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年的鄂西會戰中，有無數的中國傷兵因為沒有食物和醫藥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馮學佑說，日軍轟炸過後，糧倉起火了，大米都被燒焦了，國軍沒有吃的，就把燒焦的大米熬成粥，放點鹽，攪拌了吃。

　　駐紮在石牌村的是國軍18軍11師師部。18軍是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賴以起家的部隊，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國軍最精銳的部隊之一。18軍11師都如此艱苦，其他的部隊更可想而知。

　　駐紮在宜昌市夷陵區黃花鄉南邊村的第75軍預四師不是嫡系，他們的境況比18軍更慘。

　　南邊村距離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軍和第18軍都是參加鄂西會戰的國軍軍隊。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場大雨，預四師的故事會永遠掩埋在民間，在時間的推移中漸漸消亡，此後，再也不會有人知道曾經有過這樣一支艱苦卓絕的軍隊。

　　蒼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萬公路旁邊，一場大雨，衝出了3000屍骨。鄂西會戰中的第75軍預四師的悲壯故事被人們得知。

　　宜萬公路是宜昌通往重慶萬州的一條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尚未通車，而宜萬鐵路直到2010年才通車，所以，67年前的日軍進攻重慶，除了走長江水路，再別無選擇。

　　預四師5000人，現在，我們能夠知道的只是師長傅正模等少數幾個人的姓名，其餘的幾千將士，已經融入了塵土中，他們像塵土一樣默默無聞，不為後世的我們所知。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區黃花鄉南邊村一個普通的農民。鄂西會戰的時候，他家是財主，金魚坪村周邊幾百畝土地都是他們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預四師的野戰醫院。易升泉的父親易順倉親眼看到了當初抗戰士兵的慘狀，易順倉已經去世十年，但是他向兒子易升泉多次講起了那時候戰場的情景。

　　金魚坪村上了年紀的村民現在還能記得當時的情景，他們看到預四師師長傅正模每次來到野戰醫院的時候，都牽著馬，馬上坐著或者爬著一名傷兵，有時候是兩個傷兵。警衛員跟在後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時候，馬鞍上又坐著傷癒歸隊的老兵。傅正模雖然有一匹戰馬，可是村子裡的人都沒有看見他坐過，有人好奇地問他，作為師長，咋能把馬讓給士兵乘坐，他說：「我師雖有5000人，但沒有一個是多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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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西會戰尚未結束，傅正模就被升為副軍長。後來，他一直留在大陸，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1968年去世。

　　傅正模的兒子叫傅樂平，解放後一直在台灣。改革開放後，兩岸可以互相走動，傅樂平來到了金魚坪村，在當初野戰醫院外的亂墳堆邊站立了很久，流著眼淚。

　　那些墳堆是在一座山腳下，2010年夏天的一場大雨過後，這裡被衝出了3000具屍骨。那些屍骨全是預四師的。

　　預四師才開始走進了人們的視線。

　　那時候，易升泉的奶奶還在，奶奶是預四師傷兵野戰醫院的見證人。奶奶說，當時國軍死的人太多了，都來不及仔細掩埋。每天早晨，幾個村民就拉著架子車，從野戰醫院裡往外拉死屍，拉到村外山腳下的大坑裡。鋪一層死屍，灑一層土，再鋪一層死屍，再灑一層土。就在村民們抬著死屍準備丟進大坑的時候，有的傷兵突然醒了，發出一聲呻吟，或者眼睛睜開了，村民們又把他拉回野戰醫院。然而，第二天這個傷兵又死了，再拉過來掩埋。

　　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奶奶說，主要是沒有食物，也沒有醫藥，有的餓死，有的病死。

　　有時候，隨同傅正模來到野戰醫院的還有一個副官，易升泉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也可能是忘記了他的名字，現在只知道他姓溫，那時候的人們都叫他溫副官。

　　溫副官第一次來到野戰醫院的時候，得了一場大病，野戰醫院的醫生沒法治癒，很多人都認為溫副官沒救了。易升泉的姑父說，讓他試試。易升泉的姑父名叫周仁豐，是當地有名的中醫。結果，周仁豐用土方子治好了溫副官的病。溫副官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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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升泉清楚地記得父親說過這麼一件事情：

　　有一次，溫副官來到他們家，偷偷地問易順倉：「家裡還有沒有吃的?」易順倉問：「有啊，怎麼了?」溫副官說：「我一個老鄉，在野戰醫院裡，野戰醫院沒有吃的，他快要餓死了。」易順倉從廚房裡拿了兩個麵餅，跟著溫副官跑進了野戰醫院。野戰醫院裡一間房屋的地上躺滿了人，一個個面黃肌瘦，傷痕纍纍。溫副官的老鄉躺在最外面，等著被收屍的人拉走。溫副官把麵餅撕成長條，塞進老鄉的嘴裡，可惜老鄉已經餓得沒有任何力氣，嘴巴不會動了，沒有力氣咀嚼了。溫副官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很快地，溫副官的這個老鄉就死了。

　　那時候國軍預四師的將士們，在前線與日軍殊死拚殺，只有受了重傷才會被抬到後方的野戰醫院。然而，野戰醫院缺少食物，又缺少醫藥，等待他們的還是死亡。

　　2010年的一場大雨衝出了國軍預四師的3000具屍骨，世人震驚。易升泉說，當時掩埋的屍骨遠遠超過3000具。解放初期，村裡的放羊人上山放羊，就踩著這些屍骨攀爬，儘管大家都知道這是抗戰將士的屍骨，但是從來就沒有人收殮，任陽光暴曬，風雨浸淋。文革初期，有人把抗戰將士的屍骨架火焚燒，作為肥料，撒在田里。

　　將溫副官從死亡線上拉回來的中醫周仁豐，命運和這些抗戰將士一樣悲慘。

　　宜昌剛剛解放，周仁豐就被當地民兵抓起來，因為他給國軍的官員治過病，就要槍斃他。那些年，周仁豐的眼中只有病人，沒有什麼階級，沒想到給自己惹來了禍端。一位在宜昌任職的高官，聽說周仁豐要被槍決，騎著快馬從宜昌趕來，可是，還是晚了一步。他趕到的時候，槍聲已響。

　　這位高官解放戰爭時期在鄂西山中打過遊擊，周仁豐曾經救過他。

　　鄂西會戰非常慘烈。

　　參加過鄂西會戰的預四師老兵劉邦瑞曾經給兒子易強講過，距離野戰醫院30公里有一座山叫珠寶山，預四師的一個連曾經在那裡打過一仗，面對四百多名日軍和日軍的重機槍、小鋼炮，死戰不退。當時，劉邦瑞所在的那個連僅有140人，僅有一挺輕機槍，其餘的都是漢陽造，很多槍支因為使用時間長，膛線都磨平了。日軍攻擊很猛，像潮水一樣湧過來，三八大蓋的刺刀長長的，亮光閃閃。日軍的炮彈從頭頂上飛過去，落在後面，掀起的氣浪把帽子都吹掉了。國軍的輕機槍壓不住日軍的重機槍，重機槍的子彈像雨點一樣落在陣地上，剛才還在打槍的戰士，突然沒有了動靜，劉邦瑞一看，戰士的臉上都是血。連長揮舞著駁殼槍嘶聲叫喊著：「人在陣地戰，殺一個夠本，打狗日的。」

　　儘管國軍非常英勇，然而，寡不敵眾，加上武器低劣，日軍最後攻上了山頭。國軍的子彈打光了，但是沒有一個人後退半步。劉邦瑞看到日軍越來越近，就跳進一個坑溝裡，拉過身邊的幾具死屍，蓋在自己身上，蓋了好幾層。日軍來到了坑溝邊，用刺刀捅著一具具死屍。劉邦瑞聽到幾米遠的地方，傳來了呻吟聲，接著是刺刀捅進肉體的聲音，呻吟聲沒有了。

　　劉邦瑞在坑溝裡等了很久，等到外面沒有了動靜，他才搬開蓋在身上的死屍，抹掉臉上的血跡。劉邦瑞站起來，看到漫山遍野的死屍，不知道該怎麼辦。一會兒，山頂上又出現了六個人，手無寸鐵，他們和劉邦瑞一樣，是這場戰役的倖存者。

　　140人，現在只剩下了7個人。

　　天黑後，這7個人撿起空槍，下山尋找大部隊。

　　後來，劉邦瑞所在的部隊，又與日軍開戰。

　　戰鬥中，一顆子彈飛過來，劉邦瑞的腿部受傷了，他仍在堅持戰鬥，爬在地上，看到日軍走近了，就射擊。

　　這場戰鬥，國軍打贏了，殘餘的日軍逃下山去。

　　打掃戰場的時候，營長看到劉邦瑞腿部負傷，爬不起來，就安排兩個士兵，將劉邦瑞背到了野戰醫院所在的金魚坪村。劉邦瑞在養傷期間，一直打聽前線的情況，後來聽說，這個營長犧牲在戰場上。

　　鄂西會戰結束後，劉邦瑞的腿上還沒有好，無法跟著部隊開拔，只好在金魚坪村繼續養傷。後來，他與部隊失去聯繫，就入贅在了這座村莊。

　　易升泉的二爺名叫易子培，是當地民團的首領。

　　由於預四師傷亡很大，當地的民團士兵就轉入了預四師。

　　易子培說，預四師是湘軍部隊，剛剛開來的時候，從師長傅正模到普通士兵，都是湖南人。後來傷亡太大，不斷補充，就有了全國各地的人。

　　湘軍強悍，世人皆知。在國軍的作戰序列中，特別能打的除了湘軍，還有桂軍和秦軍，桂軍堅韌，秦軍兇猛。清朝的時候，有一句俗語說：「無湘不成軍」，過去人認為吃鹽長精神，添力氣。所以，清政府很長時間裡，不給湘西提供食鹽。廣西十萬大山，地瘠民窮，鑄造出了廣西士兵極為堅韌的性格，他們像川軍一樣吃苦耐勞，又像湘軍一樣性格剛烈。「軍神」林彪一生打過兩次敗仗，一次是血戰四平，被湘軍大敗;一次是青樹坪戰役，被桂軍打敗。打響抗戰第一槍的29軍，將士大多都是陝西子弟，在與日軍拚殺中，日軍戴上了鐵圍脖，刀砍不如，29軍的將士就從上向下劈砍，將日軍砍為兩截。抗戰初期最凶悍的最具戰鬥力的日軍王牌，也不是29軍的對手。

　　預四師開拔前夕，傅正模最後一次來到了金魚坪村，他在埋葬了3000多具屍骨的山下立了一塊石碑，村中有文化的人看到碑文，才知道師長的名字叫傅正模。碑文就是傅正模寫的，石碑上還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的名字。鄂西會戰，交戰雙方是國軍第六戰區和日軍第十一軍。

　　傅正模在石碑前站立了很久，一直到黃昏，他才轉過身來，人們看到他滿臉都是淚水。

　　這麼多年過去了，人們都忘記了碑文的內容，只記得其中有一句話：「不朽殊勳，光照千秋。」

　　除了這塊石碑，在這場戰役中犧牲了的預四師排長以上的軍官，每人都有一塊石碑。石碑從山下排列到山頂上，密密麻麻。

　　這些石碑中，就有那位營長的石碑。此後，每年清明節和春節，劉邦瑞都會來到營長的墓碑前，點燃紙錢，枯坐良久。

　　解放後，有人要蓋房屋，就盯上了這些石碑，也有人把石碑拉到家中壘豬圈，還有人用石碑鋪路，任成千上萬隻骯髒的腳踩在上面。現在，山上沒有一塊石碑了，抗戰烈士們都沒有「千秋」。

　　而那塊上面刻著陳誠名字和傅正模撰寫祭文的石碑，因為太過巨大，無法搬走，就被人砸毀了。

　　改革開放後，有很多人來到這裡，尋找烈士中的親人。易升泉的父親易順倉，曾經有一個同學，名叫楊印池，先在民團裡，後來進了預四師，離開的時候，他是排長。後來，大陸解放，他去了台灣。兩岸能夠走通後，楊印池來到了金魚池村，瞭解抗戰烈士們的情況。離開的時候，他哭成了淚人。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姓劉的人，據說是民航三局機關主任(這個單位和稱呼不知道是不是確切)，也來到了這裡，鄂西會戰的時候，他的兩個舅舅都犧牲在這裡，都在預四師擔任官職。劉主任在這裡找了好多天，終於找到了一個舅舅的墓碑，上面的名字是鍾有煌;另外一個舅舅的墓碑沒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