乒乓外交:1970年代體育助力中國重返國際社會
2013年,乒乓球世界冠軍莊則棟病逝,小球轉動大球再次成為人們議論的話題。公允地說,中美關係在1970年代前期解凍,具有必然性。但如果不發生莊則棟向美國運動員贈送禮物的事件,破冰可能還需要等待別的契機。
1969年春中蘇兩國在烏蘇里江發生邊境武裝衝突後,毛澤東就開始考慮調整對外關係。他讓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研討國際形勢,四位元帥討論了中、美、蘇大三角的現狀,建言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舉行部長級或更高級會談。1970年5月,被政變推翻的西哈努克要求毛澤東發表公開聲明支持,美國一度以為中美關係解凍無望。秋天,毛澤東邀請老友斯諾訪華,國慶節一同登上天安門,把照片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報》上,想放個試探氣球。但這樣表達信息過於含蓄,美方沒有會意。後中美雙方通過巴基斯坦、羅馬尼亞等第三方渠道捎信,謹慎地試探高層直接接觸,直到1971年4月初日本舉行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時,雙方尚未達成共識。
美國運動員科恩4月4日登上乘坐中國隊員的大巴純屬偶然。莊則棟回憶:科恩上車時,大家看見他背後的U SA,車上的氣氛有變化了。我當時坐在車的最後邊,我一看他上來了,沒人理他,當時我就想,要不要去理理他。毛主席1970年跟斯諾講,現在我們要寄大希望於美國人民。總理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送禮物能表達中國人民很真摯的一份情義。於是,從包裡拿出一幅杭州織錦,叫上翻譯,走上前去送給科恩。剛一邁步,同車人就問,小莊你幹嗎去。我說,跟美國人聊聊去。當時同志們就勸我,別去,別惹事兒,別理他。當時,我跟同車的同志們就說,他只是個運動員,又不是決定政策的人。過去以後,我就讓翻譯問他,你叫什麼名字?他說,叫哥倫·科恩。我當時對他講,雖然美國政府對中國不友好,但是美國人民都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為了表達對美國人民和運動員的友誼,我送你個禮物做紀念。他特別驚訝,特別高興,一下就把這個禮物收了。翻譯問他,你知道送你禮物的人是誰嗎?他說,知道,是世界冠軍莊則棟。祝我們在比賽中間打得好。五分鐘過去了,到了比賽場地。車門一打開,車上來了個美國人,手裡又拿著我送給他的禮物,這就成了新聞。第二天日本報紙一登,副團長找我談話說,小莊,這事兒可鬧大了,今後你可千萬不要再跟他往來了。問題是,我不和他往來了,他知道我打哪場比賽,在那兒等著我,等我一過去,就把我抱上了,說你送我禮了,我還沒送你禮物呢,咱們再照一張。
這件事成為全球新聞焦點。4月6日,美國副領隊哈里森來到中國代表團駐地,提出比賽結束後訪華的要求。中國代表團不敢貿然答覆,緊急向中央報告。
據護士吳旭君回憶:她向毛澤東談到《參考資料》裡有一段關於莊則棟和科恩交往的消息,「主席聽後眼睛一亮,立刻讓我原原本本地把這條消息念了兩遍。聽完了他臉上帶著滿意的笑容說:『這個莊則棟不但球打得好,還會辦外交。此人有點政治頭腦。』4月6日,世乒賽就要結束了。在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上,周總理已經批了『擬同意』。毛主席也畫了圈,文件退給外交部辦理。我的直覺告訴我,主席總是有些心事。當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藥要睡覺。晚上11點多,他突然要我給王海容打電話,聲音低沉地說:『邀請美國隊訪華。』我一下子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主席平時曾交待過,他吃過安眠藥以後講的話不算數。現在他說的算不算數?我觀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過了一小會兒,主席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對我說:『小吳,我讓你辦的事你怎麼不去辦?』我故意大聲地問:『主席,你剛才和我說什麼呀?』於是,他又一字一句把剛才講的話又重複了一遍。我反問他:『主席,你都吃過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主席向我一揮手說:『算!趕快辦,要來不及了。』聽了這話,我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給王海容打電話。電話通了,我把主席的決定告訴了她。通完電話,我趕緊跑回去,只見主席仍坐在飯桌前,硬撐著身體。張玉鳳扶著他。見我進來,主席抬起頭看著我在等待。我把剛才的情況向主席作了匯報,聽完以後他點頭表示:『好,就這樣。』」
4月10日,美國乒乓球隊繞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成為22年來第一個正式訪問中國的美國體育代表團。就這樣,莊則棟的「自選動作」,讓中、美兩國領導人醞釀已久的戰略性破冰加快了節奏。當年7月,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訪問期間,稱病突然消失,秘密訪問北京48小時,和周恩來直接會談,宣佈第二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解凍,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也推動了中國重新與世界接軌的進程。
發生乒乓外交時,國家體委主任是王猛。王猛後因得罪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被莊則棟取代。粉碎「四人幫」,莊則棟隨之下台,陳錫聯提名王猛重回體委,再掌帥印。王猛領導體育界,在政治上也表現了新思維。
早在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過赫爾辛基舉辦的15屆奧運會,1956年,又準備參加墨爾本舉辦的16屆奧運會,台灣代表團捷足先登,大陸方面要求奧委會驅除台方代表,未被接受,於是拒絕參會。1958年8月19日,斷絕了與國際奧委會的關係,退出了15個單項國際體育組織,中國委員董守義也辭去了國際奧委會委員職務。只有國際乒乓球聯合會承認大陸,不承認台灣,使得乒乓球運動在中國大陸倍受重視。後來,中國推動新興力量運動會,想在奧運會之外另起爐灶,不可持續。奧運會仍是國際體育交流的第一盛會。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台灣同時退出。在國際舞台上,大陸節節進攻,台灣步步退守。許多國際組織都以台灣退出的方式,重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重返奧運會,自然成為大勢所趨。1978年中國大陸恢復了在國際田徑和體操聯合會的席位。驅逐了台灣代表。外交部門希望乘勝追擊,在國際奧委會一舉取代台灣。
對這種趨勢,國際體育界卻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奧運會不但是國際上最重要的體育盛會,也是人類和平的象徵,友誼的紐帶。奧運會沒有中國大陸參加,固然是極大的缺憾,但台灣也不應當關在人類大家庭的門外。王猛在國家體委主任任上,先後出訪伊朗、土耳其、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突尼斯、德國、英國、法國、瑞士等國家,許多友好國家都希望以靈活方式解決問題。國際奧委會主席基拉寧於1977年9月應邀訪問北京,希望解決中國代表權問題應採用「演進」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奧林匹克憲章允許承認地區,並不一定是國家實體,因此不需要按聯合國方式解決這個問題。於是,王猛和有關人員認真研究,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方案,突破「有蔣無我,有我無蔣」底線,在一個中國原則下,採取不驅逐台灣代表的方式解決問題。這個方案和當時外交部的意見並不一致。但王猛據理力爭,堅持將體委和外交部的方案一同上報中央。最後,鄧小平拍板,同意國家體委的方案:在國際奧委會恢復我席位之後,台灣體育組織以我國地方機構名義留在國際奧委會內,但不得使用原旗幟和歌曲。此後,經過中國政府、國際奧委會和台灣方面多次溝通、博弈,國際奧委會執委會終於在1979年10月25日舉行的名古屋會議上,以62票贊成、17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了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席位,台灣在改旗、改徽、改歌的前提下,以中國台北名義保留會籍。當時,台灣方面提出以《國旗歌》代替原來的「國歌」,時任全國政協主席的鄧穎超這樣說明了同意的理由:「現在的曲調雖然是用了《國旗歌》的曲調,但當時的國旗還有共產黨的一份貢獻,滿地紅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後加的。現在的詞改成了奧林匹克內容,曲調不要太計較了。」
從此,兩岸運動員在奧運舞台上同台競技,演出了許許多多美好的故事。後來,台灣陸續以變通方式,參加了亞太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2009年又以觀察員身份出席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從這個意義上說,王猛的主張同樣具有破冰意義,開啟了兩岸雙贏的新思維。
體育本來不應當承擔過多的政治職能。但是,在歷史上,既有政治利用體育放大敵意的事例,也有體育工作者為化解政治敵意做出獨特貢獻的事例。時過境遷,得到世人讚美的總是後者,而不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