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顧名思義是「帝國」的對立面；「民國政治」的核心是民權與民主；「帝國政治」的核心是君權與專制。所以，「清廷為什麼會被民國取代」這個問題的實質有二：其一，「民權和民主」何以會取代「君權和專制」，成為晚清朝野知識分子的共識；其二，清廷為何自身不能發育出民權與民主，而只能被新政權取代。梳理「民權」思想在晚清朝野的流變過程，可以解答這兩個問題。

　　1、1895年前後，革命黨人孫中山對「造成民國」還毫無興趣

　　國人最早於何時萌發出要造一個新「民國」來取代舊「帝國」的意願？這個問題無法考據，畢竟不能把當日每個國人的政治理念一一弄清。但至少在1895年之前，作為當時最具聲望的革命黨領袖，孫中山對「民國」還沒有任何概念。他滿腦子所想，每日裡所做的，僅僅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換言之，他的革命目標，不過是「排滿」罷了。至於「排滿」成功之後怎麼辦，孫氏覺得，找個漢人做皇帝也挺好。

　　對自己的這段經歷，孫氏本人並不隱諱。1910年，他在與劉成禺的一次談話中說道：「我青年時代主張只要推翻滿清統治，漢人做皇帝也可以擁戴。當時與我結為莫逆之交的楊衢雲，則表示非造成民國不可。一次為此發生激烈爭論，楊衢雲揪住我的辮子，要跟我動武。現在楊衢雲已經為革命犧牲了，我繼承其志，發誓要建成民國，有帝制自為者，我必定要加以討伐。」

　　孫氏與楊衢雲發生交集，是在1895年於香港聯手設立興中會。按孫氏自述，其革命目標重新定位為「造成民國」，是深受了楊衢雲的影響。這影響的過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動粗的程度。由此不難看出孫氏在1895年之前，對「民國」其實毫無概念，更談不上有任何信仰。孫氏如此，1895年前後的國人，對「民國」的認知程度可想而知。

　　2、1898年維新，官方閉口不談「民權」，但民間對「民權」的熱情已初具規模

　　1898年的百日維新，就其最終付諸實施的具體內容而言，無非是振興工商業、練兵、興學校、變科舉而已，與「振興民權」毫無關係。以往說起戊戌維新，總講它是「資產階級改良」，它的目標是要實現「君主立憲」，現在看來，這些結論都很可笑，既沒有什麼「資產階級」參與其中，實際舉措裡也沒有絲毫「君主立憲」的味道（所謂「君主立憲」，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擴張民權、限制君權）。不但具體的維新舉措裡沒有任何「主張民權」的內容，即便是作為一種願望，「主張民權」也絲毫未曾體現在數量眾多的上書之中——即便那些上書中提到「開議會」這樣的字眼。

　　對此，戊戌變法史研究專家茅海建先生有過一段總結：「在我所見的275件上書中，論及議會者不過以上數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儘管從其他材料來看，當時人對議會的議論頗多，而在正式上書中，言及議會者很少。在有限的議論中，並沒有涉及到西方代議制之根本，即議會的權力及議員的產生方法，更未談及議會之理念，即『主權在民』。他們的心目中，西方議會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與中國古代的君主『詢謀』是相接近的。」當然，說得最直白的，莫過於「維新旗手」康有為，他在《國聞報》上刊登文章《答人論議院書》，明確反對在中國「開議院、興民權」，說什麼「議院這個東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於國權全部匯聚於議院，而政務運作行之有效。但我竊以為議院制度在中國不可行。天下各國國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國身上。……中國惟有以君權治天下一條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張議院，主張民權之人，實乃幫助守舊派自亡其國之人。」

　　與朝堂之上，也就是體制內官員閉口不言「民權」相反，處江湖之遠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對「民權」的追捧則已頗具規模。譬如：梁啟超執教湖南時務學堂時，即懷著「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權」激勵學子，將當世政治體制視作「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說：「西例，以民為國本，國為公器，民叛君未叛國，君虐民斯叛國，國與君顯有區別。……其意頗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後世目為頑固派知識分子的葉德輝，也曾說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與議國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識，不足與論民權」；嚴復說得最露骨：君既然出於民「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梁、唐二人當時均系革命黨，而葉、嚴二人則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見當日改革派與革命黨均以「擴張民權」為終極目標。

　　3、1900年國難，使體制內改革派痛感國家亟需一種新的「民主決策機制」

　　1900年的巨大災難，對帝國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極為關鍵的分水嶺。孫中山對此深有感觸，他曾比較過1895年10月廣州起義與1900年10月惠州起義的民心之別，深有感慨地說，同樣是失敗的起義，民意的反饋卻大不相同。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孫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民意的這種巨大變化，在體制內也有相似的體現。庚子年前，體制內改革派私下裡或許對「興民權」極感興趣，但公開的奏折裡，卻從來不敢提這三個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談及「議院」一類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種「智囊機構」而已，絕不會對至高無上的君權造成任何損害。但1900年的巨大災難，讓許多體制內改革派對朝廷的「寡頭專制決策機制」徹底喪失了信任。亂局起後，東南督撫們敢於抗旨，拒絕北上「勤王」，而擅自搞「東南互保」，本就是對朝廷「寡頭專制決策機制」的一種否定。而兩廣總督陶模在亂局初定之際，上書朝廷，要求設立議院，則是希望用一種新的「民主決策機制」來取代舊的禍國殃民的「寡頭專制決策機制」。陶模說：「議院議政，而行政之權仍在政府，交相為用，兩不相侵」——很明顯，陶模設想中的「議院」，擁有國家政務的決策權，「政府」擁有的則只是執行權。

　　陶模的這種要求，與當時的民間輿論遙相呼應。梁啟超說「必取數千年橫暴渾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浙江潮》雜誌刊文說「立憲政體之要素，在人民有參政權」；《大公報》說：「圖治之根源，首在立憲法，予民權。如此……則中國之前途或猶可補救於萬一」；……

　　但對朝廷來說，開議院這樣的要求，是難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實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飭吏治，調整機構；2、整頓軍隊，編練新軍；3、振興實業，獎勵工商；4、改革教育體制，變更人才選拔方式。這些內容，其實與當年的戊戌維新，並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戊戌年這些舉措沒有能夠深入搞下去罷了。而對朝野內外要求「立憲法、開議院」的呼聲，「寡頭專制決策層」的態度是充耳不聞。慈禧很明白：「立憲法、開議院」，對國家而言，是政治體制改革；而對「寡頭專制決策層」而言，則是權力的重新分配。

　　孫氏與楊衢雲發生交集，是在1895年於香港聯手設立興中會。按孫氏自述，其革命目標重新定位為「造成民國」，是深受了楊衢雲的影響。這影響的過程之激烈，甚至到了動粗的程度。由此不難看出孫氏在1895年之前，對「民國」其實毫無概念，更談不上有任何信仰。孫氏如此，1895年前後的國人，對「民國」的認知程度可想而知。

　　2、1898年維新，官方閉口不談「民權」，但民間對「民權」的熱情已初具規模

　　1898年的百日維新，就其最終付諸實施的具體內容而言，無非是振興工商業、練兵、興學校、變科舉而已，與「振興民權」毫無關係。以往說起戊戌維新，總講它是「資產階級改良」，它的目標是要實現「君主立憲」，現在看來，這些結論都很可笑，既沒有什麼「資產階級」參與其中，實際舉措裡也沒有絲毫「君主立憲」的味道（所謂「君主立憲」，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過立憲擴張民權、限制君權）。不但具體的維新舉措裡沒有任何「主張民權」的內容，即便是作為一種願望，「主張民權」也絲毫未曾體現在數量眾多的上書之中——即便那些上書中提到「開議會」這樣的字眼。

　　對此，戊戌變法史研究專家茅海建先生有過一段總結：「在我所見的275件上書中，論及議會者不過以上數件，由此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印象：儘管從其他材料來看，當時人對議會的議論頗多，而在正式上書中，言及議會者很少。在有限的議論中，並沒有涉及到西方代議制之根本，即議會的權力及議員的產生方法，更未談及議會之理念，即『主權在民』。他們的心目中，西方議會的主要作用是『上下互通』，與中國古代的君主『詢謀』是相接近的。」當然，說得最直白的，莫過於「維新旗手」康有為，他在《國聞報》上刊登文章《答人論議院書》，明確反對在中國「開議院、興民權」，說什麼「議院這個東西，西方非常盛行，乃至於國權全部匯聚於議院，而政務運作行之有效。但我竊以為議院制度在中國不可行。天下各國國情各有不同，不能以西人的制度套用在中國身上。……中國惟有以君權治天下一條道路可以走。……今日那些主張議院，主張民權之人，實乃幫助守舊派自亡其國之人。」

　　與朝堂之上，也就是體制內官員閉口不言「民權」相反，處江湖之遠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對「民權」的追捧則已頗具規模。譬如：梁啟超執教湖南時務學堂時，即懷著「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革命之志，日日以「民權」激勵學子，將當世政治體制視作「後世民賊乃借孔子之名以行專制之政」；又如唐才常曾說：「西例，以民為國本，國為公器，民叛君未叛國，君虐民斯叛國，國與君顯有區別。……其意頗合孟子，公羊之微言。」甚至被後世目為頑固派知識分子的葉德輝，也曾說道：「凡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不足與議國事；人具若明若暗之識，不足與論民權」；嚴復說得最露骨：君既然出於民「共舉之」，「則且必可共廢之」。梁、唐二人當時均系革命黨，而葉、嚴二人則是典型的改革派；可見當日改革派與革命黨均以「擴張民權」為終極目標。

　　3、1900年國難，使體制內改革派痛感國家亟需一種新的「民主決策機制」

　　1900年的巨大災難，對帝國的民意而言，是一道極為關鍵的分水嶺。孫中山對此深有感觸，他曾比較過1895年10月廣州起義與1900年10月惠州起義的民心之別，深有感慨地說，同樣是失敗的起義，民意的反饋卻大不相同。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時，「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漫罵之聲，不絕於耳」；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孫氏因此感到「心中快慰，不可言狀，知國人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民意的這種巨大變化，在體制內也有相似的體現。庚子年前，體制內改革派私下裡或許對「興民權」極感興趣，但公開的奏折裡，卻從來不敢提這三個字，非但不敢提，每每談及「議院」一類事物，必然要一再申明其只是一種「智囊機構」而已，絕不會對至高無上的君權造成任何損害。但1900年的巨大災難，讓許多體制內改革派對朝廷的「寡頭專制決策機制」徹底喪失了信任。亂局起後，東南督撫們敢於抗旨，拒絕北上「勤王」，而擅自搞「東南互保」，本就是對朝廷「寡頭專制決策機制」的一種否定。而兩廣總督陶模在亂局初定之際，上書朝廷，要求設立議院，則是希望用一種新的「民主決策機制」來取代舊的禍國殃民的「寡頭專制決策機制」。陶模說：「議院議政，而行政之權仍在政府，交相為用，兩不相侵」——很明顯，陶模設想中的「議院」，擁有國家政務的決策權，「政府」擁有的則只是執行權。

　　陶模的這種要求，與當時的民間輿論遙相呼應。梁啟超說「必取數千年橫暴渾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浙江潮》雜誌刊文說「立憲政體之要素，在人民有參政權」；《大公報》說：「圖治之根源，首在立憲法，予民權。如此……則中國之前途或猶可補救於萬一」；……

　　但對朝廷來說，開議院這樣的要求，是難以接受的。自1901年到1905年，慈禧太后支持下的清末新政其實只干了四件事情：1、整飭吏治，調整機構；2、整頓軍隊，編練新軍；3、振興實業，獎勵工商；4、改革教育體制，變更人才選拔方式。這些內容，其實與當年的戊戌維新，並沒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戊戌年這些舉措沒有能夠深入搞下去罷了。而對朝野內外要求「立憲法、開議院」的呼聲，「寡頭專制決策層」的態度是充耳不聞。慈禧很明白：「立憲法、開議院」，對國家而言，是政治體制改革；而對「寡頭專制決策層」而言，則是權力的重新分配。

　　4、1905年廢除科舉，傳統士紳不得不向「議員」轉型，「民權」呼聲隨之高漲

　　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雖然給了很多體制內、外知識分子「證明」立憲政體優於專制政體的機會，但這種「證明」，知識分子自己並不一定信，朝廷則根本不信。因為遍觀當日的評論文章，並沒有人能夠講出一種使人信服的邏輯，來解釋日本戰勝俄國，確確實實主要是因為政體的差異。儘管如此，日俄戰爭仍然大大刺激了當時的國人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追求——這場在中國國土上進行、而中國無力抗議，竟只能恥辱地宣佈「保持中立」的戰爭，對國人變法圖強的決心的刺激可想而知——1905年，帝國8位總督當中，已有5位明確上奏要求朝廷「立憲」了。迫於此種壓力，1906年，朝廷不得不宣佈「預備立憲」。

　　似乎是為了更好地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在因「預備立憲」而頒布的《各省諮議局章程》裡，朝廷規定，「有舉貢生員以上之出身者」，是構成議員的選舉與被選舉資格的重要條件。稍後的統計數據，也證實清廷的這一規定得到了很好的落實，在清末各省諮議局中，有科舉身份的紳士議員，一般佔到了議員數的90.9%以上（據台灣學者張朋園教授統計）。

　　朝廷此舉看似得計，其實不過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1905年的廢除科舉是「破」，1906年的預備立憲是「立」，破立之際，正是「舊帝國」向「新民國」轉換的關鍵。但朝廷沒有認真處理好這個關鍵。一破一立之間，支撐帝國統治的中堅力量，也就是傳統士紳們，本已平靜完成自身的身份和角色轉換，從傳統士大夫蛻變成了近代民權、憲政政治裡的「議員」；如果朝廷能夠主動、順利完成自己的「身份轉換」，從以「君權神授」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傳統中國，轉型為以「民主憲政」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近代中國，則可以與已完成轉型的傳統士紳完全接榫，從而實現從「帝國」到「民國」的平穩過渡。但可惜的是，朝廷最終拒絕以民主憲政為核心來構築自己新的政權合法性——1908年11月，慈禧去世，臨終前忽歎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如此也就不難理解1906年「改革」、「立憲」等名詞在媒體上的使用次數的大爆發（據金觀濤教授約一億兩千萬字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關鍵詞搜尋結果統計）；更不難理解傳統士紳在1906年之後，為何高度熱衷於呼籲朝廷盡快兌現「立憲」的諾言：落實了「立憲」，才能落實他們的「議員」地位。

　　5、1908年，朝廷用「日式立憲」搪塞立憲派，反激起立憲派對「民權」的狂熱呼籲

　　1906年「預備立憲」的詔書頒布下去之後，無論朝廷是否願意，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總要有個兌現。一方面要兌現承諾，一方面又不願意真交出君權、承認民權，朝廷的辦法是偷天換日，用「日式立憲」來搪塞要求搞「英式立憲」的體制內改革派。

　　「日式立憲」實際上就是明治維新，其核心是「廢藩置縣」，即把權力從地方（諸藩）收歸中央，建立一種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天皇擁有無限的權力；當然，其中也有許多學習西方的內容，但無外乎是效仿西方發展工商業的模式、效仿西方興辦教育的模式、效仿西方的練兵模式而已。顯然，這與體制內立憲派所要求的 「英式立憲」，相差甚遠——立憲派們固然並不完全明白「英式立憲」的真諦（其實英人當年也還在摸索），但「限制君權、擴大民權」這一點絕對是共識。中國早在秦始皇時代，就已經實現了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這種君權至上的中央集權，本是立憲派們要革掉的舊體制，朝廷反以之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沒有比這更滑稽的改革了。

　　但朝廷終究一意孤行，於1908年出台了「日式立憲」的《欽定憲法大綱》，滿篇皆是各種「議院不得干預」：「凡法律雖經議院議決，而未奉詔命批准頒布者，不能見諸施行」；「用人之權，操之君上，而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君上調遣全國軍隊，制定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宣戰、講和、訂立條約及派遣臣與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由君上親裁，不付議院議決」；「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自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君權之囂張，對照民權之仄逼，實在過於鮮明。所以，作為反擊，待1909年各省咨議局議員選舉塵埃落定，1910年，在各省咨議局的領導下，接連掀起了四次大規模的「請開國會」的請願運動。朝廷的一意孤行引來了立憲派對「民權」更強烈的呼籲和索求。

　　6、1911年，立憲派意識到不可能從清廷手裡獲得「民權」，遂與革命黨聯手造就民國

　　很顯然，雖然朝廷和立憲派都在講「立憲」，但兩者的差別之大，其實已經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相反，立憲派和革命黨的政治訴求，反倒沒有多大差異。革命黨之為革命黨，在於其選擇暴力手段欲推翻清廷，對這種選擇，革命黨人陳天華曾有一個三段論式的解釋：1、「鄙人以救國為前提，苟可以達其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2、「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3、「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云，仍為政治問題也。」陳氏的意思很明白：自己雖然選擇暴力排滿，貌似以「民族主義」為先，其實，暴力排滿不過是解決「政治問題」的一種手段罷了；而所謂的「政治問題」，就是所謂的「民主共和」。更何況，除了終極政治訴求相同之外，立憲派和革命黨在實現終極政治訴求的手段選擇上其實也非常相似：梁啟超認為在中國實現民主需要經歷一個「開明專制的階段」；孫中山則主張先搞一段一黨專制的「訓政」。

　　正因為「英式立憲」與「民主共和」之間並無本質的區別，所以，武昌的槍聲響起之後，由本地鄉紳，也就是由立憲派掌控的各省咨議局，在沒有任何事先約定的情況下，迅速行動起來，或領導宣佈獨立（如雲南、福建），或抵制進攻革命黨（如廣東），或勸說、迫使巡撫獨立（如浙江、安徽、貴州）……與革命黨聯手推翻了清廷。

　　咨議局是清廷在「預備立憲」階段設立的地方民意機構，咨議局在辛亥年的集體倒戈，既意味著清廷喪失了合法性，也意味著民國的誕生有著極為充分的「民意基礎」——當然，這種「民意基礎」主要集中於精英知識分子，包括激進的革命黨知識分子和保守的立憲派知識分子。至於底層民眾，他們雖然因為痛恨「清末新政」（幾乎所有的新政名目，都成了官吏們藉機斂財的機會），而樂於看到清廷的垮台，但對「民權」、「民國」，卻並無多少主動的需求。這恐怕也正是民國成立後民主政治遲遲難以建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7、嚴重缺乏最基本的社會基礎，無論是民國還是清廷，都不可能造就真正的民主政治

　　廓清了民國誕生的真實民意邏輯，就不難發現，當下大陸知識界流行的許多對辛亥革命的「反思」有多麼不靠譜。譬如李澤厚先生的觀點：「很簡單，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可能會通過漸進改良的方式實現社會的轉型。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經在進行改革。比如，那時制訂的法律，在今天看也是很超前的。」（《李澤厚：告別辛亥革命》，《信睿》第六期，2011年8月）

　　這種觀點的錯誤之處有三。其一，將革命與改良簡單視作對立面，彷彿二者水火不容。其實歷史的真相恰恰相反，晚清的最後十年裡，革命與改良實乃一體兩面。如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擁護改良的《大公報》刊文稱「實為可賀」，理由是：「賀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憲也」；滿族親貴奕劻、端方也說，必須要加快立憲步伐，如此才能消弭革命黨的影響力。其二，將辛亥革命單純看作革命黨的產物。殊不知，相對於此前失敗的黃花崗等歷次起義，武昌的槍聲並沒有顯出特別的強大，其之所以能夠使清廷瞬間土崩瓦解，恰恰在於立憲派在經歷了1908年之後的種種絕望之後，選擇了與革命黨站在一起。沒有立憲派的及時響應，就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立憲派們自己當年都絕望放棄了清廷，後人卻仍在幻想「如果沒有辛亥革命」，豈不可笑？其三，並不區分立憲派的改良和朝廷的改良之間的巨大區別，須知，若沒有立憲派的支持，朝廷豈能以一副空架子將改良落實到基層？

　　當然，不可否認，民國成立之後，出現了太多太多的問題。但若因為存在這些問題，就調轉頭去否定辛亥革命，喊什麼「告別革命」的口號，恐怕就有些滑稽。設想一下：即便沒有武昌的一聲槍響，讓立憲派繼續他們的「英式立憲」夢，其情形與1912年的民國，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兩樣：政壇上活躍的還是同樣的一群演員，同樣的幾股勢力，同樣的政治遊戲規則，何以就能保證其結果一定會比革命而生的民國更好呢？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出在「革命」上，而在於當時的社會基礎。正如楊奎松教授所說，「一種民主革命運動的發生，需要有一個相當廣泛的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中國當時既不存在力量均衡和靠契約解決衝突的文化傳統，又不存在一個崇尚民主自由思想的社會基礎。哪怕是就思想引入來說，當時也沒有做好準備。」甚至於連用白話文辦報這樣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條件，也還要等到五四時期才稍有改善，幻想在1912年就實現民主政治，未免太天真了些；而因為沒實現民主政治，又把責任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頭上，則未免更天真了——正好比漁夫雨天帶著直鉤出門釣魚，沒釣到魚然後怪天不該下雨，然後嘮嘮叨叨說什麼若是晴天肯定就釣到了；可事實上沒釣到魚跟天氣哪裡有半毛錢的關係呢？社會基礎那麼差，1909年調查具有選民資格者竟不足總人口的0.4%，這樣的大環境下民主政治如何可能搞得起來？換句話說，在1911年前後，無論是被推翻的清廷，還是新成立的民國，其實都沒有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

　　但也正因為如此，革命就成了必然的結局。當民主政治成為時代的「政治正確」，清廷愈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更何況其主觀上根本無意搞民主政治），革命的正當性和號召力就會越來越大——儘管革命最後限於社會基礎，也並不能真正建立民主政治，但這已是後話。革命黨會收穫越來越多的正當性，立憲派會與朝廷的離心力會越來越大，這個趨勢，終有一天會發展到將朝廷拉下馬來。

　　結語：

　　既如此，辛亥的意義究竟何在呢？不妨參考辛亥後的第一個十年的雙十節梁啟超的意見：「辛亥革命有什麼意義呢，簡單說：一面是現代中國人自覺的結果，一面是將來中國人自發的憑借。自覺覺些什麼呢？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的事。第一件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

　　沒有拔高，也沒有貶低，「自覺」還遠遠不夠,「自覺」也已經很不容易。這樣一段出自立憲派領袖的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可謂再中肯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