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為人知的一面:提倡節儉同情老百姓的疾苦
曹操一面殘殺生靈,一面對當時人民遭受的苦難表示出一定的同情。在連年征戰之時實施了一些仰制豪強、減輕人民負擔的開明措施,在政治上表達出對仁政的響往。
面對當時北方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慘情景,他寫出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等著名詩句,對當時社會現實作了真實的反映,寄托了他對民眾一定的同情。在另外一些詩作裡,他表達了對「勞民為君,役賦其力」的強烈不滿,希望有一個「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人民富足的「太平盛世」,表達出他對仁政的期盼。
曹操的這些思想從他的一些政令中也反映出來。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回老家,目睹一片淒涼情景,在其令中說:「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妻愴傷懷。」為此,決定給死亡將士家屬死絕者對其親戚授田賜牛,立廟祭祀先人。建安八年(203年)秋,下令說:自動亂以來,「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亡。」因命郡國修建學校,興辦教學。赤壁之戰後第二年,又下令對死亡吏士家屬予以撫恤,說自舉義兵以來,軍士出征頻繁,或疫死、戰死,「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己也。」
正是由於對人民的苦難有一定的同情心理,中原平定後,他下令對河北百姓免除當年租賦,採取抑強扶弱措施抑制豪強,扶助弱民,禁止民間報私仇,禁止厚葬,皆一一立法。鑒於當時軍糧匱乏,他最先讓軍隊屯田開荒,在三國時代首創屯田制,並在自己的魏都鄴縣(今河北臨漳縣)「親耕藉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發生疫病,第二年,曹操下令:男女吏民凡女年七十以上無夫無子者,十二歲以下無父母兄弟者,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無妻子父兄產業者,其終身生活均由公家供給;幼童到十二歲止家貧無力撫養的,由公家按人貸給糧食。
曹操還提倡節儉,規定衣飾不得華麗,官吏們一時以穿破舊衣服為時尚;規定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一律都葬於高處瘠薄之地,不得大搞陵園,並從簡改革送終制。他自己以身作則,送終衣服只備四箱,平時「後宮衣不錦繡,侍御履不二采,帷帳屏風,壞則補納,茵蓐取暖,無有緣飾。」曹植妻子衣著較為華麗,被曹操看見了,以違反家規賜死。
曹操的這些舉措,其基本出發點固然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但畢竟反映了他為政以德的一面。既有寬容之量 又患多疑之病
在待人處事特別是在用人方面,曹操也表現出他政治上的雙重品格。一方面,他不念舊惡、不計私仇,用人待人十分寬容,豁達大度;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狹窄,常常翻臉不認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舊惡、器量廣大方面,他對陳琳、張繡這樣罵他祖宗、殺他兒子的人也一樣任用。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亂後由京師避難冀州,為袁紹起草文稿,曾寫檄書歷數曹操罪行,罵及曹家祖宗三代。袁紹兵敗後,陳琳為曹操所有,曹操說:你當初為袁紹寫文稿,只講我的罪狀也就算了,為何涉及到我父親、祖父?陳琳謝罪,曹操愛其才而不予追究,任用他為文書。張繡原是董卓部將張濟的侄子,很會打仗,張濟死後張繡接掌軍權,引兵至南陽,投降曹操,因曹操納張濟之妻,張繡率眾反叛,突然圍攻曹操住所,曹操倉忙之間逃生,中箭受傷,差點掉命,長子曹昂因將坐騎讓給曹操而遇難。後來,張繡在賈詡的勸說下率兵歸降曹操,曹操十分高興,不計殺子之仇。
為了廣攬人才,曹操對歸降將士都不咎既往,量才使用,對部下的過錯有時也能原諒。官渡之戰時,曹操部下和朝中不少人暗中給袁紹寫信通好,袁紹兵敗後,這些信件落到曹操手裡,寫信的人都惶恐不安,曹操將這些信件全部燒掉。他說:當時袁紹強大,連我自身也難保,何況眾人乎!
曹操一面表現出豁達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對稍有觸犯自己的人或認為對自己不利的人又毫不留情,誅殺了一些當時的著名之士。如孔融、楊修、崔琰、婁圭等。殺孔融主要是因為政見不合,殺楊修則因為曹植失寵。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調,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荊州之時藉故把他殺了。楊修跟曹植的關係密切,曹植失寵、曹丕立為太子後,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洩漏軍情的名義將其收斬。崔琰直言敢諫,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對他很讚賞,後來曹操認為他出言不遜,誹謗自己,將其賜死。婁圭少時就跟曹操有結交,跟隨他多年出謀獻策,屢次立功,曹操也常歎:「子伯(婁圭字)之計,孤不及也。」後來,只是對人說了句人生在世當自己有所作為,不要羨慕曹操父子,就被殺頭。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擔任選舉之職很有成績,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為對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將他處死,後經大臣們求情,才免於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對觸犯他的人肚量之小,還反映在對待荀或這樣的大謀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謀士,在迎獻帝、破袁紹等重大決策中都起了關鍵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當時「德行周備、名重天下」,為海內英俊都尊崇的長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論功行封時對他的評價也很高,說是「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認為曹操應進爵為國公,徵求荀或意見。荀或認為曹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對荀或十分不滿,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憂鬱成病而死。關於荀或之死,還有另外一種記載:荀或病後,曹操贈送給他一提食物,打開一看是個空器,荀或於是飲藥而卒。見荀或傳中引注的《魏氏春秋》。只因他不贊成曹操進爵為國公,曹操就一點不念前功,給他臉色看,讓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當上了魏國公。官渡之戰時袁紹的謀士許攸投奔曹操後,為打敗袁紹立了大功,許攸居功自滿,得罪了曹操,也被殺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雙重性,還表現在其他一些方面。總起來看都是出於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則是他所說的「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這句話,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轉移。是凡個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這種雙重人格的特徵。作為漢末三國時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應當肯定的,但就其雙重性的政治品格來說,無疑是不值得讚揚的,只是為我們提供了認識這種雙面人的一種警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