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部篇幅長達二百九十四卷的煌煌巨著，《資治通鑒》對歷史的記載通常被人們認為是詳盡的。事實卻並非如此。舉一個例子，《資治通鑒》對前代的歷史記載，以敘述唐朝的內容最為豐富。兩漢四百餘年，《資治通鑒》不過給了六十卷篇幅，唐朝不到三百年，卻佔據了八十一卷篇幅。但當一位讀者嘗試著在《資治通鑒》中尋找李白的蹤跡時，他會發現什麼?他會發現，《資治通鑒》中居然沒有李白!那可是唐朝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資治通鑒》給予唐朝歷史如此高的關注度，卻為何只字不提李白?是《資治通鑒》的作者們疏忽了嗎?把這個疑問暫時擱在一邊，讓我們繼續在《資治通鑒》中尋找另一位唐代大名人杜甫，又會發現了什麼?我們會發現，杜甫的運氣比李白好一點點。為什麼是好一點點?因為杜甫的名字至少在《資治通鑒》中被提到了一次。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也就意味著杜甫事實上在《資治通鑒》中也沒有出現過，只不過被別人提到了一次，因為他的名句「出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頗受不得志的政治家們的青睞。

　　深入核查後，讀者們會發現，在《資治通鑒》裡失蹤的，不僅僅是李白、杜甫，還有很多跟他們同樣大腕的中國歷史名人，比如屈原。其他歷史小名人，被《資治通鑒》「遺忘」的更是不計其數。這當然不是以司馬光為首的《資治通鑒》編纂團隊的疏忽。如果真像清代學者李光地所諷刺的那樣，《資治通鑒》的疏曠「網漏吞舟」，那它也不可能成為屹立千餘年不倒的經典著作，更不可能和《史記》一起構成中國傳統史學的雙峰。顯然，粗心出錯的是李光地這樣的讀者，而不是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們。

　　《資治通鑒》為什麼會出現這類貌似「疏漏」的現象，如果這並不是真正的疏漏，那它背後的合理性又是什麼?我們先來算一筆帳。《資治通鑒》篇幅的確巨大，總字數約三百萬不到。但大家不要忘了，它所記述的歷史時段上起春秋戰國之際，下至宋代建立以前，縱橫一千四百餘年。平均下來，每年只能佔用2000字左右。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在位五十四年間，外服四夷，內強皇權，奠定了此後中國歷史兩千餘年的走向。這麼重要的歷史時期，《資治通鑒》只給它六卷篇幅，平均一卷講述九年，每卷不超過兩萬字。我們全面抗戰打了八年，試想，若規定用兩萬字的篇幅把抗日戰爭敘述一遍，我們能講什麼?把主要戰役，指揮將領，犧牲多少同胞羅列一遍，大概也不止兩萬字。然而《資治通鑒》就在兩萬字不到的篇幅裡，把漢武帝時代波瀾壯闊的九年給講完了，何等惜墨如金!

　　這樣看下來，《資治通鑒》的篇幅成為一個相對的問題。和一般著作比，煌煌三百萬言，當然算巨著。但和它所承擔的任務與內容比，三百萬字卻已經是節省到不能再節省的地步了。為什麼會形成這種相對性?這和上文提到，屈原、李白、杜甫等歷史名人不見於《資治通鑒》又有什麼關係?先來看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的一段話：

　　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司馬光這段話包含兩層意思，分別能解答我們之前提出的兩個問題。中國古人重視歷史，尤其是中晚唐以後，歷經戰亂，皇帝以及宰相等最高統治階層成員，開始日益重視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並形成閱讀、討論歷史的穩定傳統。這一傳統在宋代得到進一步鞏固。但傳統的史書，即便是最重要的那部分，積累到宋代中期，份量也已經非常大。今天被我們稱之為「二十四史」的正史，在《資治通鑒》開始編修之前，已經完成了十九部，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一直到《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等。僅這十九部歷史著作加起來，字數就達到一千五百萬左右。這就是司馬光在前段引文第一句話中所描述的情況，「遷固(指司馬遷和班固)以來，文字繁多」。找個讀書專業戶，認認真真每天讀五萬字，讀完這些書要花一年時間。以致用為目的的讀史，猶需細緻認真，不能流於泛泛觀覽，要做到學與思並行。若用這種方法一絲不苟地讀史，對於日理萬機的皇帝，以及宰相等高級官員，怎麼有時間把這些書讀遍?

　　這就引出了司馬光在前段引文中提及的第二個話題。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古往今來的這些歷史作一次提煉、總結，縮減篇幅，留下最精華的部分，以便以皇帝為首的帝國高級管理人員有可能對它進行仔細閱讀。這就是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的由來。壓縮歷史、選取敘述對象，必然需要有標準。把什麼內容保留下來，什麼內容剔除出去，都應該按照這個標準來確定。而標準的制定，又與寫作目的緊密聯繫在一起。司馬光講得很清楚，他編這部《資治通鑒》，是為了給皇帝等國家高管提供歷史參考，便於他們汲取歷史經驗以提高治理國家的水平。這就是《資治通鑒》的編纂目的。根據這一目的來選擇什麼樣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可以進入《資治通鑒》，什麼樣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可以忽略，其標準自然也就不難定義。用司馬光的原話說，就是「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這就是《資治通鑒》選擇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最為簡要的標準說明，它只記錄那些影響到國家興衰成敗、百姓幸福指數的人和事，沒有多餘的篇幅留給文學、藝術以及名人軼事。

　　李白、杜甫不見載於《資治通鑒》，符合這個標準，因為他們不是政治人物。司馬相如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子虛賦》《上林賦》不見載於《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只選取他一篇短短的《諫獵賦》，也符合這個標準。因為《子虛》《上林》辭藻再華麗，也與治國無關;《諫獵賦》的文字雖然相對平實且篇幅短小，卻從一個角度提出了帝王行為規範的問題，與治道有關，故能被《資治通鑒》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