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征這對“聖君良臣”,魏征的直諫敢言，李世民的愛惜賢才，使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聖君,臣成了良臣,兩人之間十幾年的君臣關係是一份千古難遇的情誼,下文講述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

　　魏征，字玄成，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以直諫敢言著稱，是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享有崇高的聲譽。

 

　　魏征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隋大業末年，魏徵被隋武陽郡(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東北)丞元寶藏任為書記。元寶藏舉郡歸降李密後，他又被李密任為元帥府文學參軍，專掌文書卷宗。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敗後，魏征隨其入關降唐，但久不見用。次年，魏征自請安撫河北，詔准後，乘驛馳至黎陽(今河南浚縣)，勸崳李密的黎陽守將徐世績歸降唐朝。不久，竇建德攻佔黎陽，魏征被俘。竇建德失敗後，魏征又回到長安，被太子李建成引用為東宮僚屬。魏征看到太子與秦王李世民的衝突日益加深，多次勸建成要先發制人，及早動手。

　　玄武門之變以後，李世民由於早就器重他的膽識才能，非但沒有怪罪於他，而且還把他任為諫官之職，並經常引入內廷，詢問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誠輔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據理抗爭，從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問道：“何謂明君、闇君?”魏征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君之所以闇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宮，不見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趙高，直到天下大亂以後，自己還被蒙在鼓裡;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縣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太宗對這番話深表贊同。

　　貞觀元年，魏征被升任尚書左丞。這時，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親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溫彥博調查此事。結果，查無證據，純屬誣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轉告魏征說：“今後要遠避嫌疑，不要再惹出這樣的麻煩。”魏征當即面奏說：“我聽說君臣之間，相互協助，義同一體。如果不講秉公辦事，只講遠避嫌疑，那麼國家興亡，或未可知。”並請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詢問忠臣和良臣有何區別，魏征答道：“使自己身獲美名，使君主成為明君，子孫相繼，福祿無疆，是為良臣;使自己身受殺戮，使君主淪為暴君，家國並喪，空有其名，是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遠。”太宗點頭稱是。

　　貞觀二年，魏征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后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征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饑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訂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徵詢問。魏征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由於魏征能夠犯言直諫，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準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征問及此事，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又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征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鳥藏在懷中。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子悶死在懷中。

　　貞觀六年，群臣都請求太宗去泰山封禪。藉以炫耀功德和國家富強，只有魏征表示反對。唐太宗覺得奇怪，便向魏征問道：“你不主張進行封禪，是不是認為我的功勞不高、德行不尊、中國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豐、祥瑞末至嗎?”魏征回答說：“陛下雖有以上六德，但自從隋末天下大亂以來，直到現在，戶口並未恢復，倉庫尚為空虛，而車駕東巡，千騎萬乘，耗費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況且陛下封禪，必然萬國咸集，遠夷君長也要扈從。而如今中原一帶，人煙稀少，灌木叢生，萬國使者和遠夷君長看到中國如此虛弱，豈不產生輕視之心?如果賞賜不周，就不會滿足這些遠人的慾望;免除賦役，也遠遠不能報償百姓的破費。如此僅圖虛名而受實害的事，陛下為甚麼要干呢?”不久，正逢中原數州暴發了洪水，封禪之事從此停止。

　　貞觀七年，魏征代王珪為侍中。同年底，中牟縣丞皇甫德參向太宗上書說：“修建洛陽宮，勞弊百姓;收取地租，數量太多;婦女喜梳高髻，宮中所化。”太宗接書大怒，對宰相們說：“德參想讓國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無發，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參誹謗之罪。魏征諫道：“自古上書不偏激，不能觸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善而從。請陛下想想這個道理。”最後還強調說：“陛下最近不愛聽直言，雖勉強包涵，已不像從前那樣豁達自然。”唐太宗覺得魏征說得入情入理，便轉怒為喜，不但沒有對皇甫德參治罪，還把他提升為監察御史。

　　貞觀十年，魏征奉命主持編寫的《隋書》、《周書》、《梁書》、《陳書》、《齊書》(時稱五代史)等，歷時七年，至此完稿。其中《隋書》的序論、《梁書》、《陳書》和《齊書》的總論都是魏征所撰，時稱良史。同年六月，魏征因患眼疾，請求解除侍中之職。唐太宗雖將其任為特進這一散職，但仍讓其主管門下省事務，其俸祿、賞賜等一切待遇都與侍中完全相同。

　　貞觀十二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另一版本“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畏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選自《魏鄭公文集》)

　　魏征在貞觀年間先後上疏二百餘條，強調“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對唐太宗開創的千古稱頌的“貞觀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貞觀十六年，魏征染病臥床，唐太宗所遣探視的中使道路相望。魏征一生節儉，家無正寢，唐太宗立即下令把為自己修建小殿的材料，全部為魏征營構大屋。不久，魏征病逝家中。太宗親臨弔唁，痛哭失聲，並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唐太宗的這句話在成為了千古名言的同時，對於成就魏征百世賢相的英名，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