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開國皇帝在太廟裡立下誓碑，命令子孫為皇帝者，要優待前朝宗室之後裔，且不得濫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之人，否則天必討滅之。反映出這位統治者胸懷之寬厚，執政之仁慈，這在中國五千年歷史中幾乎是空前絕後的。宋太祖會做這件事嗎?如果太祖沒有做過，那麼又是誰精心編造了這個「太祖誓碑」的故事呢?

　　據宋葉夢得《避暑漫抄》記載，宋太祖於建隆三年(962)曾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平時門鑰封閉甚嚴，誓碑用銷金黃幔遮蔽，任何人不得入觀。規定太廟之門於四季祭奠和新皇帝即位時方可開啟，皇帝謁廟禮畢，必須進入夾室恭讀碑上的誓詞。屆時只有一名不識字的小黃門跟隨，其餘人員皆遠立於廟庭中，不敢窺視。皇帝行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然後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都不知所誓何事。北宋各代皇帝皆如此相承行事，按時禮謁，恭讀在心，沒有洩漏。直到北宋末的靖康之變，宋廷罹難，京城被劫，太廟中祭器都被金人席捲而去，大門洞開，人們方得一睹此碑尊顏。誓碑高約七八尺，闊四尺餘，上刻誓詞三條：一為「柴氏(後周宗室)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二為「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三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史·曹勳傳》載，靖康末(1126)，北宋為金所滅，武義大夫曹勳隨徽宗北遷，被扣留在金國的日子裡，徽宗囑托曹勳日後若有可能回南方，讓他轉告高宗說：「藝祖(宋太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也載：徽宗「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王明清《揮鏖後錄》卷一也有相同記載。

　　首先，宋太祖的為人應與此誓碑的內容真實性有很大關係。太祖雖出身行武，卻酷愛讀書。他隨周世宗打淮南時，有人揭發他私載貨物達數車之多，檢查下來，主要是書籍數千卷，這應是他比較重視讀書人及文官的原因之一。當然宋代重文抑武的主要目的是出於對武將防範的需要，他曾對趙普說：「五代方鎮殘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讓選幹練的儒臣百餘人，分治大藩，即便都是貪濁，也抵不上一個武將。」因為文臣不會很大地危及政權，而對其寬大仁厚可收買人心，這實在是他能進一步鞏固統治的英明之處。同時，太祖在平定南方各政權的過程中，堅持不殺降王，如平定後蜀，召其國君孟昶入京，有大臣密奏，請擒殺其君臣，以防生變。太祖批道：「汝好雀兒肚腸!」清趙翼《廿二史札記》有「宋初降王子弟佈滿中外」記載此事頗詳，這在歷代開國皇帝中是少見的。宰相趙普好幾次在太祖面前說起以前不善待自己的人，意欲加害。太祖卻回答：「倘若在凡俗塵世都能認出日後的天子宰相，那人人都去尋找了。」其後，趙普再也不敢在太祖面前提起類似話題。還據說，太祖即位之初，見一宮嬪抱一小兒，經問知是周世宗之子。太祖問左右大臣如何處置，趙普等主張處死，潘美在旁獨不語。太祖說：「即人之位，殺人之子，聯不忍為。」潘美才說：「我與陛下曾同為周世宗之臣，勸陛下殺之，是負世宗;勸陛下不殺，陛下必定懷疑我。」太祖當即判給潘美為養子，後不再過問。宋太祖似乎可謂寬厚之君主，其豁達和自信，往往高人一籌。

　　其次，還應考察太祖誓碑的內容與宋代所執行國策之間的關係，從中也能透露出有關情況的可靠性如何。趙翼《廿二史札記》有「宋待周後之厚」談到，宋太祖登極，遷周恭帝母子於西京，易號鄭王，造週六廟於西京，命周宗正以時祭享，並派官員祭拜周太祖、周世宗之陵。建隆三年(962)，遷鄭王至房州。開寶六年(973)，鄭王過世，此距禪位已14年，而宋太祖仍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號恭帝，葬周世宗陵之側，曰順陵。宋仁宗時，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者一人，歲時奉周祀。尋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又詔每郊祀錄周世宗子孫一人。至和四年(1057)，遂封柴泳為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子可襲封，並給西京周廟祭享器服。宋神宗時，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柴思恭等為三班奉職。宋徽宗時，詔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后為宣教郎，監周陵廟，世為三恪。南宋時，高宗、理宗諸朝也時有封柴氏襲崇義公之爵。可見，柴氏之受封賞幾與宋朝相始終，宋廷如此優待亡國之後裔，這在其他朝代是少有可比的。

　　一般認為，宋太祖及其後繼者，確實比較嚴格地遵守著不殺大臣和言官這條誓言，對臣下較為寬容，和各朝相比，誅殺很少。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讚歎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范仲淹年譜》)。由此，長期以來史學界對上述誓碑的記載深信不疑。對個別皇帝屠戮大臣之事，往往以違背「祖宗誓約」之語評論之。還有學者認為，北宋出現的冗官現象，也與誓碑規定的優待士大夫政策有關。

　　1986年，學者杜文玉發表《太祖誓碑質疑》一文，經過詳盡考證後認為，關於「誓碑」之事純屬子虛烏有，是根本不存在的。首先，葉夢得的有關記載證據不足。靖康之變時，他不在京城，誓碑之內容並非他親眼所見。建炎元年(1127)七月，曹勳自金國返回南京，數月後葉夢得才調任京官，他應該是從曹勳處得到這個相關消息，再加上社會傳聞，遂撰成上述故事。其餘諸書中，《揮鏖後錄》成書最早，其在記錄誓碑內容後，進一步指出：「太祖誓言得之曹勳，雲從徽宗在燕山面喻雲，爾勳南歸奏知思陵(宋高宗)。」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的記載應來自此書，《宋史》編纂時則參詳《系年要錄》。可以說，凡關於此事的記載，莫不在曹勳南歸之後，此前竟無一點蛛絲馬跡。如果說北宋百餘年誓碑內容由於保密嚴格而沒被洩漏，那麼靖康之變後太廟「門皆洞開，人得縱觀」，此事的消息來源就不應只是單方面的。然而事實正相反，曹勳南歸為此消息的惟一來源，而在《續資治通鑒長編》、《宋史·太祖本紀》等重要史料及相關文人筆記中都毫無蹤影。

　　再從史實方面看，誓碑規定優待柴氏子孫。太祖剛即位，就把周恭帝母子遷往西京洛陽，洛陽經五代戰亂時已殘破蕭條。而在立碑那年更是將其母子由洛陽遷往房州，房州位於今湖北房縣，地處大巴山區，不但遠離東京開封，且偏僻荒涼人煙稀少。到開寶六年，周恭帝柴宗訓正值二十歲之青春年華，就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太祖要子孫「不殺大臣及言事官」，理應身體力行。然而查閱《宋史·太祖本紀》、《續資治通鑒長編》等的記載，其在位十幾年中並不少殺大臣，總計有八十八人之多。其中，謀反罪二十二人，坐贓罪二十五人，失職罪三十三人，其他八人，上至樞密直學士、殿前都虞侯、州刺史，下至監察御史、縣令等，皆有被殺者，太祖是北宋諸帝中殺臣子最多者。

　　另外，誓碑的收藏方式也過於奇特，這種能平抑輿論、安定人心而有利於鞏固統洽的誓約內容完全可以公開，以顯示統治者的仁德寬厚，達到收買人心的效果，讓士大夫們感恩戴德，忠心維護趙氏的江山，這樣的好事何必隱藏得如此神秘?宋徽宗北遷金國，備受蹂躪和屈辱之後，卻還牢牢記得誓碑中不殺大臣和言事官的內容，千方百計地要人轉告遠在千里之外的高宗，這也實在有點違背常理。

　　高宗如真的通過曹勳瞭解此事，就應該遵守祖宗遺命，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建炎元年七月，腰斬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八月，殺太學生陳東和上書人歐陽澈。建炎三年四月，斬中軍統制吳湛;七月，殺御營軍官范瓊。紹興年間，共誅殺大臣十人，最喪心病狂的，莫過於殺害岳飛父子之案。如此大開殺戒，哪裡談得上半點祖宗「誓約」的約束。那麼，此事是如何作偽的呢?杜文玉推測，當時國家殘破，人心浮動，為了改變這種離心離德的紊亂局面，獲取士大夫們的擁戴，高宗出於此籠絡人心的政治需要，協同曹勳特別構思杜撰了這一故事。其冠以祖宗遺命的外衣，宣傳趙氏的深恩厚澤，以進一步迷惑士大夫。最後，高宗確實通過這一手段，拉攏到主和派、主戰派眾大臣，取得大批士大夫的擁戴，初步穩定了局勢。

　　也有學者反對將其全盤否定，認為誓碑的有無雖然沒有更多的史料可以證明，但也沒有完全否定的依據。宋廷禮遇後周宗室後裔應大致不差。北宋優待士大夫，不輕易誅殺大臣也是事實。太祖在位時主要因謀反和貪污受賄罪處死過一批官吏，這是開國初期整頓吏治所必需的。《宋史·太祖本紀》記載當時嚴加懲治貪官污吏，讚他：「繩贓吏重法，以塞濁亂之源。」趙翼《廿二史札記》中「宋初嚴懲贓吏」條也謂：「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

　　宋代重文抑武，以文臣駕馭武將的國策是毋庸懷疑的，這就反映出其存在重用且優待文臣的一些祖宗家法，並被歷朝皇帝所認真執行。上引范仲淹在慶歷年間的言論，《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就應如何處置一大臣之事而起，范仲淹主張免死而寬宥之，富弼不同意，所以范質問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侯延慶《退齋筆錄》載，在神宗陝西用兵失利，準備斬一漕臣之時，宰相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始。」《宋史·呂大防傳》也載，哲宗朝，宰相呂大防說：「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此外，《長編》卷四九五，大臣曾布有類似言論;《宋史·章惇傳》，宋哲宗也有類似說法。這一祖宗家法，一方面激發著文臣士大夫的愛國熱忱，一方面也使一些掌權的文臣無所顧忌，有的甚至橫行不法。當國家和君主利益受到威脅及損害時，統治者是可以將家法放在一邊而開殺戒，因為家法「不殺」不等於絕對不能殺，然而誅殺大臣確實不是北宋統治國策的主流。因此，即使沒有太祖誓碑，與碑文類似的祖宗家法的有關誓約，看來還是存在的。

　　以上面分析而言，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拿出一定的理由，但又都沒有確鑿的證據。對待宋代政治史上這件舉足輕重的大事，只有取審慎的態度，作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