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其誓約不僅是保證言路暢通和監察權實施的重大措施，也體現了封建專制時代難能可貴的進步——

據陸遊《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稱帝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密鐫一碑，立於太 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因敕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此後每代新皇帝登基，照例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然後由皇帝親自到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再拜而出」。儀式莊重而神秘。碑中「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在迷信觀念極重的古代，第三條當然是極重的毒誓。但到北宋末年，金軍攻破開封，太廟「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秘密就此公開。此外，被俘的宋徽宗，也曾托曹勳向宋高宗轉達重要口信，據曹勳向宋高宗上奏：

「(太上皇)又語臣曰：『歸可奏上，藝祖有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七祖相襲，未嘗輒易。每念靖康年中，誅罰為甚。今日之禍，雖不[在]此，然要當知而戒焉。』」(《松隱文集》卷26《進前十事札子》，《會編》卷98《北狩聞見錄》，《要錄》卷4建炎元年四月，《宋史》卷379《曹勳傳》)

在君主專制的條件下，敢於直言是極其不易的。眾所周知，唐太宗虛心納諫，從善如流是出名的，但這只屬個人的政風，並未立下什麼制度性的死規矩。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約，證明這個開國皇帝確有政治遠見，其誓約不僅是保證言路暢通和監察權實施的重大措施，也體現了專制時代難能可貴的寬容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進步。與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強調優禮士大夫，台諫官的諫諍和糾劾條件在不少場合下是比較寬鬆的，他們受到宋太祖誓約的保護。官員最重的處罰不過是流放嶺南。古代的專制政治當然是殘酷的，且不說平民布衣，就是大臣，也動輒遭殺身之禍。宋人謝逸在《讀阮籍傳》中說：「魏晉之交，王室不競，強臣跋扈，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無所顧憚。一時名士，朝不謀夕，如寢處乎頹垣敗屋之下，岌岌然將恐壓焉。」其實，在整個中國古代，又何嘗不是「殺戮大臣，如刲羊刺豕」。北宋末年，陳公輔上奏說：

「漢法，大臣有罪，皆棄市夷族。本朝祖宗恩德之厚，未嘗殺戮大臣，然竄逐嶺表固有之矣。」

宋太祖誓約在北宋歷代執行得相當嚴格，如大臣盧多遜和丁謂圖謀皇位，也僅流放了事。在北宋後期的激烈黨爭中，大批反變法派流放嶺南，變法派章惇、蔡卞製造冤獄，確實想將他們定為「大逆不道之謀」，而置於死地，但宋哲宗說：「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宋史》卷200《刑法志》)只有在宋欽宗時開了殺戒。宋徽宗認為宋欽宗誅斬王黼、朱勉、童貫等人「不祥」，故命曹勳傳話，要宋高宗引以為訓。

宋高宗在位三十六年，這是宋朝政治冤獄和文字獄最濫，正直士大夫受禍最烈的一代，主要也僅開三次殺戒：第一次是殺張邦昌、宋齊愈等降金媚敵者，第二次是殺害直言敢諫的名士陳東和歐陽澈，第三次是殺害岳飛、張憲和岳雲。秦檜得勢之後，睚眥必報，殺心極重，但畢竟受到了皇帝的羈束，而在大部分場合下，皇帝也仍受宋太祖誓約的羈束，對許多正直士大夫的重懲，也就是流放嶺南或海南島。

南宋第二個權臣韓侂胄得勢時，「坐偽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但也僅是貶竄了事。為時不久，「偽黨之禍寖解」，並未開殺戒。後韓侂胄在政變中被殺，宋寧宗最初並不知情。後有詔斬其同黨蘇師旦，才開了殺戒。蘇師旦原是「平江（府）之胥吏」，又當韓侂胄之「廝役」，屬武官，在宋人眼裡不算士大夫。第三個權臣史彌遠為人陰鷙，他以謀反的罪名，殺害了武學生華岳和濟王趙竑，但對許多名士，也僅是設法將他們逐出朝廷，外任地方官。第四個權臣賈似道，對政敵和名士，「小忤意輒斥，重則屏棄之，終身不錄」，也未開殺戒。賈似道最終流放到漳州，在木綿庵被縣尉鄭虎臣「拉殺」，即擊殺，並非出自宋廷的命令。宋廷明令斬殺的，只有其幕僚翁應龍。

由此可見，陳公輔的說法是符合史實的。後世認為宋政「寬柔」，從政治文明的角度看來，宋太祖的秘密誓約確是體現了「寬柔」的積極方面。當然，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總體制下，此種政治文明的進步畢竟是有限度的，不可估計過高。特別宋高宗不顧宋太祖毒誓，親自下令的兩次屠戮，即使在中華古史上也是罕見的凶殘。

自宋以後的金、元、明、清以至更晚，在政治文明方面的倒退，則是顯而易見的。皇帝的專制淫威不斷強化，政治過程的殘暴化，動輒迫害和誅戮，草菅人命，反而被視司空見慣。從珍視人命的現代人權和文明理念看來，這是理應被批判、譴責而唾棄的歷史罪惡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