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陷南京後，對平民和戰俘進行了長達6個星期的大規模屠殺、搶掠、強姦等戰爭罪行。

    74年後的今天，我們有幸採訪到一位曾押解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赴刑場的中國士兵。他叫張濤，一位生活在廣東惠州的86歲老人。

    由於年歲已高，他已不能親口講述那些往事，但他早年講給子孫們的故事，即使轉述，依舊精彩，深沉。

    謹以此文紀念在74年前那場大屠殺裡受苦受難的中國人。

    86歲的張濤坐在椅子上，微弓著身子，笑瞇瞇地聽兩個兒子談論他的往事。老人指間的香煙，在廣東初冬的寒意中白霧裊裊。

    「阿爸，你考憲兵學校是哪一年？」「憲兵學校啊，哦……」

    答不上的老人顯得尷尬，然後又默默地聽。當目光觸到我手中的黑白圖片，他才主動插話：「這個就是我咯」，瞇著的眼一下子亮了起來。

    那是一張1947年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赴刑場的照片，兩名中國憲兵一左一右押送。谷壽夫右側的高個憲兵，就是當年22歲的張濤。

    照片記錄的這一幕給他印象之深，即使在有時連兒子都不認識的晚年，他還記得「日本仔谷壽夫」。

    家鄉淪陷：目睹壯丁被虐待他報名當憲兵

    張濤已經說不清往事，所幸前些年留有回憶手記，兒女們小時也聽他講過不少。

    「那時沒什麼娛樂，晚上我小妹負責關好門窗，我們幾兄妹就圍著他，偷偷聽他講參加國民黨憲兵、打日本，也講老蔣的事。」想起來，三兒子張仁義笑了。

    張濤考國民黨憲兵學校是在1942年，此前他跟父母生活在潮安縣。他印象中，1939年夏，日軍瘋狂轟炸潮汕，人們白天躲到荒郊野外，晚上才敢回城。

    端午後的一天夜裡，張濤正和父母回家，卻發現人潮往城外湧，有人好心提醒：「快逃，今天下午三點日本鬼子在汕頭登陸，現已進入潮安，不要回去了！」

    一路全是潮汕的難民，張濤一家隨波逐流，最後在河源老隆鎮落腳，做小販謀生。

    其時國民黨規定適齡男子要服兵役，但到地方徵兵的人亂拉壯丁，還剋扣軍糧。張濤想著「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可看到被虐待的壯丁，又「不寒而慄，心中矛盾」。

    1942年，他路過鎮上小學，見國民黨憲兵學校招生的人軍容整潔，斯文有禮，遂報名。

    國民黨憲兵的地位和待遇高於普通兵種，招生不但要求「陸軍甲等體格」，還要高學歷。家貧只讀到高小的張濤，借來大學指導書苦背。最終百多人裡錄取的十人，他剛好第十名。

    從軍見聞：美國大兵喝酒鬧事，叫聲「哈囉」就強吻

    18歲的張濤離開廣東，入讀國民政府憲兵學校貴州分校，總校在當時陪都重慶，校長蔣介石曾說：「培養一個憲兵不容易，我寧可犧牲一個連長，也不願失一個憲兵。」

    憲兵學校訓練嚴格，不但操練射擊、肉搏、野戰，還教學戰術、法律、文史、地理知識。同學都是知識分子，張濤根據自己的名起了一個字號：承沅。

    畢業後他分到貴陽憲兵團，每天「忙到慘」，糾察其他部隊的風紀，查禁腐敗和臨陣脫逃，巡邏碼頭、旅店、戲院、舞廳，防止軍人違法亂紀，還負責監察敵情、間諜、漢奸。

    當時處於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貴陽有飛虎隊等美國官兵。有的大兵喝醉酒，開吉普車在街上兜風，見了中國姑娘，叫聲「哈囉」就強吻。張濤說，這類糾紛都由他們憲兵和美國的「MP」（military policeman，軍事警察）處理。

    1944年，失利於太平洋戰場的日軍孤注一擲，由廣西北犯黔南，意圖速決中國大西南戰場。年底，獨山失陷，張濤所在第一憲兵團也上了戰場。

    前線的殘酷，在後來他講給孩子的故事裡，刻骨銘心。二兒子張仁德記得，「他一個戰友，跟部隊走散，走了幾天幾夜，見到地上臥倒個人，他累得眼花，說一聲『老兄讓個位'，倒頭就睡，天亮起來才發現，旁邊那個是死人！」

     押解行刑：挽谷壽夫右臂見證「魔鬼」被槍決

    日本投降，憲兵團奉令開赴南京，途經長沙望見滿城廢墟，死屍成排，投降的日本兵卻討好賣乖說「中國兵、日本兵都是好朋友」，血氣方剛的青年們憤怒不已。

    在南京，他們收管老虎橋監獄的日本要犯。張濤監押過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而令他畢生難忘的，是親手押解1937年12月13日指揮日軍攻入南京，發動大屠殺的主犯谷壽夫赴刑場。

    谷壽夫行刑這天，1947年4月26日，張濤記憶中南京到處設了收音機和擴音器，公審現場人山人海。「法官對這個魔鬼說，谷壽夫你躲得了嗎？殺你124個，也抵償不了我30萬同胞萬分之一。你有什麼交代，要不要給親人寫信？今天對你宣佈死刑！」

    谷壽夫寫完信，由憲兵隊洪班長、張濤和另一名憲兵，乘軍車押到雨花台刑場。張濤扶住癱軟的谷壽夫右臂，另一名憲兵扶左臂，洪班長手執駁殼槍朝谷壽夫腦後射擊，「一槍斃命，擊掉門牙兩隻」。

    張濤扶谷壽夫的屍體面朝上放置，心裡十分解恨，又覺得：「對這個魔鬼還是太優待了！」

    當天，中央電影公司、全市各報社、各照相館都在現場搶拍，當晚電影院放映實錄片，街頭櫥窗展示放大的行刑照片，題名「魔鬼的下場」。

     面臨抉擇：脫掉軍服拋江中，回鄉甘做老百姓

    「谷壽夫死的第二年，上面要憲兵隊去打淮海戰役，他不願去，轉到常州當警長」，二兒子張仁德說：「我爸就是在常州認識了我母親。」

    從18歲別了爹娘，7年裡張濤通過交通銀行匯一萬多元回家，此外再無聯繫。1949年2月，思念父母的他攜妻回到惠州，又被當地駐軍，保安第三師招去當文書。

    1949年解放軍南下廣州，國民黨部隊連夜撤逃。「部隊帶著家屬從東莞樟木頭到深圳，又到了江門，最後準備上戰艦撤往海南島。有人對我父親說，你只是文職人員，妻子又有孕在身，不如回到父母身邊做老百姓。」張濤於是脫掉軍服拋入江中，招來漁船，同妻子經澳門、香港返回惠州，擺攤賣生藥、香煙維生，大兒子也出生了，他「在這安定平穩生活中，內心非常滿足。」

    然而，好景不長，1958年1月寒意料峭的夜晚，一群人衝進張家，張濤莫名其妙：我一個小人物，不偷不搶不賭不騙，犯的什麼罪？

    他等來的罪名，是「歷史反革命」，以及漫長的羈押和勞役。「以後四清、文革，大大小小的運動，都要拉他出來遊街，批鬥完還要學習改造，晚上十點半才放回家。」張仁德回憶。

    張仁德三年級時，學校安排看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電影，他走到門口，被紅小兵氣勢洶洶地攔住：「你是黑七類，壞分子的兒子，不准看！」

    幾兄弟受父親牽連都不能升學，全家被迫住到惠州城六角胡同的公廁邊，「處處低人一等，後來下放到農村，還是被人欺負。」

    「我父親的性格本來已經夠忍耐，不然也活不到今天。」二兒子張仁德說。

    一輩子和善忍耐的張濤習慣了默默承受，他沒有開口抱怨，但是在晚年的回憶稿裡，他吐露了禍及家庭、夫妻失和、愧對兒女的深深痛苦。

    整整35頁的手稿，老人悄悄寫了好幾年。直到6年前，在抗戰勝利60週年的報紙特刊裡看到自己押解谷壽夫的照片，確信那段經歷不會被批判，他才敢說出來。

    密密麻麻的「一生簡要自傳」，張仁義沒讀完，「但我告訴我兒子，這是爺爺的歷史，你應該好好看看，要知道爺爺這輩子是怎麼回事。」

    「他18歲衝著抗日參軍，後來也沒打過一天內戰，他說他對得起祖國，對得起祖宗，也對得起人民，就是對不起家人。他還能有多少時間？他想要的就是一份清白和認可。」張仁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