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後一時代的人與前一時代的某個名人有些相仿，人就會以那個逝去的名人作他的綽號，並加上一個「小」字，《水滸》裡那個百步穿楊的花榮便稱作「小李廣」、《三國演義》裡那個勇冠三軍的孫策就叫作「小霸王」，稱「小」並不意味著他的本領不高而只是說明其時代的較後。杜牧與李商隱被稱為「小李杜」就是因為他們生於李白、杜甫之後，如果說李白、杜甫是盛唐詩歌的雙子星，共同創造了一個幾乎不可企及的詩歌巔峰，那麼，李商隱、杜牧則在晚唐是兩個無人可與比肩的詩人，他們的詩給唐代詩歌史的最後一頁添上了瑰麗的色彩。

　　憲宗元和九年(814)以後，孟郊、李賀、柳宗元、韓愈相繼去世。隨著中唐這批詩人的逝去，元和詩壇上那種活潑潑的生機和銳意創新的勇氣也漸漸消失，雖然白居易、賈島、劉禹錫一直活到九世紀四十年代才離開人間，但他們後期業已定型的詩歌創作也只能起承先啟後的橋樑作用。直到杜牧、李商隱等年輕詩人崛起，晚唐詩壇才有了異於前代的生機。

　　杜牧(803-825)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進士，出身於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這種世家的出身是杜牧一直引為自豪的事情，《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詩云：

　　我家公相家，劍佩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

　　這一家世傳統對他極有影響，使他常以天下為己任，特別關心「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還寫了《罪言》、《論戰》等有關政治、軍事的文章，註釋了軍事著作《孫子十三篇》，多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經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就像舊時綠林好漢常吆喝的一句口號「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可是，且不說他是一廂情願紙上談兵，在那時就算他真有管仲、諸葛之才也難補好唐王朝這件百孔千瘡、捉襟見肘的「衣裳」，更何況當權的既非齊桓也非劉備，根本不會理會他的書生意氣。所以在他中了進士以後十年時間裡，除了一小段在京為御史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中沉淪下僚，直到四十多歲才當了個州官，因而他又常常灰心失望，在他四十四歲任池州刺史時寫的《春末題池州弄水亭》中，他自嘲道：「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無可奈何之餘，就只有一觴一詠，歌兒舞女，「逐日愁皆醉，隨時醉有餘」。他那種「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式的放蕩形骸，「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式的懶散頹唐，和他時時關心天下事的入世雄心合起來，正好是杜牧一個完整的心靈。

　　比杜牧小十歲的李商隱(813-858)則不同。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開成二年(837)進士，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雖然他自稱是帝胄之後，但實際上早已家道敗落，只不過和大唐的皇帝共姓一個「李」字而已。從他的高祖至父親都只做過縣令、州佐之類下級官吏，到李商隱幼年時更是「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姊文》)。他只能苦苦奮鬥，從科舉開始，爭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所以杜牧式的自豪與他是無緣的，倒是一種自卑與自負扭結而成的激奮心理時時佔據著他的心靈。因此，他一方面對政治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一方面深深地憤慨與失望，像《賈生》中「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他懷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樓》中「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歎，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心裡憂鬱難堪的根源之一，所以他比杜牧更篤信宗教，常常在宗教世界裡尋找心靈的解脫。同時，作為一個不掙扎就沒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樣陶醉於自我，故此他的性格也不像杜牧那麼爽朗開豁，相反，他時時陷入難以排解的憂鬱之中。

　　杜牧與李商隱關係不錯，他們一為李賀寫序，一為李賀寫傳，在牛僧孺死後，一為牛寫祭文，一為牛寫碑銘。李商隱還寫了贈給杜牧的兩首詩，《杜司勳》說：「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說：「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極盡仰慕之情(但杜牧集中沒有贈李商隱的詩，也許是沒有收或遺佚了)。可是，儘管如此，他們兩人的差異仍是太大了，氣質、出身、思想的差異使他們的詩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種貴族氣質、史家遺風使他的詩充滿了理性精神的高朗明快，而李商隱心中的那種浪漫情調與自卑壓抑使他的詩鬱積了感情的纏綿結繞;杜牧那種灑脫輕快性格使他的詩顯出爽利俊逸，而李商隱那種悱惻於情的性格使他的詩偏於沉鬱曲折;杜牧那種強烈的入世思想使他的詩更多地表現了現實精神，而李商隱那種自感不容於世的心理使他的詩常常指向虛幻的想像世界。

　　在晚唐，像杜牧、李商隱那樣處境、地位的文人不少，像雍陶、薛逢、馬戴、李頻等，但他們的氣質、性格、思想都與杜牧、李商隱不同，既不像杜牧那麼爽利通脫，也不像李商隱那麼重於情感，儘管都有滿腹牢騷，卻都做出一副瀟瀟澹泊的面孔來，所以詩歌大多寫自然山水，意境也比較狹小單調，而多偏於走那種清麗尖新的路數，基本上沿襲的是大歷十才子，姚合、賈島的風格：比起杜牧來，氣格要狹窄窘迫些，內容也淺近卑俗些;比起李商隱來，色彩要清淡些，意境要顯豁些，往往千人一面。那種幽幽的傷感、殘山剩水的境界，僵化的格律規範，往往使這些詩出現一種與晚唐時代相彷彿的灰暗、蕭瑟之氣。

　　就是杜牧、李商隱的朋友也難與他們比肩，杜牧稱為「千首詩輕萬戶侯」的張祜絕沒有杜牧那種俊逸爽利;以「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兩句使杜牧「吟味不已，因目之為『趙倚樓』」的趙嘏更沒有杜牧那種深沉的歷史感和開朗的胸襟;最像杜牧的許渾則只是像其皮毛，乍一看與杜牧形似，但仔細讀來，就能發現他缺乏杜牧詩那種拗峭的韻律與高朗的批判精神，不僅重複的句式多、相似的意境多，而且顯得格調不高，情緒低沉。而李商隱的好朋友溫庭筠的詩也不像李商隱那麼朦朧深沉，情感鬱結，雖然語詞意象色彩相似，卻由於沒有真摯的深情而缺乏縈繞迴盪的韻味，顯得比較直露淺顯;另一位與李商隱詩略有相似的李群玉，雖然也有些詩的色彩、意象與李商隱接近，但總的來說卻纖弱柔靡得多，像「多情草色怨還綠，無主杏花春自紅」、「酒花蕩漾金尊裡，棹影飄搖玉浪中」、「二寸橫波回漫水，一雙纖手語香弦」，簡直不像詩而走到詞曲那一路上去了;至於唐彥謙、韓偓等學李商隱詩風的晚一輩詩人，那就更有點邯鄲學步、畫虎不成的味道了。

　　當然，決定一個詩人風格的並非僅僅是氣質、性格與思想等內在因素，還應該包括他詩歌所採用的形式、語言、意象等外在因素。一般來說，晚唐詩人在細微局部的審美感受上是出類拔萃的，在捕捉細膩的、富於表現力的意象，選擇微妙的語詞、構築幽遠婉約的意境方面幾乎可以說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但是，他們在整體語言形式上卻幾乎沒有什麼創新，完全沿襲了中唐，只不過是對詩歌尤其是近體律絕的格律、音節、用詞遣字推敲得更細而已。但杜牧、李商隱則與他們講究局部的習慣不同，杜牧除了有意在聲律上進行一種「陌生化」的改造，形成拗峭峻拔的效果外，更注意意脈的流貫與整體的和諧，他的詩往往渾然完整，很難以句、字摘選;李商隱則更側重於整體結構的迴環曲折，使意脈似斷而實續，往往以跳躍性的視角轉移造成意境的朦朧恍惚、撲朔迷離，以反差極大的色彩意象與情感內涵融和，使人在不協調處領悟它的妙處，因此也往往使人感到它「陌生」與新穎。唯其如此，他們的詩才能在晚唐詩壇上顯示出獨特的華彩，並給後人開鑿了新的創作途徑。

　　歷代留下來有關「小李杜」的評論、詩選、傳記已經不少了，今人又增添了許多新的論著、詩選。本書為了避免重複，採取了類似「札記」的寫法;為了避免單純賞析，又添寫了有關杜牧和李商隱生活、交往、影響的一些段落，目的無非想使讀者立體地、多面地瞭解這兩位詩人。比如科舉常常是舊時代文人一生中幸與不幸的關鍵，很能影響到二人的心理，於是寫了《龍門之躍》;牛李黨爭是晚唐人難以繞過的大漩渦，杜牧、李商隱在這場風波中究意如何表現，這是眾說紛紜的舊公案，於是寫了《在黨爭的夾縫中》;個人生活雖然常常被正統史學遺忘，卻常常是瞭解人的極好機會，於是寫了《十年一覺揚州夢》與《一寸相思一寸灰》;而宗教信仰則與詩的關係很密切，《只到靜時方愛僧》和《朝了三清又拜佛》就介紹了這兩位詩人心中不同的宗教意識。對於詩選，當然盡可能選代表作來進行通俗的賞析，但心裡實在不願意沿襲時下賞析文章的模式，於是在賞析時常常會借題發揮。同時，為了使讀者通過「小李杜」這個坐標瞭解當時詩壇的演變和發展，也特意寫了杜牧、李商隱與周圍及前後詩人乃至宋代西昆派的關係的若干篇。我們覺得，孤立地看某一事物絕不如綜合地多角度地看這一事物，就像懸浮在宇宙中的星球如無其他星球當參照系就無法確定其位置一樣。

　　大凡後一時代的人與前一時代的某個名人有些相仿，人就會以那個逝去的名人作他的綽號，並加上一個「小」字，《水滸》裡那個百步穿楊的花榮便稱作「小李廣」、《三國演義》裡那個勇冠三軍的孫策就叫作「小霸王」，稱「小」並不意味著他的本領不高而只是說明其時代的較後。杜牧與李商隱被稱為「小李杜」就是因為他們生於李白、杜甫之後，如果說李白、杜甫是盛唐詩歌的雙子星，共同創造了一個幾乎不可企及的詩歌巔峰，那麼，李商隱、杜牧則在晚唐是兩個無人可與比肩的詩人，他們的詩給唐代詩歌史的最後一頁添上了瑰麗的色彩。

　　憲宗元和九年(814)以後，孟郊、李賀、柳宗元、韓愈相繼去世。隨著中唐這批詩人的逝去，元和詩壇上那種活潑潑的生機和銳意創新的勇氣也漸漸消失，雖然白居易、賈島、劉禹錫一直活到九世紀四十年代才離開人間，但他們後期業已定型的詩歌創作也只能起承先啟後的橋樑作用。直到杜牧、李商隱等年輕詩人崛起，晚唐詩壇才有了異於前代的生機。

　　杜牧(803-825)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大和二年(828)進士，出身於官宦世家。他的祖父杜佑既是大官又是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這種世家的出身是杜牧一直引為自豪的事情，《冬至日寄小侄阿宜》一詩云：

　　我家公相家，劍佩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

　　這一家世傳統對他極有影響，使他常以天下為己任，特別關心「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上李中丞書》)，還寫了《罪言》、《論戰》等有關政治、軍事的文章，註釋了軍事著作《孫子十三篇》，多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經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郡齋獨酌》)，就像舊時綠林好漢常吆喝的一句口號「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可是，且不說他是一廂情願紙上談兵，在那時就算他真有管仲、諸葛之才也難補好唐王朝這件百孔千瘡、捉襟見肘的「衣裳」，更何況當權的既非齊桓也非劉備，根本不會理會他的書生意氣。所以在他中了進士以後十年時間裡，除了一小段在京為御史外，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中沉淪下僚，直到四十多歲才當了個州官，因而他又常常灰心失望，在他四十四歲任池州刺史時寫的《春末題池州弄水亭》中，他自嘲道：「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無可奈何之餘，就只有一觴一詠，歌兒舞女，「逐日愁皆醉，隨時醉有餘」。他那種「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式的放蕩形骸，「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式的懶散頹唐，和他時時關心天下事的入世雄心合起來，正好是杜牧一個完整的心靈。

　　比杜牧小十歲的李商隱(813-858)則不同。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開成二年(837)進士，懷州河內(今河南沁陽)人。雖然他自稱是帝胄之後，但實際上早已家道敗落，只不過和大唐的皇帝共姓一個「李」字而已。從他的高祖至父親都只做過縣令、州佐之類下級官吏，到李商隱幼年時更是「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祭裴氏姊文》)。他只能苦苦奮鬥，從科舉開始，爭一個出人頭地的機會，所以杜牧式的自豪與他是無緣的，倒是一種自卑與自負扭結而成的激奮心理時時佔據著他的心靈。因此，他一方面對政治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一方面深深地憤慨與失望，像《賈生》中「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他懷才不遇的感慨，《安定城樓》中「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就是他自嘲的哀歎，入世不得，出世也不得，正是他心裡憂鬱難堪的根源之一，所以他比杜牧更篤信宗教，常常在宗教世界裡尋找心靈的解脫。同時，作為一個不掙扎就沒有地位的文人，他不可能像杜牧那樣陶醉於自我，故此他的性格也不像杜牧那麼爽朗開豁，相反，他時時陷入難以排解的憂鬱之中。

　　杜牧與李商隱關係不錯，他們一為李賀寫序，一為李賀寫傳，在牛僧孺死後，一為牛寫祭文，一為牛寫碑銘。李商隱還寫了贈給杜牧的兩首詩，《杜司勳》說：「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說：「前身應是梁江總，名總還曾字總持」，極盡仰慕之情(但杜牧集中沒有贈李商隱的詩，也許是沒有收或遺佚了)。可是，儘管如此，他們兩人的差異仍是太大了，氣質、出身、思想的差異使他們的詩走上兩條完全不同的路子。杜牧身上那種貴族氣質、史家遺風使他的詩充滿了理性精神的高朗明快，而李商隱心中的那種浪漫情調與自卑壓抑使他的詩鬱積了感情的纏綿結繞;杜牧那種灑脫輕快性格使他的詩顯出爽利俊逸，而李商隱那種悱惻於情的性格使他的詩偏於沉鬱曲折;杜牧那種強烈的入世思想使他的詩更多地表現了現實精神，而李商隱那種自感不容於世的心理使他的詩常常指向虛幻的想像世界。

　　在晚唐，像杜牧、李商隱那樣處境、地位的文人不少，像雍陶、薛逢、馬戴、李頻等，但他們的氣質、性格、思想都與杜牧、李商隱不同，既不像杜牧那麼爽利通脫，也不像李商隱那麼重於情感，儘管都有滿腹牢騷，卻都做出一副瀟瀟澹泊的面孔來，所以詩歌大多寫自然山水，意境也比較狹小單調，而多偏於走那種清麗尖新的路數，基本上沿襲的是大歷十才子，姚合、賈島的風格：比起杜牧來，氣格要狹窄窘迫些，內容也淺近卑俗些;比起李商隱來，色彩要清淡些，意境要顯豁些，往往千人一面。那種幽幽的傷感、殘山剩水的境界，僵化的格律規範，往往使這些詩出現一種與晚唐時代相彷彿的灰暗、蕭瑟之氣。

　　就是杜牧、李商隱的朋友也難與他們比肩，杜牧稱為「千首詩輕萬戶侯」的張祜絕沒有杜牧那種俊逸爽利;以「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兩句使杜牧「吟味不已，因目之為『趙倚樓』」的趙嘏更沒有杜牧那種深沉的歷史感和開朗的胸襟;最像杜牧的許渾則只是像其皮毛，乍一看與杜牧形似，但仔細讀來，就能發現他缺乏杜牧詩那種拗峭的韻律與高朗的批判精神，不僅重複的句式多、相似的意境多，而且顯得格調不高，情緒低沉。而李商隱的好朋友溫庭筠的詩也不像李商隱那麼朦朧深沉，情感鬱結，雖然語詞意象色彩相似，卻由於沒有真摯的深情而缺乏縈繞迴盪的韻味，顯得比較直露淺顯;另一位與李商隱詩略有相似的李群玉，雖然也有些詩的色彩、意象與李商隱接近，但總的來說卻纖弱柔靡得多，像「多情草色怨還綠，無主杏花春自紅」、「酒花蕩漾金尊裡，棹影飄搖玉浪中」、「二寸橫波回漫水，一雙纖手語香弦」，簡直不像詩而走到詞曲那一路上去了;至於唐彥謙、韓偓等學李商隱詩風的晚一輩詩人，那就更有點邯鄲學步、畫虎不成的味道了。

　　當然，決定一個詩人風格的並非僅僅是氣質、性格與思想等內在因素，還應該包括他詩歌所採用的形式、語言、意象等外在因素。一般來說，晚唐詩人在細微局部的審美感受上是出類拔萃的，在捕捉細膩的、富於表現力的意象，選擇微妙的語詞、構築幽遠婉約的意境方面幾乎可以說超越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但是，他們在整體語言形式上卻幾乎沒有什麼創新，完全沿襲了中唐，只不過是對詩歌尤其是近體律絕的格律、音節、用詞遣字推敲得更細而已。但杜牧、李商隱則與他們講究局部的習慣不同，杜牧除了有意在聲律上進行一種「陌生化」的改造，形成拗峭峻拔的效果外，更注意意脈的流貫與整體的和諧，他的詩往往渾然完整，很難以句、字摘選;李商隱則更側重於整體結構的迴環曲折，使意脈似斷而實續，往往以跳躍性的視角轉移造成意境的朦朧恍惚、撲朔迷離，以反差極大的色彩意象與情感內涵融和，使人在不協調處領悟它的妙處，因此也往往使人感到它「陌生」與新穎。唯其如此，他們的詩才能在晚唐詩壇上顯示出獨特的華彩，並給後人開鑿了新的創作途徑。

　　歷代留下來有關「小李杜」的評論、詩選、傳記已經不少了，今人又增添了許多新的論著、詩選。本書為了避免重複，採取了類似「札記」的寫法;為了避免單純賞析，又添寫了有關杜牧和李商隱生活、交往、影響的一些段落，目的無非想使讀者立體地、多面地瞭解這兩位詩人。比如科舉常常是舊時代文人一生中幸與不幸的關鍵，很能影響到二人的心理，於是寫了《龍門之躍》;牛李黨爭是晚唐人難以繞過的大漩渦，杜牧、李商隱在這場風波中究意如何表現，這是眾說紛紜的舊公案，於是寫了《在黨爭的夾縫中》;個人生活雖然常常被正統史學遺忘，卻常常是瞭解人的極好機會，於是寫了《十年一覺揚州夢》與《一寸相思一寸灰》;而宗教信仰則與詩的關係很密切，《只到靜時方愛僧》和《朝了三清又拜佛》就介紹了這兩位詩人心中不同的宗教意識。對於詩選，當然盡可能選代表作來進行通俗的賞析，但心裡實在不願意沿襲時下賞析文章的模式，於是在賞析時常常會借題發揮。同時，為了使讀者通過「小李杜」這個坐標瞭解當時詩壇的演變和發展，也特意寫了杜牧、李商隱與周圍及前後詩人乃至宋代西昆派的關係的若干篇。我們覺得，孤立地看某一事物絕不如綜合地多角度地看這一事物，就像懸浮在宇宙中的星球如無其他星球當參照系就無法確定其位置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