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拿破侖「睡獅論」可謂婦孺皆知。可是，許多西方學者曾經徹底翻檢過與拿破侖相關的原始資料，發現「無論法文或其他語言的任何一手資料，都沒有記載拿破侖曾經說過這句話」。

「睡獅論」來龍去脈

「睡獅論」源起於西方基督教話語中常見的「喚醒東方論」，先是被清末外交家借用來闡釋中國的外交姿態，繼而被梁啟超化用，並創作了一則關於「喚醒睡獅」的寓言。清末革命宣傳家將「醒獅」立為民族國家的象徵符號，將之應用到各種民族主義宣傳之中。在各種宣傳包裝之下，「睡獅論」逐漸融入到民眾的口頭傳播當中

梁啟超1899年的《動物談》講了一則寓言，第一次將睡獅與中國進行了勾聯。雖然曾紀澤從未將中國比作睡獅，可是，梁啟超卻多次談到曾紀澤的《中國先睡後醒論》，指「睡獅論」出自曾紀澤。梁啟超是清末最著名的意見領袖，文風淋漓大氣，筆鋒常帶情感，在清末知識分子當中極具影響力。而曾紀澤論文的文言版雖曾在報紙刊載，但並沒有收入《曾惠敏公遺集》，事實上很少有人能讀到原文。

「睡獅論」的傳播

梁啟超寫作《動物談》時，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獅論」最早是流行於日本留學生當中的。1900年之後的幾年，待喚醒或被喚醒的睡獅形象已經被賦予了喚醒國民、振奮民族精神的象徵意義，反覆出現於各種新興的報章雜誌，尤其是具有革命傾向的留學生雜誌。

庚子事變之後，新興知識分子萌生強烈的啟蒙慾望。喚醒睡獅，以醒獅作為未來國旗、國歌的形象，逐漸成為清末革命家的共同理念。

20世紀最初幾年，東京留學生明顯掌握了民族主義革命的啟蒙話語權。鄒容和陳天華兩位烈士的宣言式遺著，不約而同地使用了「睡（醒）獅」以象徵亟待崛起的中華民族。這是清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兩本必讀書，影響非常大。

尋找西方代言人

拿破侖與睡獅寓言相結合的具體時間很難鎖定。留學美國的胡適曾在1915年寫過這樣一段話：「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為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可知當時的美國留學生已經將「睡獅論」歸入到拿破侖名下了。不過，這一說法在國內似乎不大流行，朱執信1919年的《睡的人醒了》仍將「睡獅論」歸在德國政治家名下。

粗略統計，至1920年，「睡獅論」的代言人已經有了特指的拿破侖說、俾斯麥說，以及泛指的英人說、西人說、外國人說等，此外還保留著梁啟超所提到的曾紀澤說、烏理西（吳士禮）說等。不同的代言人之間，無疑形成了一種潛在的競爭關係。

隨著時間推移，世界形勢不斷變化，俾斯麥和威廉這些二流政治明星已經很難激起新生代的傳播興趣。1930年代，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民族存亡之際，「睡獅論」再次獲得廣泛傳播，這一次，拿破侖終於脫穎而出，成為「睡獅論」的惟一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