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17日，蔡元培、楊銓聯合了宋慶齡、魯迅等人，在中央研究院組成「民權保障大同盟」。到5月13日，納粹狂飆席捲德國，無數科學家文藝家被迫流亡。楊銓代表大同盟，把《為德國法西斯壓迫民權摧殘文化的抗議書》交遞給德國上海領事館。次日，《抗議書》在《申報》公開發表。

　　幾天後，一封冷冰冰的、署名為「華」的恐嚇信，到達近百名大同盟成員的手上。恐嚇信囂張地聲稱，倘若再有「異動」，將暗殺其開列名單的56人。

　　6月18日清晨，早晨的陽光透過楊銓座車的車窗，灑在他的軀體上。但這個平靜的、有生機的早晨，也是一個血色的早晨。四支槍對準了他的汽車。藍衣社黨徒以前所未有的瘋狂，在租界區執行了它的暗殺。

　　「楊銓案」震動上海、震動全國。是日，楊銓和他的兒子楊小佛，身體被來自四面八方的密集子彈穿透。司機重傷後大難不死。

　　6月20日，無數輓聯、花圈、電報、信件，和送行的人群，聚集到了上海萬國公墓。魯迅也出現在靈堂。「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時有先生亦將不免之說，或阻其行，先生不顧，出不帶門匙，以示決絕」（《魯迅先生年譜》1937年版）。

　　幾個月後，魯迅的《南腔北調集》收錄的《我的種痘》一文，以充滿諷刺的筆調寫到：「……即使載在該殺的黑冊子上，也不十分驚心動魄了……」

　　有這樣勇氣的並不止是魯迅。7月14日，大同盟發起人之一、作家王造時在美國人所辦的《中國論壇》第二卷8期，以《鉤命單》為題再次把藍衣社的行徑公佈於世界：

　　「……記者收到未署名之投稿文件，內容為藍衣社謀殺中國共產黨領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蔣軍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共56人，名單如下……」

　　該「投稿文件」其實就是那封恐嚇信。該信發表後，上海嘩然，全國學界乃至外國「友邦人士」一片嘩然。藍衣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此，「藍衣社」三字成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噩夢。

　　刺殺案、「黑冊子」、《鉤命單》、「十三太保」，「嫡系中的嫡系」……這個夏天的口誅筆伐，這些片段的記憶，模糊集約為30年代的人們對藍衣社的簡單印象。「藍衣社」三字像瘟疫一般傳播開去。關於「藍衣社」的種種荒誕不經的傳聞，從1933年到1938年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流傳著。

　　魯迅、王造時等關注「楊銓案」的中外人士，以及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當時都不知道，一氣呵成地製造了這些事件的，是藍衣社的一個「小人物」戴笠。他們更不知道，這個人最無恥的行徑，不是恐嚇和暗殺，而是針對自己手下的特務的。

　　作為特務處的「出山第一槍」，「楊銓案」拖泥帶水、張皇失措，以致留下了一個心腹大患。那就是叫過德誠的那名特務。

　　槍聲響起後，按照計畫，四名殺手即黃埔學生趙理君、原中共叛節者王克全、原青幫打手李阿大和那個倒霉的過德誠，應四散逃竄向四周小弄巷。但第一次執行暗殺令的過德誠在槍聲響起後，反而向幾個法國巡捕跑去。他先是大腿上中了巡捕一槍，而後作為活口被捕獲。

　　過德誠被捕後，沒有吐露藍衣社的任何消息，但也沒有根據戴笠的嚴令「自殺」。他一直在等待藍衣社的「營救」。但6月下旬，也就是他被捕後不足十天，幾個巡捕要再次提審他時，發現牢房狼藉一片，滿地都是飯碗的碎片、飯粒與幾葉青菜。過德誠死不瞑目、直挺挺地倒在牢房裡。

　　「死亡鑒定」得出的結論是「中毒身亡」。顯然，有人在過德誠的飯食裡投毒。與此同時，巡捕房也發現，那個負責送飯的牢頭失蹤了。

　　送飯的牢頭是潛伏的藍衣社特務范廣珍的「眼線」之一。隨著他的失蹤，「楊銓案」無聲無息地被遮蓋下去了。巡捕房那些經驗豐富的偵探，雖然有一萬個理由判定刺殺楊銓、乃至殺過德誠滅口的都是藍衣社，無奈他們的手上已經沒有任何證據了。

　　6年之後，戴笠仍然照料著過德誠的遺屬和孩子。這一年，已經權勢熏天的戴笠，以複雜心態把重慶白公館附近的一條馬路，命名為「過德誠路」，以紀念第一個被「犧牲」掉的這個特務處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