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思想紛呈、人才輩出的時代。儒釋道三家各有時代的代表人物，互相辯論而不失其雅量。政治派分、權力攘奪固然使「名士少有全者」，但那個時代有殘酷、有殺戮，也有熱情、有聲音。嵇康臨刑，還撫奏了一曲《廣陵散》。

　　那個時代禮讚人才，尊重對手。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聲音也能表達。於是范縝出現了，並寫下了駁斥佛教的《神滅論》。畢生嚮往佛門、多次捨身出家的梁武帝帶頭和范縝辯論，親撰《敕答臣下〈神滅論〉》，雙方都是有模有樣不失風度地據理力辯。

　　范縝以一己之身與當時的皇帝口舌相爭，不可謂不勇敢。而之所以這樣，也和梁武帝能夠守持思想辯論的規則，不以政治權力剿滅異端有關。誠如錢鍾書先生所說：范縝的勇敢是倚仗於梁武帝的大度，這二者都是難能可貴的。由此可知，在當時能形成我國歷史上人文鼎盛、著述宏富的一代文化景觀，不是偶然所至，而是自有淵源。

　　問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才閘門是如何打開的？尋根索源起來，關鍵人物不是別人，乃是大名鼎鼎、千秋萬世罵名不絕於耳的魏武帝曹操。

　　曹操其人，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是一個活脫脫的奸雄形象，被塗上的白臉，層層復復厚幾許，要想剝掉難上難。但後世的文史研究者，欲還曹操歷史本真的也不在少數。郭沫若1959年寫過《替曹操翻案》；早在他之前，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著名文章裡，就說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對曹操給予特殊評價的還有大史學家陳寅恪。他把曹操比作「曠世梟雄」，並說讀史的人總是批評曹操使詐使貪的道德過失，卻不知此人「有轉移數百年世局之作用，非僅一時一事之關係也」。

　　這個「轉移數百年世局」的歷史作用，得從曹操的「求才三令」說起。所謂「求才三令」，指的是曹操在建安年間接連頒布的3道詔令。第一令提出了「唯才是舉」的鮮明口號，表示迫切希望與賢人君子「共治天下」。第二令是補充第一令所不夠具體者，特別說明，不怕用有缺點的人才，尤其不必處處都以德行來限人。第三令網開更大，提出用人甚至不在乎有沒有「污辱之名」。此令詞赫然寫道：「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也並非不可以起用。這未免太過於出人意外了。

　　此三令一出，各類人才、人物，河滿江瀉矣。陳寅恪先生認為，曹操之所以頒此三令，目的是破除漢以來既有的吏治結構，而以「有德者未必有才」的口號相昭示，其打破陳規的作用自必可觀。雖然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情況在所難免，但最終畢竟釀成漢魏六朝人才鼎盛之局。陳寅恪先生所謂曹操不無「轉移數百年世局」之功用，其歷史深涵，就是在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