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子20兩銀子，吃喝拉撒至少30兩銀子，燒炭買柴、僱傭車馬僕人一年又是40餘兩，總共將近100兩銀子。這是晚清時候，一個普通京官每年維持生活的最低限度開支。但在賬面上，一位六品京官一年的俸祿到手只有32兩銀子。

　　那些米鋪、布店、炭廠、車馬店的掌櫃可不會管你是不是官，到了年關時分，掌櫃、夥計就會拿著賬單，上門催賬。他們會笑呵呵地把賬單遞給官員們：「大人您行個方便。」如果「客官」掏不出銀子，這些勢利商人會立馬換一副輕蔑的嘴臉。

　　如果只憑朝廷的俸祿，京官們必須面對這樣顏面盡失的窘況——交不起賬單，肯定會遭受商人們的侮辱。

　　但作為這個國家實際的管理者，他們獲得收入的途徑絕非朝廷俸祿一途。他們首先會得到一筆數目不等的「養廉銀」；然後會收到地方官員或者在地方做官的同窗好友送來的「冰敬」「炭敬」；各部裡小金庫會給每個官員一筆「印結銀」。 

　　這些林林總總的收入，會根據官階高低、衙門不同，落到每人手中，從數百兩到上萬兩銀子不等，基本上可以讓各級官員過得起一日三餐可口，僕人車馬齊全，迎來送往頻繁，父母家人贍養的生活。到了年關，絕大多數上門要賬的掌櫃都會滿意而歸。

　　但是，那些俸祿之外的額外收入從何而來？地方官員怎麼會有給京官孝敬的銀錢？各部如何建立起給官員發獎金的小金庫？

　　京官的窮日子和闊日子

　　何剛德，福建閩縣人士，自幼向學，光緒二年，年方二十，便中了本省鄉試舉人，湊了些盤費衣服，上京會試。可能是何家祖墳冒青煙，第一次趕考何剛德便中了進士，殿試三甲，奉旨以部屬掣簽，分在吏部考功司行走。

　　新科進士，又分在吏部，按說何剛德可是春風得意，但到了年底，卻發起愁來，家裡的生計賬本讓人難以消受。

　　這一年，何剛德初到吏部，例應學習。「學習」即今日之「實習」，小何一學三年，部中最苦最累之活計，均交由這些官資尚淺之小輩。每至當月值宿，何剛德便要在署留宿，不特值宿之「當月處」「屋極湫隘」，至夜更「闔署闐無一人」。晚餐菜只一碗兩碟，次日早晨又有一餐，清苦得很。

　　苦累不說，薪俸卻少得可憐。何剛德以進士分發吏部，是六品銜，一年春秋兩季京官年薪是60兩銀子，卻按六折發給，七除八扣，到手只有32兩。現銀之外另有米30石，但六品僅發老米，五品才給白米，老米卻多不能食，只得折給米店，「兩期僅得好米數石」。

　　但何剛德這一年的開銷高達343.9兩，已是何剛德所得年俸的9倍，還沒算上那件昂貴的官服錢。

　　在何剛德看來，自己的狀況已經是相當不錯了，「境雖清苦，而心實太平」，「安分從公，並未嘗呼枵腹也」。比起那些翰林，總還好過很多。

　　與何剛德同年考上進士擔任內閣中書的直隸官員李錫彬，是一名真正的窮京官，內閣中書收入微薄，因此李錫彬全家四口每天只吃兩餐，煤炭柴薪都買不起，是真正的「不能舉火」。他每天早上以銀一錢購買開水，供全家洗漱用，每日飯費則控制在京錢一千，也就是6分銀子，只能買四斤饅頭，就著蔥醬鹹菜度日。

　　「窮京官」已然老生常談，一如晚清《京官曲》所唱的那樣：「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

　　就在何剛德剛剛踏入京官生涯，加入到京官叫窮行列之中時，另一位京官李慈銘也在日記中大聲叫窮：「余能忍寂寞，忍寒凍以讀書，而不能忍飢餓」，「比日窮乏，告貸路絕」。簡直就是快餓死的狀態。

　　如果僅從這兩句話，便下定論說李慈銘也是「窮京官」中的一員，那恐怕會被他的表面功夫所欺。告貸典當固然有之，但加在一起不過71.2兩，並非難以接受，倒是他這一年豐富多彩的京官生活，足以讓人大開眼界。

　　這一年，李慈銘雇了十名僕人、兩個車伕，還有三名更夫和一個廚子，加在一起花了24.7兩。

　　為了討小妾的喜歡，他又買了「綿緞褂一領湖綢袷衣裡外裁」、金銀羅一隻，還有一件天青緞鼴鼠褂，一共是15.2兩，他自己則添置了一件猞猁狐褂，花了20兩。

　　李有藏書癖，文墨之事也自然少不了，書籍筆墨加在一起花了近64.2兩。

　　但這並非是開銷最大的一頭，最大的恐怕是李慈銘本人在日記中抱怨的「飢餓」，但用以填補飢餓的卻是珍饈美酒、佳僕歌郎。霞芬樓應當是李慈銘最愛的館子，這一年在霞芬樓李慈銘就花了45.8兩銀子。此外秋蔆樓又花了30兩，加上豐樓、宴賓齋、福興居和天寧寺的一頓素席，李慈銘這一年舌尖上館子就開銷了147.4兩。如果將其他雜項加在一起，那麼李慈銘一年的開支就高達607.4兩。

　　這不是一個小數目，當時北京一個普通五口之家的年花銷是50兩，那麼李慈銘這一年的消費足夠養活12個五口之家。所謂的「窮」，不過是因為與一擲千金的高官生活相比，自己實在是顯得太過清貧了。

　　而過著闊日子還叫窮的李慈銘，卻任由弟弟在家鄉餓死，他才假惺惺說道：「通計出門七年以來，寄弟者不過十金耳」。但是他自己也承認這一年「酒食聲色之費亦不下百金」，確切的數字如上所計，乃是147.4兩。即使如此，他在開始還不忘強調一遍：「余雖窮」。

　　窮京官的陋規收入

　　李慈銘當時只是個五品銜的戶部郎中，而且是學習行走，加之他是納捐入官，即所謂「萬年候補」，故而連俸銀和祿米也沒有，這一年只有象徵性的所謂「養廉銀」18.6兩。

　　實際上，這一年李慈銘的收入總數折銀卻高達766.9兩，他的正式官俸只佔其中的2.42%，而剩餘的占總數的97.58%的收入，也就是相當於他俸銀40倍的748.3兩，恐怕是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究竟是什麼，會比他的「合法收入」還要高出這麼多呢？

　　翻看李慈銘的官員賬簿，會發現每年都有一筆相對固定的進項，這筆少則40餘兩，多則400餘兩的額外收入，被稱為「印結銀」。光緒三年，李慈銘收到的印結銀162.19兩，大致是他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這一年新進仕途的何剛德，按照他自己的說法，「俸之外則有印結銀，福建年約二百金左右」。

　　所謂「印結」，其實是清代一種行政文書，即鈐有官印的證明某人身份的保證書，主要防止有人冒名頂替。

　　晚清因太平天國戰亂及各省災荒，加之對外賠款，國用支絀，於是大開捐官之門，以廣收入。為防止假冒頂替，捐官需要在京的同鄉為官者出具印結，這可是要擔風險的，一旦發現捐官者的身份有假，出結官也會被問罪。

　　於是，捐官者自然免不了對出結官饋贈一二，久而久之，饋贈成了規矩，甚至有了固定數額。為了這筆饋贈能夠讓同鄉的官員利益均沾，同鄉京官便成立了「印結局」，由進士出身的京官主持，凡需要印結的，都直接去印結局納了「印結銀」後取印結即可，而官方也只認可印結局開出的印結。

　　一名捐官者，要得到印結，得掏不少銀子，就拿一名叫李圭的江蘇捐官者來說，他是監生出身的一名州同知，得了浙江候補知州的肥差。按照他的日記記述，捐官的費用是1096兩，但繳納的印結銀加在一起卻高達584.03兩，其中大結四張：註冊99兩，驗看99兩，聲識及識認兩項是99兩；還有兩張小結：保免本班44.5兩，留省44.5兩；另外還有1.07兩的小費。

　　這些印結銀除了出結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歸入印結局再公分給同鄉官員。儘管平均到每個官員頭上每月也就只有數兩到十餘兩不等，但對那些初入京門、無權無勢的小京官來說，可謂大旱之望雲霓。

　　據前文的窮京官李錫彬說，「印結費一項，作一月伙食費足矣」，這是真正的救命錢。而另外一名叫姚學塽的官員不受印結銀，那很抱歉，就只能委屈他住在破廟裡吃糠咽菜當清官了。

　　只靠印結銀一項維持京官的體面生活，仍然不夠。何剛德在這一年，還有一項收入，雖然不多，「每年所入不過百金，但不無小補」。這就是來京地方官的饋贈。

　　按照何剛德的說法，「外官饋送京官，夏則有冰敬，冬則有炭敬，出京則有別敬。同年同鄉於別敬之外，則有團拜項，謂每歲同年同鄉有一次團拜也」。所謂「冰敬」，就相當於消暑費，「炭敬」則可以認為是取暖費。

　　當年曾國藩初做京官，無錢過年時，就盼望年底能有一筆外官的炭敬以解孔亟，甚至錢還沒到先把話散出去，但最後還是空等一場，只得借錢過年。到了何剛德的時代，送炭敬則很有些看人下菜碟兒的味道，「漸重官階而輕交情」，專重權貴，致送炭敬，單子上倒是儒雅得很，從來不言數目，而是套用詩詞章句，40兩叫「四十賢人」，300兩則曰「毛詩一部」，甚至還有「千佛名經」。

　　至於別敬，倒是「同鄉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雖然其數不過10兩上下，也聊勝於無。但何剛德到京後，因為京官日漸加多，外官所費已然不貲，所以最後甚至降到6兩。但是雜七雜八湊起來，也能有一二百兩。

　　至於像李慈銘這樣已經享有文名的官員，所得更多，光緒三年，他得到的饋贈高達316兩，足夠讓他再多給小妾添幾件首飾衣裳再多下幾次館子。

　　如果仔細分析這些額外收入，會發現無論印結銀還是外官的饋贈，都不能簡單地歸入「賄賂」一欄，它已經成為一種規則。你可以稱之為陋規，或者按時下的稱呼稱為「潛規則」或「灰色收入」。這些「灰色收入」是成體系的，在大清朝存在著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隱形財政體系，維持著官員們體面的生活。

　　一個清知府的秘密賬本

　　1894年，時值甲午，中日開戰在即，但對何剛德來說，這場戰事和他沒半毛錢關係。這一年的真正重點，乃是恰逢各省鄉試開考。每逢鄉試，只要進士出身的京官都會有三次外放機會，最優者為學差，也就是派到各省去當學政，「學差三年滿，大省分可余三四萬金，小亦不過萬餘金而已」。

　　但學差是窮翰林為數不多的肥差專利，像何剛德這樣進士出身的吏部員外郎，能有機會一搏的，就只有考差和房差。考差也就是充當鄉試主考，「一次可得數千金，最苦如廣西，只有九百金」，而房差則是充當鄉試的房師，每次可以有三百金的進項。

　　從一年前開始，何剛德就在為考差上下鑽營，但最終使他獲得外放機會的，卻是甲午年的京察。1895年4月，何剛德因甲午京察一等被光緒帝接見，奉旨補授江西建昌府知府，這可能是何剛德自1877年考中進士之後最得意的一天，此時距離《馬關條約》的簽訂還不到一個星期。

　　在京城混了18年的何剛德終於得到了外放的肥差，很快他將投身於這個帝國的隱形財政體系之中。但他終歸要發現一個事實，知府並不肥，這種在隱財政體系中處於中等位置的官員，不過是過手財神而已。

　　知府是過手財神搬運工

　　何剛德抵任江西建昌知府時，發現自己處於另一個世界裡，尤其是他的「賬本」將會發生巨大變化。

　　首先他也必須接受一個新的幕僚，那就是賬房師爺。他的作用只有一個，就是負責秘密記錄致送上級長官的禮金各是多少，這本賬也被稱為「內賬」。

　　如果京官的賬本關係到他個人的生活水準，那麼地方官的賬本則與他的仕途緊密攸關。《官場現形記》裡的一個故事能夠充分說明這本秘密賬本的重要性，一個叫瞿耐庵的候補官員百計營求終於補得了湖北興國州知州的實缺，走馬上任，但他上任交接時因不懂規矩得罪了前任賬房師爺，前任師爺為了報復假造了一本秘密賬簿，瞿耐庵按假賬本去孝敬上官，結果可想而知，不到一年便被參劾革職。

　　何剛德這樣的五品知府沒資格進京送禮，那是布政使以上才有的資格。所以，他需要打點包括本省按察使、布政使、巡撫還有總轄蘇贛徽三省的兩江總督。

　　道光咸豐年間的兩名地方官段光清和張集馨的自撰年譜中，有多條關於禮金的記述，再加上一些奏議，我們大致可以估計何剛德的見面禮數額。江西建昌算是比較富庶的府，那麼兩江總督至少要600兩，巡撫500兩，布政使400兩，按察使350兩，這些加在一起一次就要1850兩。

　　每次拜見也要程敬，累計起來，數額也不算小，何剛德主要拜見的上官只有巡撫、按察使和布政使，一年拜見一次，大致需要600兩。節禮和賀禮即所謂「三節兩壽」，巡撫每節至少600兩，過壽400兩；按察使和布政使則每節300兩，過壽200兩，各色表禮、水禮、過路程儀及賄賂上司門丁的門包等尚不包含在內。同時，像是道台、駐防八旗將軍，等等，也需要不時送禮，姑且加在一起算成8000兩，那麼這一年光是最單純的送禮，何剛德就需要花出將近1萬兩，這還是以最少的數額計算。

　　何剛德作為知府，正俸有白銀80兩和40石大米，每石大米如果折銀一兩，那麼加在一起就是120兩，額外的官方收入還有政府提供的養廉銀1400兩，加在一起是1520兩，即使何剛德不吃不喝，他的薪俸收入也剛剛到禮金數額的六分之一。

　　好在何剛德是一個知府，他有權收受下屬的見面禮和三節兩壽的賀禮。建昌府下轄五縣，知府的見面禮每縣要出200兩，總共是1000兩，三節兩壽每次是120兩，加在一起是3000兩，這一年，何剛德的額外收入有4000兩，如果下面的縣官對自己的頂頭上司送得多的話，可能總數會達到6000兩。

　　何知府一算賬，收禮加俸祿才7520兩，還是不夠啊！那麼是否還有其他的財源？答案是：有的。

　　根據記載，在何剛德主政的建昌府毗鄰的江西幾個府，在收地稅時，每畝地多收3分銀子作為額外收入，根據光緒五年的《建昌府志》所載，建昌府共有成熟土地17035頃又27.23畝，如果每畝地多收3分銀子，那麼這一項就可以進項51105.81兩，但這顯然要冒很大風險，因為建昌府徵收的正稅總數，只有88341.647兩，但如果強行攤派的話，額外徵收的銀兩相當於正賦的五分之三，很容易激起民變。江西從1880年到1910年的20年間，發生的民變次數超過110次，絕大多數都正是因為捐稅超出了農民承受能力所致。

　　在民變和上供的鋼絲上遊走，使何剛德這樣的地方官如履薄冰，加派捐稅需要冒大風險，但還有一大筆孝敬沒著落。

　　何知府只得使最後一招，就是挪用庫銀和向銀號、商舖借貸。

　　道光二十五年，陝西糧道張集馨致送禮金的花銷，來源就是借貸，之後再用庫銀和陋規來還貸。庫銀成了地方官的救命稻草，像何剛德所在的建昌府，每年徵收的各種捐稅加在一起，一共有145194.12兩，這些銀錢除了起運之外，會留下一部分成為地方官員挪用的金庫。

　　但這又造成了虧空，晚清各地方虧空乃是常態，如果地方官運氣好，在離任前做好賬薄，便可將虧空漏洞轉嫁給下一任去頭疼。但很多時候，這種金蟬脫殼之計未必成功，朝廷常會層層追繳地方官員的虧空，甚至查抄官員家產抵債。

　　張集馨就曾經奉命查抄過一個虧短倉庫四萬有奇的官員之家，其狀慘不忍睹：「(余)見其門戶蕭條，孤寡號泣，實慘於心。所抄衣物，半屬破爛，估值無幾。」在安徽，一些州縣地方官為填補虧空，甚至以「陳設器玩以及衣物」充抵虧空。放眼整個帝國，幾乎無地不虧空，而這些地方的中低級地方官，也幾乎無一不賠墊虧空。

　　真正理想中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只有少數善於理財的人才能做到，大多數地方官不過是過手財神，他們絞盡腦汁，營營汲汲拼了命地撈錢以築起隱財政體系的地基，整個帝國的財富通過這套體系向京城彙集。

　　隱財政體繫在帝國是一台嚴絲合縫的機器

　　《亞財政》的作者洪振快向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個看不見的財政體系，它由國家稅收以外的收費所得，以「陋規」的形式在官僚系統中運轉。有時候它是官員往來的「節禮銀」、「漕規禮銀」、「關規禮銀」、「鹽規銀」、「錢糧平頭銀」等，有時是證明官員身份的「結印銀」，有時候是地方官審計報銷需要送給戶部的「部費」。

　　舉個漕規禮銀的例子，就是漕運的「外費銀」，比如湖南醴陵，法定一石漕米收800文，嘉慶二十五年，一個王知縣上來就收4400文，而當時的米很便宜，只值1200文。

　　為什麼要收那麼多？因為收數的人多，給上司的叫「漕館」，給漕糧運丁的叫「水腳」，給州縣的叫「漕余」，最後還有一筆要給地方素質差的讀書人叫「漕口」。

　　除此外，有向茶商徵收的「茶規」，收香客的「香規」，收鴉片販子的「土規」，甚至還有對械鬥雙方收的「斗費」。

　　「我們可以發現陋規已經滲透到帝國每一個角落、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只要有公共事務，只要你需要和官方打交道，你就無法擺脫陋規的困擾。」洪振快如是說。

　　回到開始的問題，很多人，比如李慈銘和一些從未涉足地方治理的士人，很願意相信地方官在層層盤剝百姓，自己留下大頭，然後將余潤作為賄賂，以作為上官對自己貪贓苛斂的默許。他們認為正是這些人敗壞了帝國的財政制度，並且腐壞了整個國家的道德。

　　這套邏輯自然看起來言之成理，但地方官肯定表示反對。有的人一旦進入了隱財政體系就必須順從其運轉，如醴陵的王知縣，他收了4400文約合3.6兩的「外費銀」，引起了當地民眾強烈反彈，從而導致28名反抗的民眾喪命。

　　但王知縣實在沒辦法，只是水腳、漕余、漕口三項已經把外費銀瓜分完畢了，本該他還有一份的漕余還沒著落。王知縣當了一回貪官酷吏，其實只為他人作嫁衣。

　　類似何知府、王知縣這樣的外官，實際上從一上任開始就背負了極大的經濟壓力，他們為了結交京官，只能想方設法在所轄地內尋找財源，於是，供給國庫的地方庫銀就成了一個比較安全的攫取目標，這就毫無疑問會導致各省虧空。

　　各省的虧空又給國家財政造成巨大漏洞。而這些漏洞流出的銀兩，實際上又作為非正式的津貼和福利落入官員的腰包。而國家財政為了填補更大的漏洞只能擴大捐官，甚至冒險苛征捐稅。這最終導致了一個巨大的惡性循環。

　　官員、民眾、國家都是這個惡性循環中的犧牲品，但既然已經相沿日久，所以習焉不察，人們只能諉過於貪官污吏的橫行，卻無法意識到真正的問題乃是整套體制的荒謬。

　　有人已經意識到這種荒謬，很遺憾的是，發現這種荒謬的，乃是一個日本人宗方小太郎。他向明治天皇呈上了在華多年考察的報告《中國大勢之傾向》。

　　在報告中，宗方認為中國全民腐敗：「蓋國家者，人民之集合體也。換言之，即人民則為組織一國之必要分子也。若分子腐敗，欲國家獨強，其可得乎？故中國之腐敗，即此必須分子之腐敗也……上至廟堂大臣，下至地方小吏，皆以利己營私為事，朝野滔滔，相習成風，其勢不知所底。」宗方更預言這樣一個全民腐敗的帝國「早至十年，遲至三十年，必將支離破碎呈現一大變化」。

　　就在宗方小太郎提交這一報告時，何剛德正在為尋求外放地方肥差而積極備考。

　　這一年是1894年，歲在甲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