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解密:宋朝官場「帶病提拔」緣何成一種常態 | 陽光歷史

 

A-A+

宋史解密:宋朝官場「帶病提拔」緣何成一種常態

2017年04月14日 歷史解密 暫無評論 閱讀 66 次

   自神宗朝王安石變法肇端,宋朝官員開始明目張膽地涉足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時期則登峰造極。奸臣得道的主要途徑有騙取君子們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利用特殊關係博取上位、通過攀附權臣或巴結權臣下屬博取高位等。

  宋朝吏治先清後濁

  肅貪倡廉是歷代最高統治者重中之重的舉措,宋朝當然也不例外。太祖趙匡胤開國後,便對貪官大開殺戒。建國第一年(960年)二月,酒坊使左承規、副使田處巖與釀酒匠人合夥盜竊官酒而遭「棄市」(在鬧市處死後將犯人曝屍街頭);兩個月後,商河縣令李瑤受贓被判杖死,其上司申文緯因對屬官犯贓失察削籍為民;供奉官李繼昭盜賣官船,被判處棄市。建隆三年(962年),朝廷頒布了治貪政令:一、鼓勵人們揭發以行賄獲取官職者,其家奴或鄰居親屬檢舉者可得重賞;二、百官舉薦的僚屬及地方官,如被薦者涉嫌貪腐,舉主將連坐而受到重罰。太宗即位後,肅貪絲毫沒有鬆懈。太平興國三年(978年),泗州錄事參軍徐璧監管國庫時受賄製作假賬而遭棄市;侍御史趙承嗣在監察貿易時貪污公款而遭棄市。當年六月,太宗頒布政令: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十月以來官員因貪贓獲罪者,遇大赦不得重新敘官。太祖、太宗對貪腐的鐵腕懲治,在宋朝前幾十年裡效果甚佳。

  真宗在位時,又從道德層面勸勉官吏樹立廉政理念。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他同時頒布了《文臣七條》和《武臣七條》,強調「清心」和「修身」是廉政之本。仁宗即位後,更是以身作則嚴於律己。陳師道《後山談叢》載,仁宗每次私宴,不過十來盒常見熟食。有個官員為討好皇帝,將一盒二十八枚蛤蜊獻給仁宗,仁宗問這些東西值多少錢,官員答道:「每枚一千錢。」仁宗大為不快,說道:「我總告誡爾輩不可奢靡,如今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貫錢,我實在不敢受用。」停下筷子拒食此物。仁宗朝裡,大多數士子都以修身、齊家、治國為人生信條,他們常為政事爭得面紅耳赤,甚至丟官,但卻都是受人尊敬的錚錚君子。那時的士子多以奢侈為恥,對貪瀆醜行更是嗤之以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後代公論是:「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然而接下來筆鋒一轉,說:「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

  「矯其所為」,不單是指亡國破家的宋徽宗,更包括仁宗死後激進變法的王安石。為了推進新法,王安石不惜重用呂惠卿、章惇、曾布、蔡卞、蔡京等個人品質有問題的官員,大批保守的正直之士被趕出朝廷,祖宗近百年涵育起來的道德底線被衝破。自神宗朝王安石變法肇端,宋朝官員開始明目張膽地涉足貪腐,哲宗朝愈演愈烈,徽宗時期則登峰造極。到了南宋,這種頹風雖有過幾次短暫的遏制,終因病入膏肓,最終走向了王朝的徹底滅亡。

  奸臣得道的不同路徑

  古往今來的奸邪之人,臉上沒有任何標籤,然而這些人為達到獲取私利的目的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有時甚至表現得比君子還君子。

  一是騙取君子們的信任逐步攫取高位。這樣的例證在宋朝很多,蔡京就是其中之一。力主變法的宋神宗駕崩後,其母高太后垂簾聽政,很快將閒置十五年的錚臣司馬光召回朝廷。司馬光上台後,大刀闊斧地廢除熙寧新法。大臣們對廢除青苗、保甲、保馬、均輸、手實等損害百姓利益的弊法都很支持,但對個別法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大臣認為免役法就比變法前實行的差役法有利於民,建議暫時保留。司馬光卻固執地下令:五天之內,必須廢除免役法。為此極大地傷害了他的朋友范純仁(范仲淹之子)、蘇軾等人。時任開封府尹的蔡京瞅準這個表現自我的好機會,奇跡般地在五天之內廢除了府界十多個縣的免役法。司馬光聞知後大聲讚許: 「如果每個官員都能像蔡京這麼堅決地執行政令,還有什麼舊法不能革除?」在司馬光眼裡,狡黠善變的蔡京一下子成了最有政策水平的好官。而蔡京心裡很清楚,對付司馬光這樣的君子,最好的辦法就是為他的錯誤決策推波助瀾,用現在的話說,你想「左」,我比你還「左」。「寧左勿右」的法寶,早在蔡京那時就玩得相當純熟了。

  二是利用特殊關係博取上位。蔡京的兒子蔡攸,本是個連進士都沒考中的無賴之徒,就憑著其父官居宰相,便在短短幾年裡由「御賜進士」爬到了三品高官。南宋後期奸相賈似道則是通過姐姐入宮一步步爬上高位的。《宋史·賈似道傳》說他「少落魄,為遊博,不事操行」,可見青年時的賈似道已經是個「帶病」的人。當小官時,「日縱遊諸妓家,至夜即燕遊湖上不反」。有一次理宗夜間出行,見西湖上燈火異常,對身邊人說:「此必似道也。」命臨安知府史巖之告誡他,誰知史巖之卻說:「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材可大用也。」史巖之所以舉薦明顯「帶病」的賈似道,目的就是想通過討好賈妃和理宗,使自己的官位再上層樓。

  三是通過巴結權臣下屬博取高位。這種現象在北宋晚期和南宋時相當普遍,如南宋「三凶」之一的梁成大,當縣官時極力巴結宰相史彌遠的家奴萬昕,萬昕曾對梁成大透露史彌遠很不喜歡名臣真德秀。梁成大當即表示:「我若能進御史台,肯定能把此事辦好。」萬昕把梁成大的話轉告給了史彌遠,沒過幾年,梁成大真的進了御史台,並立即上章彈奏真德秀。由於攀附上了史彌遠,梁成大邊升邊腐,屢屢「帶病提拔」,大肆受賄。他還故意把各地官員送來的賄賂物品擺列在堂廡之下,「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傚尤也」。

  四是直接攀附權臣博取高位。此風大盛於熙寧變法期間,不少投機分子不失時機地投王安石所好,得以在很短時間裡火箭式陞遷。還有靠巴結宦官得到重用的,北宋末年宰相王黼便是一例。徽宗朝大閹梁師成炙手可熱,人稱「隱相」。王黼抓住一切機會「父事之」,最終得到了梁師成的歡心。王黼也是邊腐邊升、「帶病提拔」的典型。他掌管應奉局時,「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十分之一),余皆入其家」。掌握了大權後,賣官便成了王黼斂財的另一工具,朱弁《曲洧舊聞》說他「公然受賂賣官,有定價。當時語曰:『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意思是要升任直秘閣(相當於今廳局級),至少要花三千貫錢,想升任通判(相當於今地市副職),也要拿出五百貫來,否則免談。我們能想到,這些下級官員買官的錢一定來自貪污受賄,他們用大筆的贓款買官,不就是典型的「帶病提拔」嗎?

  「帶病」之官為何還能提拔重用

  維持龐大的國家機器,提拔新人不僅是朝廷必須之舉,而且是必然之勢。然而提拔什麼樣的人走上高位,具體操作起來卻大有玄妙。上級官員又是出於什麼原因而願意提拔重用「帶病」之官呢?

  一是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將「帶病」官員提拔到高位。還拿蔡京為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宰相曾布為了得到絕對控制權,與另一位宰相韓忠彥鬧得不可開交。韓忠彥想到了貶在定州當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過大仇,便把他調回翰林院擔任承旨,希望他成為自己的得力助手。此時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們的彈劾,惡行昭彰,沒人不知道他是個「病得不輕」的壞人,韓忠彥這一招可謂引狼入室。結果沒過幾個月,曾布和韓忠彥兩敗俱傷,蔡京坐收漁翁之利,很快拿掉韓忠彥取而代之。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給了權臣提拔「帶病」官員以可乘之機。如果帝王本身並不具備管理國家的能力,又貪圖享樂,權臣很容易乘機弄權架空帝王,形成事實上的「大總管」。宋徽宗荒淫無度不恤國事幾乎無人不知,這樣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當道的格局幾乎是必然。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園林,於是極力促成 「花石綱(運送奇花異石的船隊)」和艮岳(北宋末著名宮苑)的修建,並置應奉局於蘇州。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蔡京屢屢動用國庫銀兩,每次都是幾十、幾百萬地支取。而這些銀兩,大都進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後,主持花石綱的蘇州人朱勉「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也就是說朱勉升職後,又提拔親信擔任東南地區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與其說朱勉是被蔡京「帶病提拔」的贓官,毋寧說是與蔡京狼狽為奸。

  三是同惡相濟的塌方式腐敗。歐陽修在《朋黨論》裡說:「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在歐陽修看來,人有兩類,一類是以利天下為己任的君子,一類是以滿足私慾為目的的小人。「官」這個群體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還是小人居多,直接關係到整個社會的道義忠信和腐敗貪殘。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雖然也有貪官,畢竟是個別現象,將這幾個貪官「棄市」也就罷了。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權,勢必造成滿朝文武同惡相濟,形成全方位劣幣淘汰良幣的局面。小人得勢後彼此「黨引以為朋」,構建成一個個貪腐山頭和利益團體,使整個官場流氓化、黑幫化。在這樣的官場中,「帶病提拔」才是常態,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還以巨貪朱勉為例,在他主持花石綱期間,「徐鑄、應安道、王仲閎(都是東南地區的地方官)等濟其惡,竭縣官經常以為奉。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在這種情況下,所在地方官要麼為虎作倀,要麼遭罷免而淘汰出局,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一旦壞人掌了重權,按照與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遊戲規則操縱屬下,朝廷想整治都無從下手了。這種地毯式、塌方式腐敗不僅涉及到各層官員,甚至連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機大撈一把的機會。《宋史·朱勉傳》說,在運送花石的過程中,「篙工、柁師倚勢貪橫,陵轢州縣,道路相視以目」。這些連「小官」都稱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貪污橫行,根本原因是他們上面有保護傘。

  從以上史實不難看出,官員腐敗與否,關鍵還是帝王如何,倘若為帝王者自身奢靡不恤國事,甚至不惜養虎成患,竭天下之財力滿足無盡的私慾,官員的腐敗便有了根基,不論是塌方式腐敗還是官員帶病提拔,都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趨勢。此外,忽視道德培養,搞單純的經濟至上,客觀上形成「人人向錢看」的享樂傾向,也是誘發層層腐敗的重要因素。


標籤:



給我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