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民國文人為保護文化命脈,在炮火中南渡西遷;在時局與學術中,追求自己的獨立自由價值。正如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文中所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912年,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和教育次長范源濂之間經常辯論。蔡元培在《自寫年譜》中回憶:「范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哪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哪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首先把大學整頓。』把兩人的意見合起來,就是自小學以至大學,沒有一方面不整頓。」

　　當時的教育課本,傾注了巨大的心力。不管是從日本、歐美留學的,還是從私塾裡面熏陶長大的文化學者,都非常重視語文教育,像蔡元培、胡適、魯迅,他們都參與制定了國文教科書。《開明國語》的民國課本,由葉聖陶親自編寫,豐子愷負責插畫,全部是創作或再創作。出版社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聘用一流的學者來研究這些教材,每一課就那麼寥寥一二十個字,但他們都要反覆考量。一方面要讓課文更具有漢字的美感,另一方面能照顧到孩子的興趣。拿一篇民國課文來說,大家就因為用「來來來,來上課」好,還是「去去去,去上課」好,爭得不亦樂乎。因為「來」字筆畫多,「去」字簡單點,但是不夠親切,最後選的還是「來」。

　　民國取士,沒有很嚴格的規範制度,即便是北大、清華這樣的高校,選學生也是以才為主,不拘泥於嚴格的考試程序。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南遷,在湖南長沙籌組「臨時大學」,也就是後來的「西南聯大」。1939年開始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遴選,報考者須先交論文,論文通過後再進行筆試,筆試之外還有口試。周法高獲得考試資格後,在重慶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由於答辯時間很長,午間他一邊吃著包子,一邊回答老師問題。他的作答不僅沒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議他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為一位語言學家的基礎。

　　在破格錄用教授方面,西南聯大不拘一格,唯才是舉。沈從文小學讀完後就去當兵,發表了許多小說,儘管從未當過教員、講師、副教授,也未去國外留學,但仍於1939年被西南聯大師範學院聘為教授。沒有職稱和學歷就被聘教授,陳寅恪也是個特例,1926年春天,應清華大學之聘,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

　　在這之前,清華校長曹雲祥原本聘請胡適為導師,胡適堅辭不就,並推薦了梁啟超、王國維和章太炎三人。梁啟超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