的晉菊清第一次見到了敬愛的周總理和鄧穎超媽媽。那是1968年5月1日,婆婆王蘭芳對媳婦晉菊清說:我想你七伯、七媽了(註:這是按家族排行的稱呼,總理排行老七,周恩溥排行老八,周恩壽排行十一,周榮慶夫婦稱總理為七伯,稱鄧穎超為七媽)。當時,婆媳兩人沒有買到坐票。在火車上,晉菊清找來一張硬紙板讓婆婆坐在車廂接口處,自己則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站在婆婆身邊,熬了一天一夜才到北京。

  中南海西花廳,周總理夫婦第一次見到侄媳婦。鄧穎超拉住晉菊清的手,說自己也是河南人,咱倆還是老鄉哩,還比了比個子看誰高。隨後,鄧穎超又將自己穿的鞋脫下來,讓晉菊清試試大小,晉菊清一穿正合腳,鄧穎超笑著說「婆媳倆有緣分」。晉菊清感覺七媽是那麼和藹可親,但她那時想不到,七媽在暗暗給她量尺寸,準備送她鞋子呢。

  大約中午12點,周恩來從辦公室走出來,笑容滿面地問好,還彎腰輪流抱起三個孩子親了一遍,並囑咐晉菊清說,你媽當年為革命流過血,你和榮慶要待她好點兒!

  午飯桌上,總理問起了三個孩子的名字。晉菊清說:老大是1960年3月29日出生的,正趕上您訪問印度,取名周中印;老二1962年12月20日出生,是女孩,當時婆婆夢見了茉莉花開,取名周小莉;老三1966年出生,您訪問越南,就取名周中越。

  總理聽完哈哈大笑起來,對鄧穎超說,這名字起得不太好。鄧穎超於是說,給孩子改個名吧,從大到小依次叫周志勇、周志紅、周志軍。周總理想了想說好,就叫這名吧。從此,周志勇兄弟倆就叫起了鄧穎超奶奶給起的名字。「周志紅」的名字叫了一段,家人感覺有些不妥,仍照舊叫「小莉」了。

  回河南時,周總理夫婦送給晉菊清很多衣服和鞋子,總理還送晉菊清一塊手錶。

  在河南土生土長的周志勇說,總理沒有子女,不光視侄輩、侄孫輩如己出,還收養了許多烈士子女,對大家非常親。周志勇小時候去中南海,呆上十來天,也不一定能見總理一次。而大奶奶(鄧穎超)一般都在家,一去就給做丸子,用肉末做成的那種,還有從中南海湖裡撈出來的魚和蝦,還有從西花廳前摘下的桃子,都是最好的食物。有一次,大奶奶專門煮了嫩玉米給周志勇吃,但周志勇並不怎麼感興趣,說姥姥家的田里到處都是,鄧穎超一笑後才有所悟,原來侄子就生活在種玉米的地方。

  讓周志勇很遺憾的一件事是:1983年結婚時,他去北京與大奶奶一起照相,沒想到一張也沒有洗出來,是那種裝膠卷相機照的,不知咋回事全曝光了。

  從1957年始,周恩溥(周恩來的大弟)的後人周榮慶一家一直低調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後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周家人從不炫耀身世,如同「隱居」一樣,日子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每一天……

  後人一直珍藏總理的遺物

  1976年和1992年,對於焦作的周家,是兩個最為悲傷的年份。

  1976年1月8日,一家人正在吃晚飯,郵差突然送來一封電報,是鄧穎超發來的,說總理逝世,在京親屬參加葬禮。在外地的親屬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這也是總理生前的安排。放下電報,晉菊清哭著要去北京,周榮慶則把著門,滿臉淚水,說既然七伯和七媽不讓去,咱就得聽他們的話。事實上,就在總理逝世前一個多月----1975年農曆十一月初七,68歲的王蘭芳已經先走了一步。

  1988年春,晉菊清從周恩壽家人那裡得知,七媽鄧穎超病重了。這一次,晉菊清執意一個人去北京看望,病中的鄧穎超在昏迷中斷斷續續和晉菊清說話:好孩子,不許哭,要堅強……晉菊清從北京回到焦作不久,丈夫周榮慶也一病不起。1992年1月15日,丈夫走完他63歲的人生歷程。病中,周榮慶最後悔的是:沒有和妻子一道去北京看望七媽。

  周榮慶逝世不到半年,1992年7月11日,鄧穎超與世長辭。晉菊清從廣播中聽到了噩耗,帶著3個孩子去北京送七媽最後一程。在北京,她和其他親屬一起乘軍艦把七媽的骨灰撒向海河……

  周總理夫婦先後逝世後,作為周總理的至親,晉菊清一家分到了9件遺物,包括周總理經常佩戴的「為人民服務」胸章,鄧穎超用過的體溫表和他們的秋衣、秋褲、枕套、枕芯等。這些遺物,晉菊清前些年捐給淮安周恩來故居一部分,唯獨那件大衣她一直珍藏著。這是鄧穎超在世常穿的由紅都服裝廠生產的大衣,藍色,化纖料子。

  晉菊清還珍藏著一些老照片,是家人在北京與總理和鄧穎超一起拍的,有20多張,夾在一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常見的老相冊裡。每當想念總理和鄧穎超的時候,晉菊清就把孩子們叫到一起,一張一張細細翻看。晉菊清說,兩位老人為革命作過那麼大貢獻,還一生甘守清貧。作為周家的後代,我們要憑借自己的雙手幹活吃飯,決不能幹出半點讓老人家在天之靈不安的事情來。

  從1957年始,周恩溥(周恩來的大弟)的後人周榮慶一家一直低調生活在河南焦作。11位後人中,除了一人有正式工作外,其他人靠做些小生意、打工維持生活。周家人從不炫耀身世,如同「隱居」一樣,日子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他們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每一天……

  「十條家規」下的普通生活

  周總理曾給親屬們定下「十條家規」,包括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去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要說出與周恩來的關係,不要炫耀自己等。對此,周家一直牢記並遵守著。

  在焦作,周家和許多工人、農民一樣過著普通的生活,他們並不是有意宣揚什麼,也不是刻意掩蓋什麼,只是過著自己的本真生活。焦作當地的許多百姓包括當地領導都不知道還有這樣一個紅色家庭。當然,周家的同事、鄰居曉得這種關係,但大家都不去渲染,連周家人都那樣低調,外人去渲染有什麼意義!

  屈指算來,周家人在焦作已有54年,問及周志勇,省市領導可否知道這個紅色家庭?周志勇說不曉得,這些年他們家幾乎沒找過領導。在周志勇印象裡,唯一一次找地方領導大概是「文革」時期,是總理秘書的電話打給焦作革委會的。原因是奶奶王蘭芳的身體不好,要去北京治病。那時焦作交通不太方便,要坐汽車到新鄉,再轉火車。那一次奶奶病得很重,坐公共汽車,身體承受不了。周榮慶給總理說了,總理秘書才打了這個電話,讓安排一輛小車把王蘭芳送到新鄉。但總理秘書並沒有在電話中說明親屬關係,只是說有個老同志叫王蘭芳,在東北打遊擊時負過傷,在戰爭年代為革命作出過貢獻,要到北京治病,請把她送到新鄉坐上火車……

  周家從不敢找總理辦私事。周榮慶曾經找過一次,沒有找總理本人,而是找到曾經給總理當過秘書的七機部的何部長,幫地方買了輛處理的舊紅旗車。總理後來知道了,把周榮慶狠狠訓斥了一頓。自此,周榮慶和他的家人再也不敢做類似事情了。

  還有一次是在上世紀80年代,周志勇的小弟周志軍沒有工作,想讓鄧穎超奶奶幫忙找點活幹。可是鄧穎超奶奶非常嚴厲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不是為周家服務的。從此,周家任何一個人,無論什麼事都是自己設法解決,再不敢去給老人家添麻煩了。

  一家人是那樣的低調,他們從不炫耀家世,與普通市民一樣,一直過著「隱居」鬧市無人知的生活,在平凡、平靜、平常中度過了每一天,他們的日子雖然過得平淡,甚至寒磣,但他們從來沒有任何抱怨,那一種滲透肌膚的陽光與向上讓世人感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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