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請求法庭花一點時間，關注若干證據……辯方律師說，中國和日本之間沒有戰爭，因為日本從來沒有向中國宣戰，當然這是一個關於戰爭的正確定義的問題。但是，自從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就在中國採取了軍事行動，殺死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我認為，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麼是戰爭?」1946年5月14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發表如上辯論講話。

　　這段錄像資料是向哲濬的兒子向隆萬遠赴美國錄製的。黑白影像資料中，向哲濬一身西服，英文流利，從容淡定。對於現年73歲的向隆萬來說，他是在「打撈」東京審判的史料的十年間才逐漸瞭解父親當時的所思所想的。

　　沉默的父親

　　有著4排形按鍵的「雷明頓」牌的古董機械式英文打字機，裝在一個小箱子中，機身黑色，微微泛黃。

　　在向隆萬的記憶裡，在他5歲左右，父親向哲濬常常在這架「雷明頓」牌打字機前一坐就是半天，敲出一頁又一頁的英文資料。

　　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半，在兒時的向隆萬的印象中，那段時間，父親向哲濬總是行程忙碌，有時父親晚上會通宵打字趕文件，有時次日一早就趕往南京或東京，極少在上海的家中停留。

　　他記得的是，在東京審判期間，有一次父親回國取證後，啟程前往東京時，母親帶著他和姐姐去龍華機場送行。另外就是1946年，那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兼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局長約瑟夫·季南來上海，14歲的哥哥坐在季南的膝蓋上吃飯，那是多年後哥哥跟他提及的片段。

　　這些遺珠，散落於向隆萬的記憶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並不清楚父親與東京審判之間的關聯。

　　而今，這位神情和悅的上海交通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隨身攜帶的包包裡，有各種各樣與東京審判有關的資料，一些文字、影像和圖片資料已經被處理成電子版。十年間，向隆萬數次遠赴美國或托友人從台灣、日本等地去「打撈」有關東京審判的史料，他不僅對這段歷史信手拈來，也在史料中重新認識了父親向哲濬。

　　向哲濬(曾用簡化字向哲浚，字明思)，湖南省寧鄉縣雙江口人，早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歸國後曾任北京、法政、北京交大等大學教授，抗日戰爭結束後，出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檢察官。2006年，電影《東京審判》上映，向哲濬一角由香港演員曾江飾演。但令向隆萬和其他東京審判的親歷者及後人感到遺憾的是，由於史料不足，拍攝匆忙，片中不乏情節與實情不符之處。

　　當時的一個境況是，隨著時間推移，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 11 位盟國法官都已辭世：1973年，曾擔任東京審判法官的梅汝璈辭世;1987年，向隆萬的父親向哲濬也因病去世;2003年，曾任中國檢察官顧問組組長的倪征日奧亦離世……向隆萬隱隱有個擔心，「再不搶救，這段歷史就這樣斷掉了。」

　　向隆萬那時才發現，父親向哲濬在生前也極少提及這段經歷。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曾兩度萌生撰寫東京審判回憶錄的念頭，第一次是在1956年，次年「反右」開始;第二次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不久後「文革」開始，兩次均受限於時局，「他選擇了基本不說」，向隆萬回憶。

　　而在父親向哲濬病逝後，年屆八十的母親周芳在舊日曆紙的背面寫下了對父親的回憶錄，即《良師愛侶憶明思》，母親周芳系出名門，其父周震鱗為老同盟會會員，是孫中山、黃興「辛亥革命」的戰友。向哲濬和周芳結婚時的證婚人是程潛先生，介紹人為章士釗先生。「在母親好幾十頁的回憶錄裡，關於東京審判的只有幾頁。可能他那時候覺得跟夫人講了也沒什麼用，而跟子女講，他們就更不懂了。到後來，他就更不講了。」2014年8月，上海入秋的一天，向隆萬教授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事實上，從上世紀90年代起，每逢抗戰勝利紀念日，向隆萬都會面臨有關東京審判這段歷史的問詢，但當時的他無法交出答卷。在2005年9月，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週年重要講話中對東京審判高度評價。通過這次講話，向隆萬意識到，一些細微的變化已經發生。

　　「打撈」史料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甲級首要戰犯進行國際審判，這些戰犯中包括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對中國和亞洲乃至全世界犯下纍纍罪行的元兇。遠東國際法庭由中、美、英等11國指派組成。庭長為澳洲法官韋勃爵士，檢察長是美國法學家約瑟夫·季南。

　　按照《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11國各派1名法官和1名檢察官參加審理。1945年12月8日，蔣介石批復當時的外交部：「擬以向哲濬梅汝璈等二人為遠東國際法庭我國代表」，梅、向二人因此分任中國法官和中國指派的陪席檢察官，梅汝璈為向哲濬的清華師弟，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畢業。「梅汝璈和我父親的經歷有一些相似，他們都是學四書五經出身，家國情懷很重，又接受過東西方最好的教育。」向隆萬說。

　　而東京審判歷時924天，開庭次數達818次，419名證人出庭，庭審記錄有48412頁。加上前期初期準備階段，在前後長達3年間，中國代表團僅派出了17人，其中檢察官團隊人數為13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當時前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而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多達112人。

　　與此同時，東京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此次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但彼時蔣介石的心思已關注內戰，對東京審判甚少過問。

　　先後擔任國際檢察處翻譯官和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的高文彬教授曾當面跟向隆萬提起過，當年他們堅持每天將東京審判的庭審記錄整理存檔，一式兩份，兩年多下來，保存並整理了兩大箱資料，高文彬與向哲濬為此特意從日本橫濱坐船將兩大箱資料運回中國，這兩份資料，一份交給了南京國民政府，一份送到了東吳大學法學院，「可惜的是，後來這兩份資料都下落不明。後來我問了上海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他們答覆說都沒有東京審判的史料;我也問過南京第二檔案館，他們說正在整理，後來也沒有下文……我那時只是想找到這些史料，瞭解當時我父親到底做了一些什麼。」

　　其間的一個插曲是，倪征日奧的女兒倪乃先後來告訴向隆萬，她曾在北京的地攤上見過有人賣部分史料的，但是，終難尋覓。

　　2002年，向隆萬退休了，他有了專門去尋找史料的時間。而他的妻子、同樣為上海交大教授的蔣馥也頗為支持他。2006年，藉著一次歐美同學會組織的到美國的考察機會，向隆萬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呆了一天，搜尋有關東京審判的資料，那次他發現那裡有20多卷有關東京審判的庭審記錄。「以前是一頭霧水，這次算是摸清楚了史料在哪裡。」

　　2006年，向隆萬參加了在美國求學的小兒子的碩士畢業典禮，又一次去了華盛頓。這次他又去了美國國家檔案館找尋史料，並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裡也找到了20多卷史料。

　　那次，他在美國呆了一個月，書籍與史料繁多，缺乏歷史研究經驗的向隆萬就依靠著輸入「向哲濬」、「東京審判」這些關鍵字查詢。「但是即使有了索引，也要一本一本地找。」他在索引卡上找到父親的名字，借來那些錄像帶，用自己帶的傻瓜錄像機，邊放邊錄了下來。由於錄的聲音效果並不好，他又找到庭審筆錄，仔細核對，回國後自己為這些錄像配音。

　　為了節約開支，他和妻子住在新澤西的一個朋友家裡，每天清晨，朋友的太太開車將他們送到火車站乘火車到紐約，而後轉乘捷運至位於曼哈頓的哥倫比亞大學，晚上再原路返回，朋友開車去接。後來，他們也去了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檔案館複印資料。「在2007年那次，我們翻拍了20多張照片，根據查閱索引複印了100多頁父親的講話，還有兩段錄像資料，回來時就感覺比較有底氣了。」他說。

　　在那次，向隆萬第一次看到了歷史檔案中的父親。作為家中最小的兒子，向隆萬出生時父親向哲濬已經年屆五十，在他的印象中，父親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脾氣和悅。而在他翻拍的一段東京審判的黑白色的庭審錄像中，當日本律師山田半藏正在念著1931年大阪商會的報告並稱中國東北存在「反日活動」時，一身西裝、坐在一旁用同聲傳譯耳機聽著的向哲濬，神情突然嚴肅起來，他一把拿掉同傳耳機，在山田半藏發言尚未結束時，當仁不讓地站在話筒前，代表檢方，拒絕其所謂的「證據」。

　　向隆萬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感覺非常震驚，「父親那個樣子跟我腦袋裡他的形象反差很大，他那麼有底氣，有氣勢，鎮定自若，一點也不溫良恭儉讓!」

　　在2010年，向隆萬再次自費前往美國查閱史料。他清楚地瞭解到，1946年2月，父親向哲濬率先到達東京，直到1948年11月對戰犯宣判之後才離開，經歷了東京審判的全過程。而據他統計，父親在東京審判庭審中有過20次發言的記錄。

　　「代表國家啊!」

　　「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佈判決，判決書的開頭這樣寫道。判決書宣讀了7天。最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戰犯有罪，並處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

　　在查閱史料的過程中，向隆萬逐漸瞭解到，他的父親曾經做過的工作具有怎樣的歷史價值。作為東京審判的檢察官，向哲濬主張因「皇姑屯謀殺事件」而把1928年作為起訴的始點，得到國際檢察處的認可，這比1941年12月「珍珠港事變」提前13年，比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提前9年，比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提前了3年多。

　　「我無意去做一個復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歷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梅汝璈生前在日記中的這句話，也被向隆萬所提及，在查閱史料的過程中，他也發現，東京審判涉及的許多史實都發生在中國，然而，對於這段史實的研究，中國卻相當薄弱，「關於東京審判，日本的相關研究最多，歐美其次。東京審判的史料在美國和日本保存得較多，11個同盟國代表團的法官和檢察官大多有回憶錄，大都分散保存在各國。雖然在中國台灣和大陸也有若干東京審判的資料，但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並不多，學術論文和專著就更少了。」

　　他舉例說，1983年，日本在原巢鴨監獄舊址建造的太陽城召開了迄今最重要的一次東京審判國際討論會，西方、日本的重要學者都參加了會議，而作為東京審判的主要參加國的中國，「我們只有一位在東京的訪問學者列席了」。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海外學術界針對東京審判的相關研究已經很深入。「中國和東京審判是我們現在研究的重點之一，因為海外對東京審判雖有深入研究，但在300本專著中沒有一本以日本侵華罪為主題，也沒有一本以對華暴行罪為主題。」

　　在2012年，程兆奇教授曾評價，總體而言，中國的東京審判研究還是處在起步之前的階段，之所以如此表示，是因為，「在2012年之前，包括中國國家圖書館在內都沒有出版過海外關於東京審判的有關文獻，而你做研究的話，一定要收集原始材料。」

　　而今，在程兆奇教授看來，在國內學術界，針對東京審判的研究氛圍在這一兩年當中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去年召開了一個國際討論會，不僅海外最好的學者來了，而且讓我們欣慰的是，我們國內的學者也提供了20篇論文，這些論文都是深入某方面材料做成的」。

　　歷史的選擇與今天

　　而在不多的文字記錄中，「文革」期間，向哲濬在向當時的工宣隊的一份檢查材料中提及，在1946年3月25日至3月27日間，蔣介石會見了東京審判檢察長季南，宋美齡在座，蔣介石還送給季南一張自己簽名的照片。然而，向隆萬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查閱了《蔣介石日記》，在東京審判的近3年間，蔣介石在日記裡只有兩次提及該審判。向隆萬於是瞭解了父親當時所處的處境。

　　而向隆萬的母親周芳在前述回憶錄中也提及，東京審判初期，中國法官及檢察官只各配一位秘書，即方福樞先生和裘劭恆先生，其他人員很少。「最初政府沒有派幾個人員，明思晚上還要自己打字，準備文稿。後來國際法庭同事看了不安，要明思多請人員來協助。明思很為難，既不好說國家窮，更不能說政府不重視。」

　　前述回憶錄也寫道，在東京審判的法庭審理將結束時，國民政府曾任命向哲濬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之職，他當即電辭;在向哲濬回國後，國民政府又任命他為國民政府司法院大法官，要其速往台灣赴任，並告知在廣州有準備好的飛機，可攜眷同往，他又將此任命辭去。

　　其後，向哲濬決心留在上海，再回到教育崗位。1949年2月，他接受了私立大廈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的前身之一)和東吳大學法律系的聘請，擔任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審判等課程。可惜不到兩個月，學校因形勢巨變而暫時停課，向哲濬攜全家搬入上海銅仁路的一處租房，一住就是近40載，直至病逝。這以後，向哲濬先後在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任教，1960年擔任上海財經學院(今上海財經大學)教授兼外語教研室主任，1965年退休，他再沒有做跟法律相關的老本行。

　　而在向隆萬的印象中，父親極少向人提及與東京審判有關的經歷，他也從未埋怨過什麼，在師生的印象當中，向哲濬是不怒而威的，這與他印象中的父親行事風格肖似。曾有學生問向哲濬：「東京審判的檢察官有多大?」他只答：「代表國家啊!」

　　1958年，向隆萬在考大學的時候，父親對他說了兩句話：其一，國家建設需要理工人才;其二是，如果你做社科人文，不能獨立思考，是很痛苦的。最終他考上了同濟大學建築系，後來又去復旦大學進修，學的是數學，之後他在西安交通大學工作了21年，直到1984年，為了照顧年邁的父親，他才調回了上海交大。

　　多年後，在浩如煙海般的東京審判的史料中，他理解了父親當年做出的選擇，「他有風骨，時代委任了他去做這個事情，他盡力了。對於個人榮辱，他是不在意的。」

　　2002年，向隆萬的母親周芳以93歲的高齡去世。8年之後，收錄了向哲濬在法庭上10次講話的英文原稿、中文翻譯，附有母親周芳回憶錄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這些塵封多年的史料得以重見天日。向隆萬如釋重負，他鬆了一口氣，他感覺他可以給自己一個交代了。

　　2011年5月3日，在東京審判開庭65週年之際，中國國內首家專門研究東京審判的學術機構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立，向隆萬出任該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在2013年，80卷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英文版)出版，他也希望以後能整理出更多的第一手的史料，供相關歷史學者研究並使用。

　　「我從來沒有奢望過成為歷史學家，是歷史給了我這個機遇。」他這樣說的時候，神情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