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用歷史學參與歷史的創造
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學傳統,即便從孔子算起,中國歷史學也有幾千年的歷史了,走過了一個漫長道路,積累了一筆寶貴的財富,支撐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成為中國人的宗教。只是到了最近幾十年,中國人的歷史意識淡薄,無神論、唯物論宣傳,使相當多的中國人既不怕地獄,更不怕歷史。這是中國文明的悲劇。
史學本質
孟子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就是說,歷史記錄尊重事實,不隱惡,不溢美,那麼歷史學功能必然彰顯,必然起到警醒、警示作用。
根據儒家的觀點,中國人從來不相信此生永存,但中國人從來相信精神不死。孔子「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誨,其實與東西方宗教具有類似功能,教導人們理性主義看待過去、現在與未來,知道此生短暫,只是一個過程,即便享盡榮華富貴,最後也不過是一堆黃土。一個人的真正價值與意義是精神不死,能以精神持久影響社會,影響人類歷史。
儒家思想影響下的理性主義使中國歷史學從一開始就信奉真實,相信真實是歷史學存在的意義,也是歷史學為學的根本價值。許多研究者在研究《春秋》及其三傳時,注意到「一字之褒貶」,注意到孔子及其弟子的價值取向,因而懷疑歷史學的科學性,懷疑歷史記錄的真實性。
確實,在相當程度上說,歷史學是主觀性最強的學問,是對人類智慧的終極考驗。歷史學的研究只能逐步接近歷史真實,即便是昨天剛剛發生的事,歷史學也沒有辦法真正復原,更沒有辦法像實驗科學那樣重新實驗。讀者、聽者是否認同歷史學家的分析、判斷,主要的就看研究者的結論、記錄能否合乎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歷史學無法重建一個完全真實的歷史場景,但歷史學永遠都以還原歷史,回到現場,達到歷史與邏輯的一致為基本學術訴求。
以「董狐直筆」真實記錄歷史,是中國歷史學的優良傳統,中國史學史上的任何曲筆,甚至像司馬遷、陳壽等人那種因某些私人原因的部分曲筆,也依然會被史學史揭露、唾棄。中國歷史學不認同先入為主的政治偏見、私人意氣,更不會因為什麼政治立場、黨性原則去曲解歷史。真實,是歷史學存在的依據,是歷史學的生命,不真實的歷史說教只是說教,不是歷史。一切曲筆在歷史的長河中終究會被揭穿,只是時間遲早而已。
資治、通鑒
歷史學的功能、意義,當然需要書齋學問,需要紮實、細緻的考訂功夫,需要心無旁騖,需要價值中立。如果沒有這樣的功夫,沒有這樣的積累,歷史學就不會被人們尊奉。曲筆的歷史作品,或許能夠贏得一個時代的虛假喝彩,但假的就是假的,假的終究不是真的。
但是,不論中國,還是西方,歷史成為一種學問,除了弄清歷史真相,記錄歷史事實外,還有一個重要功能是資治,是通鑒。是用歷史教訓指導現實,是告訴人們在從事創造時,要有大關懷、大視野,要放在歷史長河中通覽、通鑒。
有一句老話說,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歷史,就是人類不斷重複的過程。我們過去太過於相信「線性進化論」了,總以為我們今天比古人聰明,總以為我們現在比古人幸福,也總以為我們每時每刻都在創造著歷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史無前例。其實,反觀過去幾千年可以檢索的歷史,我們應該相信章太炎的分析,善亦進化,惡亦進化,俱分進化,有古今之別,無古今之異。我們今天比孔子、孟子、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知道的更多,這不是我們比他們更聰明、更博學,而是我們生的比他們遲。
幸福的日子就是不斷重複,今天的太陽和昨天一樣燦爛,明天的太陽還應該像今天一樣。只有不幸福的日子在不斷改變,各有不同。因此,常態的歷史進程,除去那樣外在的要素,諸如王朝的姓氏,政黨的稱謂,特殊的政治歷程,如果從一般歷史情形去觀察,今天的故事可能就是昨天的重演,除了換了演員,場景、情節、結局,似乎都沒有多少新鮮。
熟讀歷史,不會輕言歷史性的創造;熟讀歷史,應該能夠為現實提供某種借鑒。孔子、司馬遷、司馬光,中國歷史學家大都相信資治,相信通鑒,即便是比較純粹的書齋學問,假如深究起來都有現實的大關懷。
預知未來,參與創造
歷史學是一門關於過去的學問。老話說,無聊便讀書。好像歷史學就是一門消極的學問,是歷史學家在現實生活中的無奈選擇。這種觀點在過去的中國或許是真實的,但在現代學科建立後,顯然不能這樣看。歷史學不僅記錄歷史,研究歷史,而且預知未來,參與歷史的創造。歷史學家不再是失意政客無聊之後的消遣,而是有識之士、飽學之士的職業,是一項與政治家、企業家、教育家等職業選擇大致相同的選擇。
其實,在古典中國歷史學家的眼中,並沒有消極地將歷史學視為一種無聊的學問,孔子知道之不行,退而修《詩》《書》,訂《春秋》,讓亂臣賊子懼。這既是孔子對歷史學的定位,也是孔子以歷史學為工具積極介入生活,影響政治,進而影響歷史。此後,不論是司馬遷,還是司馬光,直至現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們可能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但他們以歷史學為工具服務於社會,影響政治,應該說一脈相承,精神一致。
用歷史學影響政治,參與創造,當然要防止「史學為政治服務」悲劇重演。史學淪為現實政治的婢女,是中國歷史特殊時期的一個特例。在中國更久遠的歷史時期,其他的學術可能不甚獨立,惟獨歷史,即便在極端專權的帝王面前依然保持著不屈不服的性格。中國的政治架構需要一個獨立的史官制度,獨立的史官制度反過來保證了中國政治架構有用、有效,假如歷代帝王都像那個特殊時期要求史學家只為帝王唱讚歌,那麼中國在過去兩千年,就不可能創造輝煌的歷史學成就。
獨立的史官制度保證了中國政治架構順暢運行,歷史學在不知不覺中參與了歷史創造。一個穩定的,甚至是「超穩定」的中國政治架構,沒有歷史學的參與是不可想像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地說,真正的歷史學不僅僅在於記錄歷史,研究歷史,而且還在於參與歷史創造,在於通過歷史瞭解過去,服務現在,預知未來,為人類為中國指出一條通往光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