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年間，官場上流行「議罪罰款」制度，說白了，就是官員犯了錯，上繳一筆「議罪銀」便可免罪。《欽定吏部處分則例》卷四十八明載：「官員承問引律不當，將應擬『斬』、『絞』人犯錯擬『凌遲』，及應擬『監侯處決』人犯錯擬『立決』者，承審官降一級調用，審轉官降一級留任，臬司罰俸一年，督撫罰俸六個月。」罰俸制度開始施行時，目的只是針對一些較小的過錯，在尚不足以撤職降職的前提下使用，讓官員感到有點肉疼，以便從此更加嚴謹為官。但後來事情悄悄發生了變化。來看當時被罰款的封疆大吏李質穎給乾隆帝的奏疏：「奴才於浙江巡撫任內未行奏參王燧，情願罰銀十萬兩;粵海關監督任內奏事錯誤，情願交銀二萬兩;四十六七兩年關稅盈餘短少，部議賠銀三萬六千餘兩;廣東鹽案不實，情願罰銀十萬兩。

　　奴才自四十六年起至本年，交過造辦處廣儲司共銀十四萬兩，其餘十一萬六千餘兩，理宜竭力湊繳，按限完納，庶於寸衷稍安。但現在變產湊交，一時售賣不及，又恐有誤限期。奴才晝夜惶悚，無計可施，唯有叩懇聖主恩施格外，准於明年起每年作為二季，交銀一萬五千兩，奴才得以設法竭力，及時估變交納。」奏疏中，李質穎承認四次工作失誤，累計認罰26。6萬兩銀，但繳納罰銀14萬兩後，說一時難以湊齊，請求寬限。儘管奏疏有哭窮之嫌，但動輒數十萬兩銀子，已不止於對官員的懲罰。目的由懲治轉為斂財，其遺患無窮。

　　首先，「議罪銀」沒有明確的數額。皇帝不說罰多少，受罰者自己就只能往高裡報，萬一報少了，皇帝不滿意，給頂回去，那就喪失了繳錢免罪的機會。沒有規矩，而又是慣例，潛規則最終只有敗壞綱紀的份。其次，交了錢就可以免罪。受罰者食髓知味，會喪失對瀆職違法的警惕。反正花錢就能擺平，那就屢犯屢罰、屢罰屢犯，千錘百煉。花錢免罪，無疑是犯法瀆職這種普世罪惡的包庇與縱容，引發社會對善惡判斷的失序。第三，受罰者白花花的銀子拿出去了，他還得拚命把這些錢掙回來。即使不為盈餘，他也得把這個窟窿堵上，想方設法摳錢。這種情況下，哪裡還有心思理政，哪裡還會想著為民服務?他得先為錢服務。最重要的是，他通過什麼方式搜刮錢財?當然是違法手段，你能指望他按部就班，一分一分地掙辛苦錢?那樣猴年馬月他也掙不夠這筆巨款。於是，一層層盤剝下去，最後都轉嫁到最底層的老百姓身上。

　　那麼，被罰的錢哪裡去了呢?如果進入國庫，用於發展民生，花到老百姓身上，倒也罷了。而事實上這些錢最後都進了內務府，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賬戶。據說，廣儲司銀庫所收罰款，每月都要將數目開單呈報給乾隆皇帝的大管家和珅，開報時要逐項列報罰款人之姓名，繳款數目，以及已繳未繳情況，再由和珅轉奏皇帝。皇帝清楚著呢，誰少給了都得收拾他。官員犯錯，皇帝得錢，豈不快哉。搞來搞去，那些高級官員成了皇帝的「抓錢手」。說起來，「議罪銀」也不是誰都能繳的。你以為犯了錯繳個錢就算完事，其實非也，這還有個資格的問題，最起碼得跟皇帝有著很深的淵源或者交情。皇帝恩典你，才給你這樣的機會。

　　實在不行，也可以走上層路線，通過皇帝的大管家和珅來完成。和珅一輩子沒做過地方官，沒有在基層刮地皮的經歷，卻坐擁海量財富，是何原因?據靠譜的專家分析，這些財富大部分來自於「議罪銀」的回扣或者是通過給皇帝和官員拉皮條得來。和珅與其助手福長安，曾經專門為奇豐額給皇帝上過奏疏。奏疏說奇豐額在織造任內包庇下屬被追查，「今情願罰繳銀四萬兩，並求轉奏賞給苦差」。意思是希望繳罰四萬兩白銀免罪，再給個官當，即所謂「賞給苦差」。奇豐額這樣通過和珅給皇帝上奏。和珅在這中間能白替他傳話嗎?少給了都不行啊。乾隆皇帝批示，知道了。其實就是認可了。

　　當時，有個叫尹壯圖的官員，對「議罪銀」意見很大，上疏請求「永停此例」。乾隆雖然生氣，但也不好否認此事，便振振有詞地睜著眼睛跟尹壯圖說瞎話：第一、尹壯圖奏請永遠停止罰銀之例，想法不錯，值得肯定;第二、各省督撫難免偶有過誤，且又非貪污受賄之罪，若因此革職查辦，一時找不到替代者，從愛惜人才的角度考量，可以用罰款的方式進行薄懲;第三，罰繳的議罪銀都留為地方工程之公用，以利一方百姓;第四，凡是貪縱營私的督撫均繩之以法了，從來沒有以罰銀倖免的人。尹壯圖自然不服，繼續上疏跟乾隆鬥嘴。乾隆可不慣著他，不久就把他革職了，直到嘉慶皇帝主政，才恢復其職務，但議罪銀造成的危害，卻再也抹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