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時期，迫於內外交困的不利形勢，清廷突然宣佈「預備立憲」。一時間，國人失望已久的晦暗情緒霎那間被希望點燃。大家翹首以盼，熱切關注著這場關乎國家未來乃至個人命運的不同尋常的改革。

　　為表誠意，清廷把欲行改良的事體按先後列出一份清單，重點有中央與地方的官制改革、司法改革，比如中央成立資政院，地方成立咨議局，議員由民眾投票產生，允許一部分條件成熟的地方實行自治，司法獨立等等，按年以及先後秩序逐步推行。清政府這次「立憲運動」雖有外力逼迫的因素，但其自身亦不乏誠意，可以說是為了順應歷史潮流與洶湧民意，抑或是借改良自救之舉。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立憲」的潘渡娜魔盒一旦被打開，猶如《水滸傳》中 「三十六天罡與七十二地煞」被洪太尉一起釋放了出來，局面竟至無法收拾。事情完全朝著朝廷意願與大眾希翼相反的方向走去，「預備立憲」竟然預備了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

　　「立憲」比「庚子新政」走得更遠，是一場要動真格、力度更大、更為迅猛的改革的伊始。其實，翻閱各種史料後獲知清廷這麼做也是逼不得已，有極其深刻的內因與外因，可謂內外一起發力倒逼廟堂自我革新產生的難得向好局面。從外部環境看，東西列強強烈要求清廷改革，在《辛亥條約》簽署前的談判中，各國公使都表達了這種意願，希望清政府勵精圖治，自內而外進行一場徹底改革，回歸到人類文明的軌跡中來。此刻，清廷早已被洋人收拾得服服帖帖，多次交鋒，文的武的都不是對手，比槍炮比民主比仁義比道德全不是個。只能俯首帖耳，唯洋人馬首是瞻。已淪為「洋人朝廷」 的大清，只能看洋人臉色行事，洋大人發話只能照辦。不過，站在千千萬萬大清草根百姓尤其是知識精英們的角度看，「預備立憲」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人們熱切期待改革，其迫切之情可謂「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戴鴻慈,端方在美國考察憲政時的照片(1906年,芝加哥)

　　1904年在東三省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日俄戰爭，兩個武裝到牙齒的強盜居然在別國的地盤上大打出手，目的是搶奪東北的實際控制權。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無力干預，竟無恥宣佈中立，悠然作壁上觀。此戰以日勝俄敗告終，東鄰島國日本，一直被泱泱大清視作「蕞爾小邦」 、彈丸之地，此戰居然以弱勝強擊敗強大的沙皇俄國，東北因此易主。當年甲午慘敗，早已引發大清朝野震動;如今這彈丸之國再次擊敗地跨歐亞的「熊霸」俄國，清廷不得不驚歎日本經「民治維新」後煥發出來的勃勃生機，並艷羨「立憲」之魅力與奇效，由此自上而下反思自身腐朽落後的專制體制積弊。一些位高權重的開明官員認為，日本完勝沙俄與其說是軍事的勝利，不如說是機制改良的勝利，簡而言之就是「憲政」戰勝了專制。以此類推，大清長期積貧積弱的原因在於自身老朽的封建專制，沿襲數千年之久的 「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萬千權貴為皇帝一人所豢養，萬般利益都在其中，「天下為家」早成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因此，除舊布新、學習近鄰日本成了朝野大多數人的共識。朝廷廣大中高級官吏、各駐外使節紛紛上書要求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傚法日本，力倡新政。

　　與朝廷自我改良的迫切形成鮮明地比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則極力鼓吹排滿革命，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在粵桂等省沿海、沿邊各地頻頻發動武裝暴動。這些滿腦子革命狂熱、只相信用武力推翻滿清的人士出發點是好的，卻從未或根本不屑於反思日本「立憲」後所帶來的社會活力與民眾煥發出的生命張力，或許也未想過中國長期落後挨打也是因循守舊、官本位、崇拜威權、愚弄、禁錮民間思想所致，機制不改，用暴力把滿人趕走又怎樣?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執拗偏激，加上清廷「預備立憲」先天不足，總之，歷史沒有給大清這座龐大的破船漏屋一次自我改良、自我救贖的絕佳機會。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5年)清廷派遣思想比較開明的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別國的先進政治。第二年六月，五大臣歸國。載澤、端方在呈上的考察報告中力主推行立憲，說立憲有「皇位永固、 外患漸清、內亂可弭」等三大好處，慈禧閱後頗為心動，不禁「 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 並與載澤等徹夜長談。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七月，清廷正式對外宣佈「預備立憲，」 上諭云：「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中國「政令積久相沿，日處阽危(危險)，受患迫切，」 「非廣求知識，更訂法制不可。」上諭還給出傚法西洋、東洋憲政的底線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這似乎與日本民治維新後的權力格局有幾分類似，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皇權是虛，而大清是為皇位永固。回望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清廷「預備立憲」或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無疑是古往今來唯一一次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舉措，值得點贊。回望歷史，西門豹、商鞅、王莽、王安石發起的歷次「變法，」 哪一次不是為了加強皇權，哪一次又和民眾有一絲一毫關係?只有這次「立憲」和普羅大眾利益息息相關，中國首次和「選票制」如此接近。」改革願景很好，順應了歷史潮流與天意民心，但具體實施時間，怎麼改，從哪裡入手，上諭裡沒有宣佈。這只是一個宏大的構想，可早可遲，可疾可緩，主動權全操縱在朝廷抑或是葉赫那拉氏一人之手。

　　在中國這片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災難深重的廣袤土地上，改革從來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易事。魯迅曾說過：「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可見改革之難。圍繞著「立憲」與否，大清官員立刻分出兩個旗幟鮮明的陣營，一派力挺，一派反對。改革，說白了就是一次權力以及利益的再分配。俗話說「在權力與金錢上，沒有人是君子，」官員們在現實利益面前再也無法保持淡定心理與中庸之道，更無法保持沉默而不全力相爭。新晉權貴袁世凱緊抓「立憲」這面大旗，公開表示「 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 為行新法「當以死力相爭」。貌似開明的袁世凱開出的具體改革方案是「裁撤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都察院，歸並其他政府機關，成立責任內閣。設立總理大臣一名，協理大臣兩名。」袁世凱毛遂自薦求協理大臣一席，總理大臣則非實權派慶親王奕劻莫屬。袁世凱的提議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已具現代政治之雛形，但提議一出，立馬招致滿蒙親貴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一貫排斥歧視漢人的鐵良與袁世凱在朝堂上激烈爭吵，聲言「立憲非中央集權不可，集權非剝奪督撫兵權、財權，非攬於中央政府則又不可。」鐵良的盟友為數不少，和他一個鼻孔出氣的鐵桿粉絲有保守愚昧的榮慶等達官貴人，這些人抱成一團，力阻新政。這些因循守舊、閉目塞聽之人認為「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極力抗拒新政。載澤奏鐵良有意阻撓立憲，在慈禧的呵責下，鐵良才有所收斂。廟堂之上訾議洶洶：有保守派認為祖宗之法不可全面更張，宜緩不宜急;有人議論道，內閣不如軍機處，容易滋生大權獨攬、唯我獨尊的權臣;有的乾脆反對立憲，甚至赤膊上陣，對朝廷正式頒布的「預備立憲」給予公開抵制。一時間，雙方唇槍舌戰不休，吵吵嚷嚷不止，誰也說服不了誰，直弄得廟堂之上人心惶惶，各類或真或假、來歷不明的小道消息滿天飛。宗室王公聽說立憲後不准他們參政，於是結伙成天到慈禧面前哭訴，這些平素養尊處優的皇親貴戚們如蒼蠅般整日嗡嗡聒噪個不停，被弄得心神不寧、寢食難安、煩躁難忍的慈禧說：「讓我如此為難，還不如跳湖去死。」

　　經過一段時間明裡暗裡的激烈博弈與相互妥協，差點夭折的立憲改革終於磕磕絆絆的定案：內閣、軍機處、內務府、宗人府保留。共設十一個部：吏部、度支(財政)、陸軍部、法務部、學政部、民政部、外務部、禮部、郵傳部、農工商部、理藩部(管理少數民族事務)。清廷宣佈，滿漢不分畛域，不問出身，能者上，庸者下，其實明眼人還是能看出明顯滿人佔優。文獻記載，11個部尚書中，7個滿人，5位漢人，一位蒙人。外交、度支(財政)、陸軍等要害部門均由滿族人全權掌控。這次改革，在機構設置上有很大進步，職能部門幾乎減少了一半，機構瘦身，能防止衙門間相互推諉、相互扯皮，政府機關責任漸重，效率有望提高;各職能部門專業化程度有所提升，更精更專，行政與司法開始漸漸分離，相互之間可以制約、監督。但許多人認為，清政府不願做虛君，換個名目繼續大權獨攬，如此立憲步子還是小了，而且朝廷有厚此薄彼、藉機斂權之嫌，立即引起輿論的激烈批評。有報刊社論寫道：「唯汲汲於中央集權為秘計，且各部集權皆可從緩，獨兵政與財政兩部一若唯恐稍縱即逝者。」上海《申報》更是直言不諱地指責官制改革乃「偽改革，」「徒為表面之變更。」

戴鴻慈,端方在美國考察憲政時的照片(1906年,芝加哥)

　　1904年在東三省爆發了震驚中外的日俄戰爭，兩個武裝到牙齒的強盜居然在別國的地盤上大打出手，目的是搶奪東北的實際控制權。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無力干預，竟無恥宣佈中立，悠然作壁上觀。此戰以日勝俄敗告終，東鄰島國日本，一直被泱泱大清視作「蕞爾小邦」 、彈丸之地，此戰居然以弱勝強擊敗強大的沙皇俄國，東北因此易主。當年甲午慘敗，早已引發大清朝野震動;如今這彈丸之國再次擊敗地跨歐亞的「熊霸」俄國，清廷不得不驚歎日本經「民治維新」後煥發出來的勃勃生機，並艷羨「立憲」之魅力與奇效，由此自上而下反思自身腐朽落後的專制體制積弊。一些位高權重的開明官員認為，日本完勝沙俄與其說是軍事的勝利，不如說是機制改良的勝利，簡而言之就是「憲政」戰勝了專制。以此類推，大清長期積貧積弱的原因在於自身老朽的封建專制，沿襲數千年之久的 「政令統於一尊，財富歸諸一人，」萬千權貴為皇帝一人所豢養，萬般利益都在其中，「天下為家」早成阻礙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因此，除舊布新、學習近鄰日本成了朝野大多數人的共識。朝廷廣大中高級官吏、各駐外使節紛紛上書要求掌握實權的慈禧太后傚法日本，力倡新政。

　　與朝廷自我改良的迫切形成鮮明地比的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則極力鼓吹排滿革命，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口號，在粵桂等省沿海、沿邊各地頻頻發動武裝暴動。這些滿腦子革命狂熱、只相信用武力推翻滿清的人士出發點是好的，卻從未或根本不屑於反思日本「立憲」後所帶來的社會活力與民眾煥發出的生命張力，或許也未想過中國長期落後挨打也是因循守舊、官本位、崇拜威權、愚弄、禁錮民間思想所致，機制不改，用暴力把滿人趕走又怎樣?中國人特有的思維方式和「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執拗偏激，加上清廷「預備立憲」先天不足，總之，歷史沒有給大清這座龐大的破船漏屋一次自我改良、自我救贖的絕佳機會。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5年)清廷派遣思想比較開明的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別國的先進政治。第二年六月，五大臣歸國。載澤、端方在呈上的考察報告中力主推行立憲，說立憲有「皇位永固、 外患漸清、內亂可弭」等三大好處，慈禧閱後頗為心動，不禁「 歎羨西洋國政民風之美，」 並與載澤等徹夜長談。光緒三十二年(1907年)七月，清廷正式對外宣佈「預備立憲，」 上諭云：「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由於實行憲法，取決公論。」中國「政令積久相沿，日處阽危(危險)，受患迫切，」 「非廣求知識，更訂法制不可。」上諭還給出傚法西洋、東洋憲政的底線是「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這似乎與日本民治維新後的權力格局有幾分類似，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皇權是虛，而大清是為皇位永固。回望浩如煙海的中國歷史，清廷「預備立憲」或有這樣那樣的不足，但無疑是古往今來唯一一次具有真正意義上的改革舉措，值得點贊。回望歷史，西門豹、商鞅、王莽、王安石發起的歷次「變法，」 哪一次不是為了加強皇權，哪一次又和民眾有一絲一毫關係?只有這次「立憲」和普羅大眾利益息息相關，中國首次和「選票制」如此接近。」改革願景很好，順應了歷史潮流與天意民心，但具體實施時間，怎麼改，從哪裡入手，上諭裡沒有宣佈。這只是一個宏大的構想，可早可遲，可疾可緩，主動權全操縱在朝廷抑或是葉赫那拉氏一人之手。

　　在中國這片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災難深重的廣袤土地上，改革從來就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易事。魯迅曾說過：「在中國搬動一張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可見改革之難。圍繞著「立憲」與否，大清官員立刻分出兩個旗幟鮮明的陣營，一派力挺，一派反對。改革，說白了就是一次權力以及利益的再分配。俗話說「在權力與金錢上，沒有人是君子，」官員們在現實利益面前再也無法保持淡定心理與中庸之道，更無法保持沉默而不全力相爭。新晉權貴袁世凱緊抓「立憲」這面大旗，公開表示「 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 為行新法「當以死力相爭」。貌似開明的袁世凱開出的具體改革方案是「裁撤內閣、軍機處、吏部、禮部、都察院，歸並其他政府機關，成立責任內閣。設立總理大臣一名，協理大臣兩名。」袁世凱毛遂自薦求協理大臣一席，總理大臣則非實權派慶親王奕劻莫屬。袁世凱的提議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已具現代政治之雛形，但提議一出，立馬招致滿蒙親貴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一貫排斥歧視漢人的鐵良與袁世凱在朝堂上激烈爭吵，聲言「立憲非中央集權不可，集權非剝奪督撫兵權、財權，非攬於中央政府則又不可。」鐵良的盟友為數不少，和他一個鼻孔出氣的鐵桿粉絲有保守愚昧的榮慶等達官貴人，這些人抱成一團，力阻新政。這些因循守舊、閉目塞聽之人認為「中國天下為家已更數千載，夷狄之道未可施諸中國!」極力抗拒新政。載澤奏鐵良有意阻撓立憲，在慈禧的呵責下，鐵良才有所收斂。廟堂之上訾議洶洶：有保守派認為祖宗之法不可全面更張，宜緩不宜急;有人議論道，內閣不如軍機處，容易滋生大權獨攬、唯我獨尊的權臣;有的乾脆反對立憲，甚至赤膊上陣，對朝廷正式頒布的「預備立憲」給予公開抵制。一時間，雙方唇槍舌戰不休，吵吵嚷嚷不止，誰也說服不了誰，直弄得廟堂之上人心惶惶，各類或真或假、來歷不明的小道消息滿天飛。宗室王公聽說立憲後不准他們參政，於是結伙成天到慈禧面前哭訴，這些平素養尊處優的皇親貴戚們如蒼蠅般整日嗡嗡聒噪個不停，被弄得心神不寧、寢食難安、煩躁難忍的慈禧說：「讓我如此為難，還不如跳湖去死。」

　　經過一段時間明裡暗裡的激烈博弈與相互妥協，差點夭折的立憲改革終於磕磕絆絆的定案：內閣、軍機處、內務府、宗人府保留。共設十一個部：吏部、度支(財政)、陸軍部、法務部、學政部、民政部、外務部、禮部、郵傳部、農工商部、理藩部(管理少數民族事務)。清廷宣佈，滿漢不分畛域，不問出身，能者上，庸者下，其實明眼人還是能看出明顯滿人佔優。文獻記載，11個部尚書中，7個滿人，5位漢人，一位蒙人。外交、度支(財政)、陸軍等要害部門均由滿族人全權掌控。這次改革，在機構設置上有很大進步，職能部門幾乎減少了一半，機構瘦身，能防止衙門間相互推諉、相互扯皮，政府機關責任漸重，效率有望提高;各職能部門專業化程度有所提升，更精更專，行政與司法開始漸漸分離，相互之間可以制約、監督。但許多人認為，清政府不願做虛君，換個名目繼續大權獨攬，如此立憲步子還是小了，而且朝廷有厚此薄彼、藉機斂權之嫌，立即引起輿論的激烈批評。有報刊社論寫道：「唯汲汲於中央集權為秘計，且各部集權皆可從緩，獨兵政與財政兩部一若唯恐稍縱即逝者。」上海《申報》更是直言不諱地指責官制改革乃「偽改革，」「徒為表面之變更。」

　　雙方足足爭吵了好長一段時間，其實，非議才剛剛開始。立憲是民主政治，沒有爭議才怪。所謂民主政治是多數人都能參與國家的管理，都有監督質疑的權利。不再是全國民眾用一人的頭腦來思考，不再是只有皇上一人的聲音，其他的人都成了沉默的大多數而可以忽略不計，不再是只有一人有權拍板，別人都被他蠻橫代表了。立憲運動的精神領袖、文膽梁啟超發表了大量鞭辟入裡的雄文，他引經據典，縱橫捭闔，目標直刺那些戀權如命、畏首畏尾、葉公好龍式的滿蒙親貴。梁啟超獨立潮頭，一呼百應，清廷再次感覺到來自各方的輿論壓力。接著清廷又頒布了一些細則，將大理寺改為大理院，預定將要籌備設立資政院、審計院，其餘的將依次設立，但原有的滿蒙大吏，其職位大都保留，不過換個稱謂而已。

　　早在「戊戌變法」時期，維新派嘶吼著愛國救亡的吶喊衝破了清廷嚴禁集會、結社、辦報的制度藩籬，許多有識之人組織了強學會、保國會等七、八十個民間組織、社團，創辦了一大批具有現代理念的報刊雜誌，大力宣揚強國富民、救亡圖存之道，一直死氣沉沉、萬馬齊喑的中國民間數千年來終於發出了自己的聲音。戊戌變法失敗後，各種團體被強行解散，報刊也星羅凋零，越來越少，中國社會又歸於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陰鬱之中。

　　立憲諭旨頒布後，又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許多宣揚立憲、科普新知的團體。上海、廣東等開風氣之先的地方均成立了憲政研究會，有些甚至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會，人們迫不及待地投身到這一歷史洪流中來，這些團體宣傳立憲對於國家的重要性，並為組織立憲獻言獻策，和清廷「預備立憲」的初衷並無實際衝突，朝廷又怎麼能阻止呢?

1906年,威海衛華民慶祝立憲

　　後來成為辛亥元老的楊度主辦的《中國時報》力主召開國會，並圍繞著國會這個主題，大做文章。楊度等睿智之士認為，中國長期積貧積弱的根源在於僵化的專制政體和不負責任的政府，由此引發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 只有成立並召開國會，把專制政體化繭為憲政體制，把不負責任的政府促逼成負責任政府，愈加衰朽不堪的國勢才有可能浴火重生、重現生機。速開國會，必須民眾力爭才行，假若民眾不據理力爭，沒有哪個政府願開國會讓別人監督自己的。楊度的具體做法就是廣泛徵集各界簽名，力促首鼠兩端、患得患失的清廷速下決心組建國會、廣納民意、推行新政。在楊度的倡導下，各界人士紛紛簽名，他的倡議也得到各省擁實權開明督撫們的積極響應，官民遙相呼應，尤其是地方實力派大佬的傾情加入，弄得清廷「壓力山大，」十分被動。

　　已經沒有威信的清廷，只要一頒布任何條律，人們就會用立憲作為天枰來衡量。既然立法權已被廣泛質疑，就很難用所謂法律條令來大逞專制淫威了。數千年不容質疑的皇權首次被人們廣泛蔑視、質疑、揶揄，朝廷終於嘗到被民眾監督的滋味了。其實，假若一個政府很穩固、很自信，就不怕別人監督、批評，也不怕有人挖牆腳、搞亂子，身正不怕影子歪嘛。可一貫視民如寇仇，長期與民為敵，對民不仁不義，自認「家即天下，天下即家(慈禧名言)」 的清政府何曾有此自信呢?它的穩固建立在所有的輿論要看皇帝眼色行事，所有的喉舌只能發出一種聲音，讓萬民因恐懼而噤口。具體就是把所有的媒體都嚴密控制起來只發出一種聲音，但天下億萬蒼生悠悠之口能全部封住嗎?清末一季，各種版本的順口溜、童謠、流言蜚語、真假難辨的謠言此起彼伏，禁得住嗎?

　　迫於壓力，清廷終於放開了一道口子。立憲會議得以大開，各省紛紛選舉議員組成省議會、市議會、縣議會，民主之制似乎呼之欲出，水到渠成。清廷「預備立憲」雖是形勢所逼，但憑心而論，也是一步步走將去，並無走回頭路的跡象，只是萬分戀棧手中權力，除此之外其它都可以談。倘若假以時日，憲政基礎夯實，民主蔚然成風，愛新覺羅氏自願妥協，成為享有一定權利的「虛君」也不是不可期待之事。但激進的革命黨人早已按捺不住，他們不相信滿清權要有此誠心，更不信其有此動力。第二批憲政考察團剛離開京城，一到天津站就被極度排滿的黨人吳樾扔了炸彈，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紹英身受重傷，吳樾也是三名死者之一。和以前不同的是，當時的報刊幾乎一邊倒的同情考察團的遭遇，紛紛發文譴責黨人這種不顧後果的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再次出洋考察是學習國外先進政治經驗，是關係到中國之前途、國民之未來的大事，凡稍有愛國心的人都應該支持，而不是暴力嚇阻，希望清廷不畏艱險，不懼流血，奮勇前行。但被爆炸聲嚇破了膽的清政府卻畏畏縮縮，想裹足不前，主張不能急就，只宜緩行。

       三位受傷大臣中，紹英傷勢最重，一直在洋人辦的醫院裡治療養傷。有人在報上撰文譏諷他，說他借口養傷，實際上在藉機逃避，不準備出去考察了。紹英聽後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從紹英的話裡可以看出，清廷內部的開明大臣對立憲是有殷殷厚望，並不惜性命、著力踐行的，只可惜有些人不願給予時間，想用瞬間之暴力解決千年之沉痾，實在有些操之過及，一聲巨響，喪失了一次和平、理性改良弊制的大好時機，殊為可惜。接著又發生數起滿洲大員遇刺事件，五千餘年來所僅見的大好歷史機遇就這樣被革命黨的暴力手段扼殺在搖籃裡了。

　　在此期間，各地發生了民眾請願風潮，諸省紛派代表赴京，利用各自渠道拜訪滿蒙親貴，代表們剖肝瀝膽，泣血陳情。本已決心力推新政的朝廷似被吳樾那顆炸彈炸掉了魂，態度一下子變得模稜兩可起來。慈禧肯定了代表們的愛國熱忱與憂民之心，但婉拒速開國會的請求。之後朝廷數次以國家幅員遼闊、財政困難、民智未開、地方災荒不斷、外有列強虎視眈眈、資政院正在籌備即將開府辦公為由搪塞乃至公開拒絕了各省代表杜鵑泣血般的乞請。文獻記載，以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的18省督撫、將領聯合上書懇請速開國會並成立內閣，出乎意料的是，掛牌剪綵不久的資政院先行通過此議案，民眾又重燃希望。各省議員、民眾紛紛赴京請願，一時間，民意洶湧，聲勢浩大。請願活動聲音動靜雖大，但值得一提的是，都是在和平理性的氛圍中進行的，並無出格戾行。各省封疆大吏與民眾踴躍簽名，僅奉天一省就徵集到30餘萬人的簽名。在來自廟堂內、江湖中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作出讓步，宣佈提前三年召開國會。

1906年,威海衛華民慶祝立憲

　　後來成為辛亥元老的楊度主辦的《中國時報》力主召開國會，並圍繞著國會這個主題，大做文章。楊度等睿智之士認為，中國長期積貧積弱的根源在於僵化的專制政體和不負責任的政府，由此引發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 只有成立並召開國會，把專制政體化繭為憲政體制，把不負責任的政府促逼成負責任政府，愈加衰朽不堪的國勢才有可能浴火重生、重現生機。速開國會，必須民眾力爭才行，假若民眾不據理力爭，沒有哪個政府願開國會讓別人監督自己的。楊度的具體做法就是廣泛徵集各界簽名，力促首鼠兩端、患得患失的清廷速下決心組建國會、廣納民意、推行新政。在楊度的倡導下，各界人士紛紛簽名，他的倡議也得到各省擁實權開明督撫們的積極響應，官民遙相呼應，尤其是地方實力派大佬的傾情加入，弄得清廷「壓力山大，」十分被動。

　　已經沒有威信的清廷，只要一頒布任何條律，人們就會用立憲作為天枰來衡量。既然立法權已被廣泛質疑，就很難用所謂法律條令來大逞專制淫威了。數千年不容質疑的皇權首次被人們廣泛蔑視、質疑、揶揄，朝廷終於嘗到被民眾監督的滋味了。其實，假若一個政府很穩固、很自信，就不怕別人監督、批評，也不怕有人挖牆腳、搞亂子，身正不怕影子歪嘛。可一貫視民如寇仇，長期與民為敵，對民不仁不義，自認「家即天下，天下即家(慈禧名言)」 的清政府何曾有此自信呢?它的穩固建立在所有的輿論要看皇帝眼色行事，所有的喉舌只能發出一種聲音，讓萬民因恐懼而噤口。具體就是把所有的媒體都嚴密控制起來只發出一種聲音，但天下億萬蒼生悠悠之口能全部封住嗎?清末一季，各種版本的順口溜、童謠、流言蜚語、真假難辨的謠言此起彼伏，禁得住嗎?

　　迫於壓力，清廷終於放開了一道口子。立憲會議得以大開，各省紛紛選舉議員組成省議會、市議會、縣議會，民主之制似乎呼之欲出，水到渠成。清廷「預備立憲」雖是形勢所逼，但憑心而論，也是一步步走將去，並無走回頭路的跡象，只是萬分戀棧手中權力，除此之外其它都可以談。倘若假以時日，憲政基礎夯實，民主蔚然成風，愛新覺羅氏自願妥協，成為享有一定權利的「虛君」也不是不可期待之事。但激進的革命黨人早已按捺不住，他們不相信滿清權要有此誠心，更不信其有此動力。第二批憲政考察團剛離開京城，一到天津站就被極度排滿的黨人吳樾扔了炸彈，當場炸死三人。載澤、徐世昌、紹英身受重傷，吳樾也是三名死者之一。和以前不同的是，當時的報刊幾乎一邊倒的同情考察團的遭遇，紛紛發文譴責黨人這種不顧後果的暗殺恐怖活動，認為五大臣再次出洋考察是學習國外先進政治經驗，是關係到中國之前途、國民之未來的大事，凡稍有愛國心的人都應該支持，而不是暴力嚇阻，希望清廷不畏艱險，不懼流血，奮勇前行。但被爆炸聲嚇破了膽的清政府卻畏畏縮縮，想裹足不前，主張不能急就，只宜緩行。

       三位受傷大臣中，紹英傷勢最重，一直在洋人辦的醫院裡治療養傷。有人在報上撰文譏諷他，說他借口養傷，實際上在藉機逃避，不準備出去考察了。紹英聽後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從紹英的話裡可以看出，清廷內部的開明大臣對立憲是有殷殷厚望，並不惜性命、著力踐行的，只可惜有些人不願給予時間，想用瞬間之暴力解決千年之沉痾，實在有些操之過及，一聲巨響，喪失了一次和平、理性改良弊制的大好時機，殊為可惜。接著又發生數起滿洲大員遇刺事件，五千餘年來所僅見的大好歷史機遇就這樣被革命黨的暴力手段扼殺在搖籃裡了。

　　在此期間，各地發生了民眾請願風潮，諸省紛派代表赴京，利用各自渠道拜訪滿蒙親貴，代表們剖肝瀝膽，泣血陳情。本已決心力推新政的朝廷似被吳樾那顆炸彈炸掉了魂，態度一下子變得模稜兩可起來。慈禧肯定了代表們的愛國熱忱與憂民之心，但婉拒速開國會的請求。之後朝廷數次以國家幅員遼闊、財政困難、民智未開、地方災荒不斷、外有列強虎視眈眈、資政院正在籌備即將開府辦公為由搪塞乃至公開拒絕了各省代表杜鵑泣血般的乞請。文獻記載，以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的18省督撫、將領聯合上書懇請速開國會並成立內閣，出乎意料的是，掛牌剪綵不久的資政院先行通過此議案，民眾又重燃希望。各省議員、民眾紛紛赴京請願，一時間，民意洶湧，聲勢浩大。請願活動聲音動靜雖大，但值得一提的是，都是在和平理性的氛圍中進行的，並無出格戾行。各省封疆大吏與民眾踴躍簽名，僅奉天一省就徵集到30餘萬人的簽名。在來自廟堂內、江湖中施加的巨大壓力下，清廷不得不作出讓步，宣佈提前三年召開國會。

　　嗜權如命的清廷這樣做其實已很不容易了，但人們似乎並不滿意。有人認為，清廷僅僅做出些許讓步，是否真有誠意值得觀察。此事讓亟待一擼到底的人們生疑清廷是否在以退為進，其對憲政的態度是否有葉公好龍、虛作應付之嫌。果然，在做出小小妥協姿態後，清廷再發的上諭口氣為之一變，變得異常嚴厲了：「一經宣佈，萬不能再議更張，倘有無知愚氓籍詞煽惑，或希圖破壞，或逾越範圍，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嚴懲!」其實，在之前歷次民眾的請願活動時，面對血脈賁張、一片赤誠的請願者隊伍，清廷早已暗中調集軍隊、磨刀霍霍之聲隱隱傳來。思想極端保守的慶親王奕劻派遣密探四處活動，跟蹤代表們的行蹤，並密令各省嚴密監視諮議局的一舉一動，暗查諸代表的姓名、職業、出身、住址、社會關係並秘密存檔，只是顧忌輿論與民意才沒有作出下一步動作。

　　如今朝廷雖宣佈提前召開國民代表大會，之後又馬上變臉，面目變得猙獰起來。措辭嚴厲的上諭似乎忘了立憲的精髓與宗旨就是協商，相互妥協讓渡，互相監督制約，讓一切回歸理性的框架範圍，忘了這才是立憲的最終目的，這小小的讓步又變成了皇上恩賜。隨後，清廷終於祭出霹靂手段：第四撥請願代表被武裝押解回原籍，直隸總督陳夔龍受命調集軍警包圍抗議罷課學生，並秘密逮捕學生領袖溫世霖。四川、江西、湖北、湖南、廣東等省的學生請願被鎮壓，一切似乎又復歸原點。

　　有個叫張懷芝的將軍聽說各省議員在京集會時，公然帶領一隊荷槍實彈的「丘八」衝進議會大廳。眾議員正群情激憤、口沫橫飛地辯論、演講，忽見一群如狼似虎的大兵氣勢洶洶地闖了進來，頓時驚呆啞火，會場鴉雀無聲。張懷芝見狀十分得意，興頭一來他大刺刺登台即席演講：「諸君都是文化人，必然明白官為民之父母的古訓，現在我是官，諸位是民，也就是說，我相當於諸位的爹，諸位好比是我兒子。父命兒必須遵守，不然則為不孝。先人是這樣教導我們的，諸位不可能不知道吧!所以還請諸君好自為之，免得逼我動粗，讓爾等自討沒趣!」張懷芝過足官癮、話癮，心中給自己的演講打了滿分，隨後趾高氣揚地帶隊離去。張懷芝這廝好歹沒有動粗，也讓場下議員們瞠目結舌，哭笑不得。秀才遇見兵，有理又怎樣?眾人聒噪一番，只好匆匆散去。

1906年載澤出使英國伯明翰

　　各地轟轟烈烈的請願活動就這樣被撲滅，真好似「繁花落盡君辭去，」喧鬧過後，只剩一地雞毛。

　　民眾的熱血與希望被清廷無情壓制。在「立憲」的幌子下畏首畏尾的清廷於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宣佈成立了「皇族內閣，」等於換湯不換藥，自己把自己徹底孤立起來，也把民眾推到了暴力抗爭的對立之路上去。本來可以商榷的事情變得尖銳起來，雙方劍拔弩張，勢同水火。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的義士徐錫麟曾斷言：「凡搞假立憲，必來真革命!」 之後發生的一切印證了他的預言。

　　一場驚天的風暴已在暗自醞釀之中，一場更為劇烈的變動已被功虧一簣的「預備立憲」催生。

　　假如革命黨人足夠耐心給清廷一些時間，假如沒有吳樾扔出的那枚炸彈，假如清廷誠心立憲，銳意改革，或許就不會有之後的那場驚天巨變，就不會有那麼多人拋頭灑血、犧牲性命、誓死共和。假如清廷誠心立憲，或許歷史的車轍就不會那麼觸目驚心，或許歷史將向良性與理智的方向走去。然而，歷史不容假設，更不能推倒重來，「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 噩夢醒來，該來的一切還是來了，古老中國似乎無力掙脫加諸於身的魔咒，再次陷入砸爛重建、再砸爛再重建的輪迴宿命的怪圈裡而無力自拔。

　　晚清這場如火如荼的「預備立憲」改革，表面是滿漢之爭，其實內因錯綜複雜，各種勢力懷揣各種目的摻合進來。各種利益訴求或博弈、或妥協，卻無法達成「立憲」共識，最終虎頭蛇尾，黯然退場。

　　可以這麼說，「預備立憲」虎頭蛇尾、草草收場，終於預備出一場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中華民族的百年共和之夢，起了個大早，卻趕了個晚集。是上天有意折騰這個古老民族嗎?這類似於斯芬克斯之謎的「天問」到哪兒去求解?鑒湖女俠秋瑾振聾發聵的一呼「拋卻十萬頭顱血，要將乾坤力挽回」似乎給出了答案，一次次血雨腥風，哪裡才有盡時?

　　晚清就是在這種氤氤氳氳、風雨如晦的氣氛中踉踉蹌蹌走向辛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