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一身做的最大的一件錯事就是殺魏忠賢，重用東林黨人士。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從他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還是心繫國家、講求原則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層能力、這種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盪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當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報仇雪恨和獨掌大權，藉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終於領會到了皇兄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國難當頭，非常時期，個人恩怨和個人私慾是不是應該暫時放一放呢?畢竟，國祚永存，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時，也讓無力回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以魏的權勢在最後一刻也沒有反判過，如果當時魏放手一博的話，也許中國的歷史將會被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