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崗位，古往今來，經由秘書崗位歷練而後來成大事、立大業者，不乏其人。但秘書崗位是一把雙刃劍，因過於玩弄小聰明，依靠領導庇護而目中無人，最終誤人誤己者也屢見不鮮，三國時曹操的謀士楊修可謂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蔣介石首席謀士楊永泰的經歷可稱得上是民國版的楊修。

　　楊永泰(1880年～1936年)，字暢卿，廣東茂名人。他自幼接受嚴格的舊式教育，又曾留學海外，接受過系統的西式教育，知識非常全面，書載：他「既擅文事，又長武備；既懂立法，又精行政」。加之他熱衷政事，對於「天下大事」觀察已久，可謂是滿腹機杼，胸中裝有萬卷平戎策。蔣介石稱其為「當代臥龍」，絕非過譽之詞。1928年初，蔣介石與楊永泰一經相識，就大感人才難得，相見恨晚，誠心挽留他。楊永泰也認為找到了「明主」，鐵心跟隨蔣介石，歷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南昌行營秘書長、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書長、武昌行營秘書長、四川行營秘書長，隨侍蔣介石左右，成為蔣的首席智囊。

　　楊永泰不負所望，為蔣介石立下了汗馬功勞，概括說來主要有：一是獻上「削藩」策略，為蔣介石剷除軍閥勢力提供了路線圖和具體的操作方案。蔣介石照此實施，只用了三年時間，就蕩平各路諸侯，名義上統一中國。二是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剿共」策略，在「剿共」上取得重大成效。針對前期國民黨「剿共」不力的情狀，楊永泰上書萬言，一針見血地指出，「剿共」「所難之點為共黨與『匪區』民眾結為一家」。他進而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並堅信「變軍事剿共為政治剿共，不出一年，會初見成效」。

　　此策略立即在「圍剿」鄂豫皖蘇區中顯示了威力：張國燾率領的工農紅軍四方面軍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據地，移師西去。緊接著在「圍剿」中央蘇區中，楊永泰又有針對性地獻計建立保甲制度，對蘇區民眾實行「軟化、分化、感化」政策，對根據地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與紅軍打「政治戰」、「經濟戰」和「立體戰」。僅一年多時間，這些措施也收到明顯效果：紅軍被迫進行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三是幫助蔣介石兵不血刃奪取「天府之國」四川，實現川軍國家化，川政中央化。可以說，這時候的楊永泰甚得蔣介石信任、賞識，被倚為左右手，參與軍國大事，掌握核心機密，一時大權在握，橫塑賦詩，捨我其誰。所有國民黨重要軍政文電，都須經-楊永泰先行過目，然後才能呈蔣；許多軍政要人來見蔣介石，也須經-楊永泰安排。作為一個秘書來講，楊永泰這時已達到了職業的頂點、權力的巔峰。如果楊永泰能把握住自己，面對權力無野心、擁有權力不張狂、使用權力不傲慢，或許他的人生結局要喜劇的多。但楊永泰背離了秘書的本職要求，走向了秘書要義的反面，自然也就走向了人生的不歸路。

　　一是拉幫結派，野心太大。國民黨內本來派系鬥爭就很複雜，楊永泰不但不潔身自好，遠離禍端，反而主動去趟這個渾水。作為政學系首腦，楊永泰千方百計，拚命擴充本派勢力。隨著國民黨內各反蔣勢力的蕩平，蔣介石越來越無法容忍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把持黨務的現狀，力謀打破「蔣家天下陳家黨」的格局，削弱CC系的權力。在第五次「圍剿」中，楊永泰藉機向蔣介石提出集黨、政、軍大權於「剿匪總部」的建議，不論省或縣都由書記長負全責，工作報告直接上呈「剿匪總部」黨政處。而楊永泰是「剿匪總部」的秘書長。這樣一來四省的國民黨省、市組織就由CC繫手中轉到楊永泰為首的政學系手中。實際上，楊永泰早就開始拉幫結派，此前在任南昌行營秘書長時，行營內的6個處長有5個竟是楊永泰推薦和與楊有密切關係的政學系人物。拉幫結派的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實現個人野心。楊永泰並不滿足於做一個秘書長式的人物，他的權力慾很強，野心很大，後來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被刺，楊永泰就想乘機爬上這一高位，只是因為遭到眾人的堅決反對而無果。

　　二是投機取巧，私心太重。綜觀楊永泰的所作所為，看似為公，實則為己，處處打著維護蔣介石的旗號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比如，陳果夫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時，打算安排自己的心腹擔任民政廳廳長。楊永泰看到名單後，就對蔣介石旁側敲擊：「這不成了CC的王國？」蔣本來就不滿江蘇省CC色彩太濃，聽了楊的話後更加生氣，決定「留中不發」。最終，這一職位卻由楊永泰的親信擔任，陳果夫的如意算盤落空。楊永泰深知，要想擴大自己的利益，關鍵是要抱住蔣介石這棵大樹，為此，他想盡各種辦法投機取巧。比如，為了迎合蔣介石，楊永泰每逢向蔣匯報之時，身上中山裝左右兩隻口袋內，都備有正反兩面的條陳。在談話中探察蔣介石的傾向，然後迎合蔣的意見，從口袋中取出預備好的條陳，請蔣介石審閱。人們把楊永泰這一手，戲稱為「乾坤袋」。但偷雞不成蝕把米。時間一長，蔣介石得知後，立即引起警惕之心：「此人非我同道，非忠於事者。久之，其心必異。」從此規定楊永泰的公文必須先送侍從室一處或二處核閱，摘要擬辦後再送他，以防楊永泰迷惑「聖聽」。

　　三是專橫跋扈，人際關係太差。楊永泰自視甚高，「胸中自有萬古，眼底更無一人」。他利用蔣介石的信任，儼然以「二領導」自居，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不僅對蔣身邊的工作人員頤指氣使，對一般軍政大員呼來喚去，甚至對蔣的其他親信也傲慢無禮。有一次，陳立夫有急事要當面向蔣介石匯報，楊永泰從中作梗，藉故說蔣介石正忙，沒有工夫會客，有急件可先交給他，再由他轉給蔣，使陳立夫白白等候了兩個多小時。

　　陳立夫對此十分惱火，當場大發雷霆，而楊永泰卻根本不當回事。在為人處世上，楊永泰與蔣介石的另一重要「智囊「陳佈雷截然不同。陳佈雷在楊永泰之後進入蔣介石侍從室，成為蔣的高參。他不僅對蔣介石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對他人也是謙虛低調、本分誠懇，不僅贏得了蔣介石夫婦的信任，也與陳氏兄弟以及蔣氏其他親信保持了良好的關係，最終得以成為蔣介石之「文膽」。他曾在日記中寫下「暢卿為人自負太高，言論行動易開罪於人」的自警之語。楊永泰的所作所為最終引起國民黨各派系的不滿和忌恨，必欲除之而後快，最終成為派系鬥爭的犧牲品。

　　蔣介石曾說：「我生平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對楊永泰這樣才具一流、道德缺失的人，蔣介石平生雖然最恨別人擅權，但還是給予了最大限度地信任和重視，久久不捨他的離去。雖然不捨，但為了平衡各派利益，更為了維護自己的核心權威，最終還是將其外調。1935年12月，楊永泰被任命為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深知，失去了蔣介石的庇護，這一走可能就是與蔣的永別。1936年10月，他被刺殺於主席任上，喋血揚子江畔。平心而論，蔣介石不負於他，楊永泰的悲劇下場主要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