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在《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裡》回憶了他的博斯普魯斯海峽。今日，博斯普魯斯海峽是回望伊斯坦布爾天際線的最佳場所，能看到清真寺的輪廓們從小山丘上挑出來，海洋的藍染在每一座房屋上。

以前也是如此。富人們喜愛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建度假別墅—學名叫做「雅驪」。那是木質結構的清秀房屋，通常刷上嫩黃的顏色。推開窗，便是夢境一般的博斯布魯斯。

對帕慕克來說，印象最深刻的竟是燃燒著的雅驪。他引用坦皮納的話說：「看見一棟古老的木造別墅焚為平地是一種樂趣。」奧斯曼帝國的帕夏（貴族）們也曾享受過同樣的樂趣。一旦有火災發生，他們便興奮地跳上馬車奔赴現場，攜帶御寒工具，甚至還有煮咖啡、熱食物的爐子。

和帕夏不同，帕慕克的樂趣根植於「某種心靈疼痛」，是「內疚、失落、妒忌」。奧斯曼統治的五百年期間，伊斯坦布爾火災頻繁。狹窄街道和木質房屋搭配在一起，火災的發生看來不可避免。失去家園的人們雖喪氣，但竟把這種不幸視為「命中注定」。

在我們大宋朝的東京城以及其他幾乎所有城市裡，同樣如此。

《宋史·五行志·火》記載了兩宋三百多年間的二百多次大型火災，其中東京城的火災達到四十四次，位居第一。「內酒坊火」、「相國寺火」、「玉清昭應宮火」、「太平興國寺火」、「開封府火」……民居，寺廟，皇宮，官府，火，火，火！

火災頻發的原因之一是自然因素，包括雷電和自燃。天聖七年（1029）六月的一場大雷雨，使修了七年的玉清昭應宮「二千六百一十楹」燒為灰燼。至於庫房、草場、料物場等地的火災，則多與堆放物資自燃有關。

原因之二是人為因素。城市建築分佈過於密集，街道狹窄，而茅草屋、磚瓦屋等木結構建築，幾乎遇火便燃。東京城面積五十三平方公里，人口近百萬，人口密度即使放到現在也是驚人。更何況當時房屋低矮，人口及建築的密集程度可想而知。一旦起火，火勢極易蔓延，往往持續一夜都難以撲滅。

火災的損失總是慘痛的。宋廷不得不加以重視，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加以防治。首先，成立專門的城市消防隊，稱之為「潛火隊」，通常由軍隊組成。每坊三百步設有軍巡鋪，在高處修有「望火樓」，專門有人在樓上張望火情。樓下設有「消防站」，內屯百餘人的消防隊伍和各類救火物品，包括「大小桶，灑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鐵貓兒之類」（《東京夢華錄》卷三《防火》）。每當出現火情，專門報火警的快馬「望火馬」迅速來報，軍廂主、三衙軍隊、開封府潛火隊迅速出動救火。

衙門治火的思路有著企業家般的清晰。一，從源頭堵。不僅進行嚴格的燈火管制[「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東軒筆錄》），然而夜市和夜禁竟是並行不悖的]，並在易發火災之地採取安全措施。二，設立嚴格的懲罰措施。那些違法的、放火的、破壞救火的，皆重罰，甚至株連親屬。官員對救火的處理是否得力，也是其政績考核標準之一。包拯的鐵面就曾體現於此。在一次現場救火指揮中，有一無賴上前挑釁干擾救火，包大人二話不說，竟把這廝給斬了（《獨醒雜誌》卷一）。堵、罰之外，衙門還不忘改革救火方法。比如規定在軍隊救火之前，鄰眾也能救火，但整體還是以軍隊為主。

與火災同入《五行志》的還有沙塵暴。從端拱二年到北宋末年，京師一帶有記載的沙塵暴共計十三次。如端拱二年（989），「京師暴風其東北，塵沙日壹日，人不相辨。」再如淳化三年（992）六月，「黑風自西北起，天地晦暝」；熙寧四年（1071）九月，「京師大風霾」。（《宋史·五行志》、《文獻通考·物異考》）

這十三次記載中，以發生在二、三、六月的沙塵最多。北宋前期，沙塵暴多發生於春末及夏季，後期則多發生於春季。這是由於北宋後期氣候整體變冷，與蒙古高原產生的氣壓差降低的緣故。沙塵多由西北風帶來，不僅發生在京師，其他地方也有相關記載。就連身在江南的浙江江山縣，每年春天都會出現揚沙，當地人稱之為「黃沙落。」

至於沙塵暴的情狀，與今天並無二致。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曾有詩記載東京的沙塵暴：「紅塵晝夜飛，車馬古今跡。獨憐道傍柳，慘澹少顏色。」（司馬光《都門路》），「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王安石《讀詔書》）

梅堯臣專門寫有《風異賦》，詳細描繪了沙塵暴發生時的情形。那是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梅堯臣在城外郊遊散心，正在一亭舍內休息時，突聞有人大呼，「火來！火來！」聽見呼喊的梅堯臣出門遠望，試圖一探究竟。只見西北方向已昏黃一片，天地之間沒了界限，更無從知曉塵土的邊際在哪裡。過了一會兒，赤色的沙塵和褐色的霧呼嘯而至，白天瞬間變成黑夜，風聲呼嘯大作，飛沙走石不休。人們「莫辯誰何，執手相對」，待天稍亮之後，人們開始結伴返家。那些順著風走的人腳步幾乎停不下來，逆風走的人則奮力行走卻仍步履維艱，當時的可視範圍只有五六步之內，連城郭的輪廓都幾乎看不見了。

不管是火災，還是沙塵暴，在古代都是了不得的大事。並不僅因為災害「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更是因為氣象不僅僅是氣象，更是上天的旨意。古人認為，天地萬事都能從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得以體現，「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盈天地之間，無非五行之妙用。」（《宋史·五行》）自漢朝以來，史書裡都會有《五行》這一章節，煞有介事地記下五行方面的大事件，對天子起到警示作用。

天之亂，不僅是上天對天子的警示，有的甚至還直接關係朝廷安危。不但能體現過去的過錯，甚至能預示未來的動亂。神乎其神。天禧四年（1020）五月，又是一場沙塵暴發生了：「大風起西北，有聲，折木，吹黃塵蔽天。按占並主陰謀奸邪。是秋，內侍周懷政坐妖亂伏誅。」（《宋史》）沙塵暴居然能和內侍作亂扯上關係。沙塵暴並不會讓當時的人們聯想到北方的植被、氣候的變化，而是想到天地萬物、朝堂上下。在他們的世界裡，任何不幸絕不是命中注定，毀滅與災害帶來的病態之美，更不值得去欣賞。類似於奧斯曼帕夏喝著咖啡觀火的事，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遠觀的異域風情。

恐懼。只有恐懼。皇帝作為「天子」，理論上唯一需要害怕的就是他所謂的父親——天。每每當天發生變數時，皇帝方能自發地痛思己過、從善如流（當然也有時刻警醒的明君）。不管大風、大雨、大旱還是大火，都有促使皇帝痛快下達求直言的詔令之奇效。同時，也給了臣子們難得的機遇，能夠沒有顧忌地指責皇帝。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日，正是梅堯臣《風異賦》裡那場沙塵暴發生的日子。風沙只不過持續了一刻鐘，「大風晝暝，經刻乃復。是夜，有黑氣長數丈，見東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六）次日，宋廷卻因此停止大宴，並發佈詔書，號召各界對皇帝和朝政展開批評。二十七日，宋太宗頒布《大風諸道德音》，內中寫道：「而乃霾風示變，晝景中冥。震懼以思，咎譴安執。實繇靈眷，申戒朕躬。」（《宋大詔令集》卷一五三）一場沙塵暴，竟能讓天子「震懼」，認為是由於自己的過錯才導致災難的發生。一如梅堯臣誠惶誠恐地寫道：「夫風者天地之氣也，猶人之呼噓喘吸，豈常哉。」風乃天地之氣，大風作亂豈能視作尋常事。

沙塵暴不僅能警示天子，也能被政治家拿來互相攻擊。據說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得到任命的當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沙塵暴，飄落在室內席上的塵土一天就能厚達一寸。而霧霾一來，再重大的人事任命也得被取消。慶歷二年（1042）九月，宋仁宗任命宰相呂夷簡判樞密院事（管理樞密院），宣佈任命那天，「黃霧四塞，霾風終日」，沙塵天氣持續了一天。朝野上下因此議論紛紛，認為此項任命過重，呂夷簡也自行推辭，於是改任為樞密使（兼職）。

火災與沙塵暴同被列入《五行志》，其不同之處在於事件的主角是人還是天。人犯的錯，當然要努力用人力來改變。至於天意，則被天真地相信或被巧妙地利用著。如今我們知道，用避雷針可以逼走天火，在塞外荒漠要多種樹。哪怕是沖天大火，朋友圈裡卻能鋪滿各自窺見的黑煙輪廓。即使沙塵暴侵襲，仍能淡然地戴上口罩，吐槽的同時慶幸，幸虧是PM10而不是PM2.5。即使至今分析不清霧霾的起因，卻多少認為自己能改變什麼。

於是忍不住想起那些天真的皇帝和臣子。每當風生火起時，他們總是那麼容易驚慌失措，脆弱得讓人簡直心生憐愛。儘管如此，我們仍思念著那一個「天」，因為有敬畏總不是件壞事。因果循環，誰說不是我們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