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常因為甲午戰爭中的失利而用黯淡的目光去審視北洋水師。然而，到歷史的長河中尋覓，會發現這支艦隊曾經充分地發揮過自己的作用。發生在1882年的壬午兵變和隨後中國陸海軍在朝鮮的行動，在近代史上常被人忽略。然而，這卻是一起對中國海軍而言不應該忘記的事件。北洋水師在這次行動中的表現，證明了中國進行海軍建設的價值。

　　實際上，從1882年開始，中國和日本圍繞朝鮮半島先後展開了三次交鋒，在1882年和1884年，中國曾兩次挫敗日本嘗試控制朝鮮半島的企圖。

　　特別是1882年的「壬午兵變」中，剛剛建立，主力僅有兩艘巡洋艦的北洋水師,不但曾有力地阻止了日本第一次對」征韓論」的全面實踐,甚至有機會輕鬆殲滅日本海軍幾乎整個艦隊.

　　所謂「壬午兵變」由朝鮮內部變革派與保守派，親日派與親清派的矛盾而產生。7月23日，在保守派支持下，部分朝鮮軍隊發動兵變，雖一度控制政府，但因為實力和時機的問題無法完全控制局面，朝鮮半島一時陷入一片混亂。日本乘機介入，借口朝鮮方面的暴動目的反日，調動艦隊前往漢城（今韓國首都首爾），試圖火中取栗。而中國聞訊反應也十分迅速，立即調動的北洋水師組成編隊開赴朝鮮平叛，穩定局勢.8月16日，日本原駐朝公使花房義質率先遣支隊一千五百餘人到達漢城，17日，清軍慶字六營淮軍共計三千餘人從駐地登州上船，在名將吳長慶率領下亦開赴朝鮮平亂。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率超勇，揚威，威遠三艦護航，隨即在漢城口外仁川與來犯日本艦隊對峙，為陸軍的行動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屏障。

　　這次中日在朝鮮的爭端中，日本海軍計畫向朝鮮水域出動的艦隻分為三批，8月8日，第一艘出動的日艦金剛號進抵仁川港，12日，比睿，天城，磐城，清輝，日進，孟春並花房義質的座艦迅鯨號共七艦到達朝鮮外海。同時，日本海軍戰鬥力最強的裝甲艦扶桑號已經在品川港枕戈待命，隨時準備作為第三梯隊開赴朝鮮參戰。

　　與它當時的主要對手日本海軍相比，只有三艘軍艦的北洋水師艦隊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噸位上，都處於相當的劣勢。然而，這次爭端的結果卻是吳長慶部順利平定兵變，確立了以閔妃為首的親清政權，逼迫日方將其陰謀活動匆匆叫停，並在隨後的談判中取得了在朝鮮駐軍，租界，以及控制其海關，電信等實際利益。這也是清王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第一次從禮儀性的朝貢走向事實的保護國形式。日本雖也在侵朝方面取得駐兵等一定進展，但因清軍的直接介入，在朝鮮的威懾能力反不如兵變之前。此後直到1894年，中國在朝鮮半島對日本始終保持著戰略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壬午兵變中，眼看全面控制朝鮮半島已經不可能，日方曾借口部分人員被殺，要求朝鮮割讓巨濟，蕷陵二島，以為登陸大陸的跳板。對此，中方以實力為後盾，協助朝鮮與日方鬥智鬥勇，最終僅以朝方賠付慰問金了事，完全粉碎了日方的企圖。

　　日韓雙方爭奪激烈的獨島（竹島），正是蕷陵島的屬島。因此，可說今天韓國能夠與日本在這一領土問題上據理力爭，還得益於一百多年前中國協助進行的這場談判呢。

　　這其中，北洋水師以三艦對八艦，噸位不到對方的二分之一，但與日本艦隊對峙四十餘日，絲毫不落下風，日軍最終不敢進擊，海軍功不可沒。

　　在清軍平定漢城兵亂的整個過程中，日軍坐視中國陸海軍增援朝鮮，竟然沒敢向中國艦隻發射一槍一彈。這次較成功的干涉行動，史家傳統認為其關鍵在於當時北洋艦隊有兩艘十分先進的戰艦，被日軍認為一對一的戰鬥力遠超在朝日艦，所以猶豫不敢一戰。

　　然而，2012年筆者在日本發現的一批新材料，卻給出了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 事實上日本海軍1882年在朝鮮遇到了極大的問題，一個惡魔在日軍官兵的頭頂徘徊，幾乎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十二年後兵敗自盡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對此可能會扼腕終生 – 在1882年的這次對峙中，清軍如果情報工作更好一些，完全可能輕鬆全殲到達朝鮮的日本艦隊！

　　在1882年出兵朝鮮的清軍艦隻中，的確有兩艘非常優秀的新式巡洋艦，這就是剛剛從英國訂造回國的超勇號和揚威號。

　　在雲集仁川的中日戰艦中，僅僅從外形上，也可以看出超勇和揚威的鶴立雞群。無論是日本的八艘戰艦，還是中國的威遠艦，其外觀都和大型帆艦十分相似。它們兩舷的木質舷牆上開有一個一個炮門，甲板平坦，除了桅桿和細小的煙囪外幾乎沒有上層建築，艦首通常為了防止上浪設計得高高翹起，很多艦隻甚至裝有中世紀戰艦典型的牙檣。它們高大的桅桿引人注目，上面經常掛滿風帆 -- 儘管安裝了蒸汽機，但那個時代很多船長和設計師還是覺得一條船如果沒有帆就像人不穿衣服一樣不可思議。

　　超勇和揚威就完全不同了，它們的設計如此先進，以至於連當時的英國海軍都沒有裝備同類艦艇。儘管理論上仍然保有可以懸掛風帆的功能，但在所有流傳於世的照片上，超勇揚威兩艦從無掛帆的留影，形象更接近於今天的戰艦。它們維多利亞黑色塗裝下的全鋼鐵艦身低矮而凶悍，其上層建築集中於艦體中部，有著高大的煙囪和巨大的通風筒，桅桿卻退化而簡潔，主要用於懸掛旗號，而首尾的兩門25噸新型後裝線膛炮足以擊穿1882年日本任何一艘戰艦的裝甲。從首尾安裝大口徑可旋轉炮台，採用簡單的桅桿，利用大功率發動機作為主要動力等方面而言，它們是近代所有巡洋艦的「概念艦」。在一群仍然沒有擺脫帆艦時代格局的中日艦艇中，1882年仲夏出現在仁川的這兩艘戰艦彷彿草食獸群中的兩頭肉食猛獸一般令人生畏。

　　然而，日軍中並非沒有可與之一戰之艦。日本海軍1875年從英國進口了帶有水線裝甲的裝甲艦「扶桑」號，鐵脅巡洋艦「金剛」號和「比睿」號。雖然從設計理念上來說略為落後，但都有不遜於超勇揚威的火力。特別是扶桑號裝甲艦，擁有最厚231毫米的優質裝甲，面對船殼厚度僅有26毫米的超揚二艦，有著頗具優勢的防禦能力。扶桑和比睿都參加了大東溝海戰，並成功扛過了這場苦戰，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僅憑這三艘戰艦，日本海軍在仁川也未必不能和北洋水師搬搬手腕。何況，它們還有一群雖然落後些但仍頗有戰鬥力的僚艦呢。

　　儘管從朝鮮發生危機，扶桑號便已經在甲府港內待命，但直到危機結束，也沒有到達仁川。沒有了這艘1878年「亞洲最強大的戰艦」，日軍在朝鮮的戰力頓時變得可疑起來。

　　這次中日在朝鮮的爭端中，日本海軍計畫向朝鮮水域出動的艦隻分為三批，8月8日，第一艘出動的日艦金剛號進抵仁川港，12日，比睿，天城，磐城，清輝，日進，孟春並花房義質的座艦迅鯨號共七艦到達朝鮮外海。同時，日本海軍戰鬥力最強的裝甲艦扶桑號已經在品川港枕戈待命，隨時準備作為第三梯隊開赴朝鮮參戰。

　　與它當時的主要對手日本海軍相比，只有三艘軍艦的北洋水師艦隊無論從數量還是從噸位上，都處於相當的劣勢。然而，這次爭端的結果卻是吳長慶部順利平定兵變，確立了以閔妃為首的親清政權，逼迫日方將其陰謀活動匆匆叫停，並在隨後的談判中取得了在朝鮮駐軍，租界，以及控制其海關，電信等實際利益。這也是清王朝與朝鮮的宗藩關係第一次從禮儀性的朝貢走向事實的保護國形式。日本雖也在侵朝方面取得駐兵等一定進展，但因清軍的直接介入，在朝鮮的威懾能力反不如兵變之前。此後直到1894年，中國在朝鮮半島對日本始終保持著戰略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壬午兵變中，眼看全面控制朝鮮半島已經不可能，日方曾借口部分人員被殺，要求朝鮮割讓巨濟，蕷陵二島，以為登陸大陸的跳板。對此，中方以實力為後盾，協助朝鮮與日方鬥智鬥勇，最終僅以朝方賠付慰問金了事，完全粉碎了日方的企圖。

　　日韓雙方爭奪激烈的獨島（竹島），正是蕷陵島的屬島。因此，可說今天韓國能夠與日本在這一領土問題上據理力爭，還得益於一百多年前中國協助進行的這場談判呢。

　　這其中，北洋水師以三艦對八艦，噸位不到對方的二分之一，但與日本艦隊對峙四十餘日，絲毫不落下風，日軍最終不敢進擊，海軍功不可沒。

　　在清軍平定漢城兵亂的整個過程中，日軍坐視中國陸海軍增援朝鮮，竟然沒敢向中國艦隻發射一槍一彈。這次較成功的干涉行動，史家傳統認為其關鍵在於當時北洋艦隊有兩艘十分先進的戰艦，被日軍認為一對一的戰鬥力遠超在朝日艦，所以猶豫不敢一戰。

　　然而，2012年筆者在日本發現的一批新材料，卻給出了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 事實上日本海軍1882年在朝鮮遇到了極大的問題，一個惡魔在日軍官兵的頭頂徘徊，幾乎給他們帶來滅頂之災。十二年後兵敗自盡的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對此可能會扼腕終生 – 在1882年的這次對峙中，清軍如果情報工作更好一些，完全可能輕鬆全殲到達朝鮮的日本艦隊！

　　在1882年出兵朝鮮的清軍艦隻中，的確有兩艘非常優秀的新式巡洋艦，這就是剛剛從英國訂造回國的超勇號和揚威號。

　　在雲集仁川的中日戰艦中，僅僅從外形上，也可以看出超勇和揚威的鶴立雞群。無論是日本的八艘戰艦，還是中國的威遠艦，其外觀都和大型帆艦十分相似。它們兩舷的木質舷牆上開有一個一個炮門，甲板平坦，除了桅桿和細小的煙囪外幾乎沒有上層建築，艦首通常為了防止上浪設計得高高翹起，很多艦隻甚至裝有中世紀戰艦典型的牙檣。它們高大的桅桿引人注目，上面經常掛滿風帆 -- 儘管安裝了蒸汽機，但那個時代很多船長和設計師還是覺得一條船如果沒有帆就像人不穿衣服一樣不可思議。

　　超勇和揚威就完全不同了，它們的設計如此先進，以至於連當時的英國海軍都沒有裝備同類艦艇。儘管理論上仍然保有可以懸掛風帆的功能，但在所有流傳於世的照片上，超勇揚威兩艦從無掛帆的留影，形象更接近於今天的戰艦。它們維多利亞黑色塗裝下的全鋼鐵艦身低矮而凶悍，其上層建築集中於艦體中部，有著高大的煙囪和巨大的通風筒，桅桿卻退化而簡潔，主要用於懸掛旗號，而首尾的兩門25噸新型後裝線膛炮足以擊穿1882年日本任何一艘戰艦的裝甲。從首尾安裝大口徑可旋轉炮台，採用簡單的桅桿，利用大功率發動機作為主要動力等方面而言，它們是近代所有巡洋艦的「概念艦」。在一群仍然沒有擺脫帆艦時代格局的中日艦艇中，1882年仲夏出現在仁川的這兩艘戰艦彷彿草食獸群中的兩頭肉食猛獸一般令人生畏。

　　然而，日軍中並非沒有可與之一戰之艦。日本海軍1875年從英國進口了帶有水線裝甲的裝甲艦「扶桑」號，鐵脅巡洋艦「金剛」號和「比睿」號。雖然從設計理念上來說略為落後，但都有不遜於超勇揚威的火力。特別是扶桑號裝甲艦，擁有最厚231毫米的優質裝甲，面對船殼厚度僅有26毫米的超揚二艦，有著頗具優勢的防禦能力。扶桑和比睿都參加了大東溝海戰，並成功扛過了這場苦戰，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僅憑這三艘戰艦，日本海軍在仁川也未必不能和北洋水師搬搬手腕。何況，它們還有一群雖然落後些但仍頗有戰鬥力的僚艦呢。

　　儘管從朝鮮發生危機，扶桑號便已經在甲府港內待命，但直到危機結束，也沒有到達仁川。沒有了這艘1878年「亞洲最強大的戰艦」，日軍在朝鮮的戰力頓時變得可疑起來。

　　是什麼原因讓扶桑號畏縮不前呢？

　　2012年在日本發現的歷史文獻顯示，扶桑號未能趕到朝鮮，是因為該艦正處於傷病滿船的狀態，根本無法出擊。讓扶桑號動彈不得的，便是在海軍史上曾令人談虎色變的「腳氣病」。

　　這種腳氣病並不是常見的「香港腳」皮膚病，而是一種全身性疾病，又名「腳氣沖心」。患病者足踝，膝蓋，大腿至全身有水腫及漿液滲出，嚴重者喪失運動能力，甚至引發心臟病危及生命。在海軍中，腳氣病是19世紀壞血病之後又一個艦上軍人的大敵。日本是腳氣病的重災區，德川幕府倒數第二代將軍德川家茂夫婦都死於這種病。

　　日本海軍檔案中有大量關於扶桑號艦員在此期間瘰患腳氣病進行治療乃至死亡的記錄，實際上，該艦病員超過一半以上。在提倡意志和忍耐的日本海軍中，能被稱作「病員」必然是已經症狀嚴重的患者。在當時留下來的醫療記錄中，可見扶桑號的病員大多已經沒有了膝跳反應，幾乎無法自主行動了。

　　這應該就是扶桑號不能出動的原因了，而正因缺少了這艘主力艦，仁川的日艦自認沒有必勝的把握，故對動手開打頗為猶豫。

　　如果僅僅如此還罷了，接下來發現的文檔令人觸目驚心，才明白這一猶豫之後，日軍的困境遠非僅此而已。

　　在日本的《歷史俱樂部叢書》中，有一篇描述日本名醫高木兼寬的文章《高木兼寬 為日本海軍消除腳氣病盡力的最早醫學博士》，其中有一句很值得深思的描述：「1882年ころの海軍の腳氣罹病者は1000人當たり400人にも達し、國防上の大問題となった。（1882年左右，海軍的腳氣病患者每一千人中達到了四百人，成為國防上的大問題）」

　　應該說這句話只是從嚴重程度和時間上，讓我們猜測日本海軍在應對壬午兵變期間遇到了腳氣病的嚴重困擾。但還有更可靠的證據，證明當時在朝鮮的日艦上的確出了大問題。那就是高木兼寬自己的描述。

　　

　　高木畢業於英國聖托馬斯醫學院，是日本最早的醫學博士之一。1906年，他重返母校的時候，曾作題為《日本陸海軍的衛生》的演講，以下內容便是摘自他的這次演講。

　　「1882年，因與朝鮮關係惡化，三艘軍艦被緊急派往仁川和濟物浦（指的是壬午兵變前，可見日方對於這次危機早有準備，但由於腳氣病的影響事變發生時已經無能為力）。但是，僅僅因為在這裡滯留了約四十天的時間，水兵中間腳氣病便蔓延開來，苦不堪言，下士官兵以下看來已經完全失去了戰鬥力。因為承擔著這方面的責任，（我）陷入了極度的憂懼之中。例如，其中一艘軍艦（推測為東號裝甲艦，扶桑服役前日本海軍排名第一的戰艦）上330人中便有195人因腳氣病病倒。就這樣儘管還不是戰爭狀態，但這三艘軍艦實際上已經處於根本無法作戰的狀態。6月27日，我向海軍醫務局長遞交了報告，匯報當地實際情況。這種問題還在繼續。1882年8月，扶桑號軍艦停泊於品川灣的時候，艦上半數乘員患腳氣病，作為治療不得不讓他們陸續上岸……」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海軍當時的窘境。但是，從日方資料來看，當時的日本海軍仍然對其採取無視態度，在事變發生後仍將尚有戰鬥力的八艘戰艦派赴朝鮮，結果引來了更大災難。

　　日本《海陽雜記》一書，雖是一本雜文集，卻被認為是研究日本海軍早期歷史的權威性文獻之一，在這本書的《腳氣與麥飯》一節中，明確地講述了中日海軍在仁川對峙時日方的狀態。

　　「朝鮮半島明治１５年７月、朝鮮半島で發生した騷亂（壬午事件／京城事變）に對し、邦人の救助と朝鮮政府への示威を目的に＜金剛＞以下５隻の艦艇を派遣しました。當時、清帝國は朝鮮に宗主權を主張していた為、半島における日清の對立はにわかに先銳化し、濟物浦で日清の艦隊が緊張を孕んだまま對峙するという事態となりました。結局、日朝談判が成立したために日清開戰は迴避されたのですが、この僅か１ヶ月餘りの出動で各艦では乘員の半分～１／３などという大量の腳氣患者が出てしまい、ほぼ全ての艦が戰鬥はもちろん艦の運航すら危ない狀態に陷り、各艦の艦長は事態の秘匿に非常な苦心を拂ったそうです。（1882年7月，面對在朝鮮半島發生的騷亂，以救助僑民和對朝鮮政府示威為目的，派遣金剛等五艘軍艦出擊[推測迅鯨等三艦因戰鬥力較弱未列入。譯者注]。由於當時清政府抱著對朝鮮擁有宗主權的立場，在朝鮮半島中日雙方的對立尖銳起來，發展到中日兩國艦隊在濟物浦緊張對峙的局面。僅僅經過一個多月，出動各艦上便出現了占三分之一至一半的大量腳氣患者。幾乎所有的軍艦都陷入無法戰鬥甚至航行的危難狀態，各艦艦長為了隱匿這一事態而煞費苦心。」

　　《海陽雜記》並非這時日軍窘境的孤證。在日本防衛廳保留的舊海軍檔案《海軍省稟請朝鮮事變ニ際シ韓地ニ於テ死亡セシ一等兵曹橫尾吉三外十七名ヘ祭粢料下賜?二條》中，也有類似的記錄 – 「陸海軍兵が１ヶ月以上花房公使と行動を共にしたが病氣になる者も少なくなく、內１８人が病死した。死因はコレラと腳氣であった。（陸海軍官兵隨同花房公使行動超過一個月，很多人瘰病，其中十八人死亡，死因為霍亂和腳氣）

　　眾所周知，由於補給原因，艦上人員的配置多各司其職，極少閒人。所以一艘軍艦減員三分之一，其作戰能力已經連自衛都很勉強，如果減員一半，那麼連航行都會有困難，更不要說作戰了。從這些新發現的資料可以看出，當丁汝昌率超勇揚威冒死與日艦對峙於仁川的時候，其實在那裡的日本艦隊已經因為腳氣病喪失了戰鬥力，各艦艦長都在忙於設法瞞過北洋水師的耳目，避免被發現真實的情況。假如正在朝氣之中的北洋艦隊突襲仁川的日軍艦隊，日軍不但難以抵擋，連逃跑的能力都很值得懷疑。

　　令人扼腕的是，日軍的瞞天過海竟然真的成功了。這不能不說是北洋水師的一大遺憾。

　　也許有人會質疑這種看法過於片面 – 假如日軍已經被腳氣病折磨得戰力全無，都是同時代的海軍，北洋水師又能好到哪兒去呢？

　　事實恰恰令人驚訝，令日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仁川只有日本軍艦上腳氣病猖獗，無論是對陣的北洋水師，還是在一旁觀察的英國艦隊，都幾乎沒有腳氣病的患者。

　　還是高木的研究得出了正確的結論 – 腳氣病的蔓延是和日本海軍的飲食習慣有關的。原來，作為重點發展的兵種，當時日本海軍待遇很好，許多普通士兵都能以精白米為食。然而，這種精白米卻缺乏人體所必需的維生素B1。糧米中維生素B1絕大部分存在於麥麩，米麩之中，在加工精白米的過程中被當作垃圾拋棄了。所以日本海軍成為腳氣病的重點打擊對象。而中國和英國的海軍不以精白米為主食，所以自然也就不會有那麼多的腳氣病患者了。

　　高木發現了問題

　　1884年以後，日本海軍下令部隊改以普通麥飯為食物，腳氣病才漸漸從日軍中減少乃至消失了。可惜的是，直到北洋水師1895年覆亡於威海衛，始終沒有人注意到，在仁川我們曾有一個殲滅日本海軍於搖籃之中的絕好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