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宣宗被尊為小太宗 為何沒能挽救唐朝的覆滅
一、唐宣宗的即位問題
根據目前的研究,特別是有關宣宗一朝最重要的黃樓的《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來看,所謂宣宗即位之前的「裝傻」,其實就是蓄謀已久的宮廷陰謀的重要一環。
正史所代表的傳統觀點是如何記載宣宗即位之原因,我們可以先看看《資治通鑒》會昌六年三月之記載:
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群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號曰光叔。上性豪邁,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更名忱,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鹹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
兩《唐書》的記載與之相近,這段材料故而成為後人判定宣宗即位緣由的主要根據。按《通鑒》、兩《唐書》皆言唐宣宗自幼即靠裝瘋賣傻韜光養晦,從而使宦官認為其軟弱可制,一舉推上唐皇之位。那麼這段材料存留正史,則可以明確告訴世人兩點:
1.宣宗個人天資聰穎,裝傻乃身處險惡宮廷環境中為自保之迫不得已的手段,實則是經天緯地之才;
2.之所以推舉在憲宗諸子中名位不顯,出身卑微的宣宗,是宦官集團為自身利益計而一手包辦,整個廢立過程與宣宗無任何關係。
其實宣宗韜光養晦數十年,此等心機之人,登基過程卻如此幼稚可笑,實在是不足為信。仔細推敲一下緣由便可發現,這段材料顯然系宣宗登基後一手製造,它既可以顯揚宣宗的才能,又可以把自己的即位和為人痛恨的宦官集團撇清關係,從而達到一箭雙鵰的目的。
既然宣宗單憑裝瘋賣傻即位並不是史實,那麼真相究竟如何?晚唐史料極為零碎,記載失缺者甚多,特別是宣宗在大肆炮製有利於的歷史記載時,不可能不抹去事關真相的痕跡,然而今人從史料中仍然可以尋找到蛛絲馬跡。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所收《唐故振武麟勝等州監軍使孟秀榮墓誌》云:
府君大夫諱秀榮……大夫元和三年正月六日授鳳翔府仇將軍小判官……會昌三年正月六日,從湖南監軍,著蕃高班,其年正月八日,除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判官、兼左街功德使判官。四年十二月廿六日,左神策軍都判官,除武德副使。五年九月七日,為王妃連累,貶在東都恭陵,已奪朱紱。六年四月廿七日,奉恩命,追賜綠,在南衙。大中元年正月三日,除內養。
會昌六年四月宣宗聽政後立即將被貶洛陽的孟秀榮召回,又在之後
「追賜綠」,說明孟定有功於宣宗。而孟早在會昌五年九月被貶洛陽,則會昌六年武宗駕崩、宣宗定位的這一段激烈鬥爭之時,其人並不在長安,那麼若言孟秀榮之功,一定是發生在其被貶洛陽之前,這隱隱已經表現出,宣宗可能與宦官集團存在關係。
孟秀榮何人?《孟》墓誌中載,他是當時的大宦官仇士良集團中的重要人物,既然孟秀榮乃仇士良集團中之人物,那麼宣宗即位前極可能已經與仇士良保持曖昧關係。在《中朝故事》、《續皇王寶運錄》等唐人筆記小說中,皆有宣宗為仇士良或仇姓宦官所搭救之記載,這或多或少表明,在晚唐,世間已有宣宗與仇士良集團勾結之傳聞。
宣宗即位後對仇士良及其家庭的種種禮遇,更能說明兩者之間暗暗存在的緊密聯繫。大中年間,宣宗特致使鄭薰為早已去世、並無君臣名分的仇士良撰寫神道碑,又大力恩寵拔擢仇士良諸子,甚至親自為仇家奉入宮中的仇氏撰寫墓誌銘(見《故南安郡夫人贈才人仇氏墓誌銘》)。仇家既與宣宗關係如此密切,則兩者之間定在登基之前有所聯繫。
再考慮武宗會昌年間的政局,其時武宗與李德裕致力於抑制大宦官集團,仇士良家遂被籍沒,而李德裕欲收中尉兵權更使得宦官集團對武宗、李德裕恨之入骨。尋找一位符合己意,親善北司的皇位繼承人,以期在下一朝恢復自己的權勢,也就成了仇士良為首的宦官集團想要急切完成的目的。而向來裝傻卻城府極深的宣宗看到此點,便為登基野心而與宦官集團暗中打成一片,這才是那場皇位交替之下的真相。
然而事實上,宣宗繼位之推手,並非只有宦官集團,內廷另一大勢力——翰林學士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翰林學士身居內廷,權力極大,故而往往可以在皇位問題上發揮巨大能量。順、憲、穆宗等人的即位過程中,都可以看見學士的身影。而武宗朝李德裕以宰相身份執掌大權,打壓內廷機構,翰林學士的權力受削,不僅參與樞機之權喪失不少,在仕途上亦為所阻,在自身的危機之下,翰林學士集團與宦官集團可謂政治利益一致——那就是反對李德裕,廢除武宗之政治路線。因此宣宗也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翰林學士集團所要注目的對象。
按宣宗登基之後,武宗駕崩時的翰林學士五員——白敏中拜相,韋琮、徐商先後登上相位,其他二人也飛黃騰達,由宣宗對諸學士之恩遇,恰可證明他們幾位在宣宗登基時的出力。
所以宣宗絕非是徒以「裝傻」獲得內廷陰謀集團的心儀,在被動狀態下被直接推送上皇位。而是這場皇位變動,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宮廷政治陰謀,宣宗、宦官、學士三方齊心協力,在武宗、李德裕不知情的情況下悄然編織的一張陰謀的密網。宣宗是一個城府與心計極深,老謀深算的政客,他在其中相當主動,而絕非僅僅是靠韜光養晦才被相中。
二、唐宣宗的作為和唐朝國運的關係
上文已見,唐宣宗的登基憑藉陰謀登基,今人為史料記載所蒙蔽,而當時的朝士則不可能不對真相有所瞭解。憲宗20子、武宗4子,宣宗莫名其妙地登基,以及手段之不正,是絕不可能真正贏得大多數朝士的真心擁戴的。而宣宗為鞏固政局,登基之初,不是繼續武宗朝已有起色的政治改良,積極挽救積弊日深的大唐國勢,而是專注於迫害政敵、製造輿論、美化自我。
宣宗篡位手段卑劣,且武宗乃其與黨羽實際上的政敵,自然不可承認自己是武宗的統治者,且自己輩分與武宗之父穆宗同,於是徑直以自己為英明神武的憲宗的直接繼承人。一方面,他對憲宗展開規模盛大的造神運動,拜謁太廟以至對已死去三十年的父親悲痛欲絕,活脫脫上演了一出做作的鬧劇;同時對元和一朝的大臣及後代大肆封賞,以至於聽聞憲宗朝江西觀察使韋丹之子韋宙為下僚時直接命令宰臣「速與好官」,做足了文章。另一方面,他緊緊抓住憲宗死的不明不白的弒君疑雲,意圖將穆宗打成篡逆之君,進而把穆宗一房的穆敬文武四朝斥之為「偽朝」,不僅從神廟遷出郭太后之神主,甚至意圖將四宗之神主從太廟遷出。
武宗朝把持朝政的李黨,作為宣宗推手宦官集團和學士集團的共同敵人,且李德裕之權威足以鎮主,以至宣宗恐懼到看李德裕則「毛髮洒淅」的地步,自然更不能為宣宗所容。其聽政之初,就迫不及待將李德裕由宰相罷為荊南節度,進而一降再降,直至先後兩次羅織罪名,使李德裕於大中元年十二月被貶為潮州司馬,再貶崖州,最終死於貶所。李德裕自身不保,李黨重臣鄭亞、李回等先後被斥出朝廷,國家徒然損失大批得力官員,這不能不說是宣宗為己之私而妨害國政的表現。
度過過渡期後的宣宗執政,以「務反會昌之政」為指導方針,重用前牛黨官僚。
在經濟上,宣宗首先一反「武宗滅佛」,重新支持恢復佛教勢力。武宗滅佛操之過急,固有相當多的負面影響,然而其在抑制寺院經濟,緩和財政壓力方面確實有著一定的功效。而宣宗重新恢復佛教勢力,使得武宗希冀以此改善經濟的目標化為泡影。而大中朝的經濟形勢相對會昌年間,並無任何好轉,反而不及前朝。大中朝饑饉連綿,朝廷及地方皆開支緊張;而冗官現象在大中朝趨於嚴重,更是增加了官僚俸祿開支;以致戶部錢最後趨於枯竭。唐朝在國勢日益崩壞的情況下,縱使宣宗有恢復之志,但國家並不能拿出什麼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現狀,阻止經濟的日益惡化。為彌補虧空,宣宗朝廷只能涸澤而漁,將諸藩鎮山澤之利收歸國有,使得各個藩鎮的處境艱難,加劇了地方不穩定現象。所以說,從經濟層面來說,宣宗朝除了啟用裴休改革漕運等小打小鬧外,沒有實行什麼行之有效的改良措施,無力阻止本就經濟問題纏身的唐王朝滑向深淵。
在政治上,宣宗因為與牛黨的親善關係,啟用具有牛黨背景的白敏中、崔鉉、令狐綯等庸相,其人治國並無多大成就,甚至令狐氏還是上下其手、拉幫結派、貪腐成性的奸人。至大中後期,根基甚淺的宣宗甚至對龐大的牛黨集團的甚感吃力,在諸多層面受到掣肘。在內廷,宣宗由宦官推立,執政之初不可能不對宦官集團施以恩榮,在大中中後期,宣宗也意圖壓抑宦官勢力,但宦官集團早已成尾大不掉之勢,老年的宣宗力不從心,絕不可能從根源上對宦官問題有明顯地改善,唐朝的宦官問題還是在趨於嚴重化。在選官用人上,宣宗因為政治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故而極力拉攏士族,來鞏固自身統治。宣宗極重科舉,且對士族集團極為優待,士族集團也利用其家學優勢把持科舉要津,故而宣宗朝是晚唐士族迴光返照的重要階段,同樣也是近來陸揚先生所說「清流文化」的重要形成期。
從地方的角度來說,宣宗朝收復隴右,這是其可圈可點之處,但君臣上下並無好好經營之意;對於河朔諸鎮,宣宗則一如既往地堅持從穆敬已經開始,經李德裕闡述明顯的名義控制、實際放棄之政策,整個國家防務以保守的氛圍為主。而為了收攏人心,優待士族,宣宗朝地方藩鎮冗官程度進一步加劇,造成了嚴重的財政負擔,又收奪地方山澤之利,導致地方財政惡化,再加上為籠絡人心而寬縱的政治風氣,使宣宗對地方大員的貪污腐敗不聞不問,誘使兵變發生,至大中朝,兵變已經接二連三地發生在以前極其穩定的江南諸鎮,這是一個相當嚴峻的問題。其實對於地方政治,宣宗有求治之心,他對藩鎮及州縣官員的定期移任極為關心,乃至喜歡「微服私訪」,調查民情。但其時地方政治之腐敗,宣宗也是無能為力了。
就個人而言,宣宗性格陰暗猜忌,喜歡玩弄權術。《東觀奏記》曾記載,宣宗曾令翰林學士韋澳綜合諸州風土人情編為《處分語》一書,從而能使他在面對地方官時「無所不知」,達到驚為天人的效果,其對權術之熱衷也可見一斑。而令狐綯等權臣深知宣宗性格,亦炮製種種假象蒙騙宣宗,君臣上下互相玩弄,朝政也就不可收拾了。
綜上所述,宣宗絕非什麼明主,「小太宗」更是妄稱。宣宗是一個心計極深,性格陰暗,喜愛玩弄權術的君王,對權力和威嚴的把握恐怕才是他最大的追求。而其人雖精於政治權謀,個人能力和治國能力卻未必有多高,於官僚,他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想要玩弄大臣卻反被大臣玩弄,最後無力處理官場亂局;於國家,他雖有興復之心,卻拿不出具有實際意義的改革措施,更無法指明明確的改革方向和領域,只能遇事小修小補,而對唐朝江河日下的局勢無力挽回。公允地說,宣宗資質平庸,其所作所為對於一個守成之君來說尚可稱道,但讓他來挽回唐帝國這座快要傾倒的大廈,就實在是太勉為其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