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組建特務機構錦衣衛內幕:監視及屠殺大臣
朱元璋為什麼組建特務機構錦衣衛?錦衣衛,全稱「錦衣親軍都指揮使司」,前身為朱元璋設立的「拱衛司」,後改稱「親軍都尉府」,統轄儀鸞司,掌管皇帝儀仗和侍衛。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親軍都尉府與儀鸞司,改置錦衣衛。作為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朱元璋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特令其掌管刑獄,賦予巡察緝捕之權,下設鎮撫司,從事偵察、逮捕、審問等活動。
封建社會自秦朝立國以來,歷朝歷代都在用著各種手法維護著統治者的利益,他們目標是一致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秦朝以暴治國,信奉武力至上,結果二世而亡。漢唐尊儒而教,但外戚、宦官污穢於朝,仍擺脫不了歷史的輪迴。到了明朝的朱元璋,又發展了一個統治人民的利器,那就是特務統治。有明一代,特務的興旺是中國歷朝歷代所不能比擬的,相互告發,人人自危,成為明朝時期統治的一大特色。
朱元璋是由平民出身打天下的,中國封建社會有一個怪圈,凡是由哥們一起打天下的,曾經在一個被窩睡覺的,打下天下後都不得善終。最後掌握皇權者或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威,或是為了利於下一代接班,都要對年輕時摸頭拍背的哥們功臣進行誅殺,以防他們功高震主。對此朱元璋有一句最精闢的信奉:「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
明朝建立以後,朱元璋比歷朝皇帝犯的疑心病還重,對身邊的戰友越有能力的越不放心。宋朝的趙匡胤也是對功臣不放心,但他採取的辦法還是有些人情味,就是對功臣給你好吃好喝,交出權力,回家離休。這些人跟著趙匡胤打天下時沒有能力是絕不能用的,不能養吃閒飯的呀。但等打下天下後,能力就成了功臣的負擔,每個人不能再同朕一樣還考慮天下大事,今後只能想著自己的老婆、孩子、熱炕頭。後來大臣們在趙匡胤面前都千方百計的表現出自己對金錢的追求,對財產的貪婪,對前途目光的短視,而且都得了一個共同的健忘症,就是忘記了國家還有朝廷這樣一個辦事機構,從不過問朝廷政事,趙匡胤這樣處理帶來的好處是君臣相安無事。
朱元璋反其道而行之,他主要是怕禍及其子,不利於今後的傳宗接代,於是在洪武二年成立了錦衣衛的特務組織。並賦予巡察緝捕之權,下設鎮撫司,從事偵察、逮捕、審問活動,且不經司法部門而成為一個我行我素的獨立部門。
朱元璋首先拿丞相胡惟庸是問,並於洪武十二年開刀問斬,胡惟庸一案株連多達萬人,最後連太師李善長也受牽連,77歲時李善長全家被殺。
接著十三年後朱元璋又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掉了功臣藍玉。藍玉對於朱元璋那是夠赤膽忠心的,藍玉被誅天下喊冤,但藍玉案還是又株連一萬多人,藍玉案後明朝功臣凋零。
這樣的誅殺大臣連太子朱標都看不下去,曾進諫說:「陛下誅戮過濫,恐傷和氣。」當時朱元璋沒有說話。第二天,他故意把長滿刺的荊棘放在地上,命太子揀起。朱標怕刺手,沒有立刻去揀,於是朱元璋說:「你怕刺不敢揀,我把這些刺去掉,再交給你,難道不好嗎?現在我殺的都是對國家有危險的人,除去他們,你才能坐穩江山。」
錦衣衛不但對付大臣,還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軍情民意,凡是有一點對皇帝不利的言論都逃不過他們的耳目,當地的官吏也不敢隨便過問他們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對他們的不滿,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一旦被特務們抓去,那就是九死一生,最輕也要落個殘疾的下場。
朱元璋將錦衣衛派到各地,事無鉅細,他都要聽,包括大臣家晚上請的什麼客,作的什麼詩,第二天上朝有時朱元璋還裝出無意的樣子當面提醒酒宴中的細事,群臣無不驚駭,在朝廷上戰戰兢兢,而朱元璋恰恰要的就是這種效果。
據明史記載,錦衣衛常用的刑具有十八套,什麼夾棍、腦箍、攔馬棍、釘指等等都包括其內。其中有一項刑罰叫做「杖刑」,特務對於「杖刑」的執行非常有講究,對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說「打著問」,意思是不必太重;當犯人不配合,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說「好生打著問」;當庭審官被激怒,不想讓你活時就說「好生著實打著問」,那時犯人就只有進氣沒有出氣了。從封建王朝歷史上看,明朝是特務組織最恐怖的一個王朝,而他的由來也是有其原因的。
在明朝前代的元朝,蒙古人是以武力統一的中國,對反抗的城市經常採取屠城政策。忽必烈即位,為了長久統治中國,開始學習前朝,遵行「漢法」,命手下重臣制定法律,企圖緩解政局的矛盾。但是當時投降的漢臣皆精於儒術而不熟悉法術,崇尚人治而不喜歡法治,所以在制定法律時產生較大的困難。他們只好上學漢唐,下學金朝,照葫蘆畫瓢,從儒家角度提出了一些宏觀的條律,制訂新的法律也往往只是原則性的。雖然這些新法律有利於國家建設,但因為過於簡略,根本就沒有落實到基層,下層官員由於貪污受賄等原因,往往還是用原來的暴力來解決存在的矛盾。
另一個重要差別是元朝原來制定的有「南北差異」的法律,蒙古人和漢人在法律制定上開始就是不平等的。如;漢族人同蒙古族鬥毆,漢人打死蒙古人要處死,而漢人被打死,蒙古人只需充軍出征,這只能增加民族仇恨和反抗的怒火。
因此元朝在中原的政策形成了兩層皮,表面的法律和實際的暴力,加上元朝統治只有八十年,時間過短,使之民族不能融合,這直接導致了漢族在基層以各種方式醞釀反抗,政治謠言、私下串聯比比皆是。蒙古貴族為了防止反抗,甚至有規定幾家共用一把菜刀的荒唐事情,但越是這樣民族反抗的決心越大,民間的隱蔽議事越多,有元一代,民族起義就沒有斷過。
朱元璋是以布衣起家,他對民間的活動瞭如指掌,知道民間力量的強大,並且朱元璋就是以此興業的,所以投鼠忌器,很害怕在他執政時期也由於民間的反抗而翻船。
在朱元璋自身的經歷中,在郭子興軍中由於多次險遭暗害,使朱元璋的警惕性和疑心,隨著權力成正比增加。
而他的布衣出身,證實了古來「將相寧有種乎?」的正確性。自己是從平民爬到皇位,那別人在理論上也有機遇爬到自己的位子,出身的自卑、擔心朝臣的出賣、危險的無處不在以及皇權的巨大誘惑,這一切使朱元璋從消極的一面接受了元朝的教訓,不擇手段的殘酷鎮壓可能的任何反叛力量。
明朝建立以後,明朝的政治制度開始時沿襲元朝舊制,中央設置中書省,左右丞相。但朱元璋由於接受消極教訓,感到元制的中書省權力過大,洪武九年廢中書省,設立分置的布政司,執行權還歸布政司,而決策權收歸朱元璋。在政治上繼續集權的同時,朱元璋軍事上開始分權,改原來的一個大都督府為後來的五個大都督府,軍隊分而治之而形不成反抗力量。同時建立一套特務機構,直接歸朱元璋統轄,在軍政兩套系統之外又建立了第三套監視機構,使軍、政、特相互監視,相互制約,欲至天下人於股掌之中。
治天下者,行大道,視天下者如父母,天下者必為其樹碑立傳。治天下者,行苟且之事,視天下者如草芥,必為天下者所唾棄,明朝雖建有蘇三監獄之類的用具,終不免灰飛煙滅,遺臭萬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