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蔣介石在黃山的住所是一棟二層小樓，一層的客廳裡放著幾隻普通的沙發和木椅，牆上掛了一些照片，沒有名人字畫，晚餐四菜一湯，除一盤燉得極爛的蠶豆外，再沒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總之，在見識了雲岫樓後，康國雄覺得「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週日午後，重慶汪山，還在上小學的康國雄照例在自家花園裡等著將要到訪的軍官。

　　此時的中國，抗戰烽火正烈。拱衛陪都的巴蜀之地，因中央政府遷播至渝而頻遭日軍轟炸，來自東、南省份的各路人物，也僅能在川內享得「未淪陷」的安寧。

　　散步的路上，軍官在離康國雄幾步之遙的前方不緊不慢地走著，遇行人多處，軍官會說「請讓一讓，讓委員長過去。」有人閃到路旁後就勢喊一句「委員長萬歲」，領著康國雄的蔣介石便向路人揮揮帽子並還以微笑。康國雄記得，第一次陪蔣介石散步後，剛剛和宋美齡拉過手的妹妹告訴他，「夫人的手好香啊!」

　　1966年8月，當康國雄被押上單位的批鬥台時，童年這段經歷已變成一項卓犖不群的罪名——「蔣介石的乾兒子」。康國雄無法理解如此頭銜的來歷，但他明白，康家和好多事一樣衰落了，在這個世事難料的年代。

　　那天，台下一位同事帶頭喊出了「打倒康國雄」，不過此人立即被揭發曾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中任職。「他也不是好東西!」於是領喊口號的人也被押到台上，陪康國雄坐起了「噴氣式」。

　　「他們讓我承認，」康國雄用回憶解釋，「我說『我不是!』」

　　修建於1925年雲岫樓

　　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初遇蔣介石的1941年，康國雄12歲。一天，蔣介石、宋美齡在汪山康家別墅後的山坡上野餐。康國雄聽僕人說委員長來了，就拉著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陣狂吠。蔣介石見狀忙讓侍衛把狼狗牽走，並叫兄妹倆過去聊天，還給了每人一塊點心。臨別時，蔣介石說下次來汪山再找他們玩。

　　從此，蔣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經過康宅，行至門前，或者派侍衛官進去請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喚「國雄!國雄!」一來二去，康國雄也摸清了蔣介石的規律——週六從重慶市裡回黃山官邸「雲岫樓」，週日下午從黃山來汪山散步。蔣介石到達之前，山路兩旁會出現幾個站崗的憲兵，看見憲兵，康國雄通常主動到前院花園等候。

　　待熟絡了，蔣介石也曾邀康國雄去雲岫樓玩，只是在少年康國雄看來，委員長的官邸實屬「簡陋」。蔣介石在黃山的住所是一棟二層小樓，一層的客廳裡放著幾隻普通的沙發和木椅，牆上掛了一些照片，沒有名人字畫，晚餐四菜一湯，除一盤燉得極爛的蠶豆外，再沒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總之，在見識了雲岫樓後，康國雄覺得「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康國雄說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園別墅，還有重慶市區僅房屋面積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館。在這座勝過「委員長官邸」的豪宅裡，「不少東西都是進口的」，啤酒、絲襪、外國化妝品等時所罕見的高檔貨在康家淪為尋常物，客廳的照明設備是嵌在牆裡的暗燈，「開燈之後只見燈光不見燈」。房屋的寬大更可以使蔣介石的住所降為蝸居，比如在公館內的一間大廳裡，康國雄二哥結婚時一下擺了20桌酒席也未顯侷促。至於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國雄只記得家中僅僕傭就有40多位。每天吃飯前，為保證全家都知道開飯了，必須有人專職在飯廳搖鈴，聽到鈴聲，其他僕人再去請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趕上洗衣服的時候，十來個同時幹活的傭人在院子裡排成長長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熱鬧。

　　雖然富有，康家還是要孩子遵守那個時代的規矩。康國雄說自己很少被允許坐家裡的汽車，上下學都是搭公交車，或者乾脆走著，因為在舉國傾力抗敵的1940年代初，乘私車上學的富家子弟會被同學們大聲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這樣」，在康國雄的記憶裡，「那時候好像就沒有資本家敢讓孩子坐私家車上學。」

　　關於家裡的情況，康國雄也曾被蔣介石片片段段地問及，不過直到兩人認識挺長時間之後，蔣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國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麼關係?」有一次蔣介石問康國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國雄答。蔣介石這才恍然明瞭，「哦!你是康心如的兒子!」

　　於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傭

　　在當時的重慶乃至中國西南，康心如是個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因為他是四川「美豐商業銀行」總經理、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和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

　　康心如是老同盟會會員，並曾和後來長期任《大公報》總編的張季鸞共同辦報。1922年，32歲的康心如與美國金融家合作於重慶創建「美豐銀行」，成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五年後，康心如將美國人的股份全部收購，由此使「美豐」轉為華資銀行。康心如對發展民族實業極為熱心，故利用「美豐」的雄厚資力在重慶建設了自來水廠、電力公司等不少基礎設施。時至抗戰爆發，大量人口從淪陷區湧入重慶，城市的水、電需求隨之猛增，而相關供應得以足力支撐，可說康氏厥功至偉。1939年7月，重慶市第一屆臨時參議會成立，身兼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的康心如，因當選議長又開始在政界顯露頭角。

　　對於這樣的實力角色，蔣介石自然不會輕視。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內稱：「心如先生大鑒頃奉，委座諭請先生於便中駕臨南岸官邸一談」云云，落款是「弟陳佈雷敬啟」。康心如見蔣介石有邀，隨即回信應約並如期赴會。不久後的9月6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定重慶市為中華民國陪都。原來，以重慶為陪都的建議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蔣介石約見康心如則專為與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蔣介石對康心如還多予禮遇。1945年日軍投降後，重慶市民曾於9月3日舉行慶祝大遊行。當天，蔣介石以中國最高軍政首長身份坐在檢閱車隊的第一輛車裡，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且非國民黨員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輛車上，重慶市長賀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脫文人性情的銀行家，康心如總是刻意同官場保持距離，雖然與他交往的達官顯貴幾令康宅戶限為穿。

　　抗戰開始後，有一天康國雄聽家中傭人問「訂好的酒席送哪裡」，康心如說送到歌樂山孔祥熙家，細打聽方知，康心如與孔祥熙素有交情，自從孔祥熙當上行政院長，康心如便不再與其聯繫。「現在他下來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給他做個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國雄說父親重情，但從不巴結權貴。

　　修建於1925年雲岫樓

　　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初遇蔣介石的1941年，康國雄12歲。一天，蔣介石、宋美齡在汪山康家別墅後的山坡上野餐。康國雄聽僕人說委員長來了，就拉著妹妹跑去看，未想惹得警犬一陣狂吠。蔣介石見狀忙讓侍衛把狼狗牽走，並叫兄妹倆過去聊天，還給了每人一塊點心。臨別時，蔣介石說下次來汪山再找他們玩。

　　從此，蔣介石凡到汪山散步都要特意經過康宅，行至門前，或者派侍衛官進去請這位小朋友，或者索性就兀自召喚「國雄!國雄!」一來二去，康國雄也摸清了蔣介石的規律——週六從重慶市裡回黃山官邸「雲岫樓」，週日下午從黃山來汪山散步。蔣介石到達之前，山路兩旁會出現幾個站崗的憲兵，看見憲兵，康國雄通常主動到前院花園等候。

　　待熟絡了，蔣介石也曾邀康國雄去雲岫樓玩，只是在少年康國雄看來，委員長的官邸實屬「簡陋」。蔣介石在黃山的住所是一棟二層小樓，一層的客廳裡放著幾隻普通的沙發和木椅，牆上掛了一些照片，沒有名人字畫，晚餐四菜一湯，除一盤燉得極爛的蠶豆外，再沒什麼令人印象深刻的東西。總之，在見識了雲岫樓後，康國雄覺得「委員長官邸比我家差遠了」。

　　康國雄說的「我家」不只是汪山上的花園別墅，還有重慶市區僅房屋面積就有3300多平方米的康公館。在這座勝過「委員長官邸」的豪宅裡，「不少東西都是進口的」，啤酒、絲襪、外國化妝品等時所罕見的高檔貨在康家淪為尋常物，客廳的照明設備是嵌在牆裡的暗燈，「開燈之後只見燈光不見燈」。房屋的寬大更可以使蔣介石的住所降為蝸居，比如在公館內的一間大廳裡，康國雄二哥結婚時一下擺了20桌酒席也未顯侷促。至於偌大的宅院究竟住了多少人，康國雄只記得家中僅僕傭就有40多位。每天吃飯前，為保證全家都知道開飯了，必須有人專職在飯廳搖鈴，聽到鈴聲，其他僕人再去請各自服侍的康家人。趕上洗衣服的時候，十來個同時幹活的傭人在院子裡排成長長一列，且洗且聊，煞是熱鬧。

　　雖然富有，康家還是要孩子遵守那個時代的規矩。康國雄說自己很少被允許坐家裡的汽車，上下學都是搭公交車，或者乾脆走著，因為在舉國傾力抗敵的1940年代初，乘私車上學的富家子弟會被同學們大聲提醒「一滴汽油一滴血!」「不光我家這樣」，在康國雄的記憶裡，「那時候好像就沒有資本家敢讓孩子坐私家車上學。」

　　關於家裡的情況，康國雄也曾被蔣介石片片段段地問及，不過直到兩人認識挺長時間之後，蔣介石才真正得知康國雄的背景。「你姓康，那你和康心如是什麼關係?」有一次蔣介石問康國雄。「康心如是我爸爸，」康國雄答。蔣介石這才恍然明瞭，「哦!你是康心如的兒子!」

　　於右任要走了姑父的女傭

　　在當時的重慶乃至中國西南，康心如是個頗具影響力的人物，因為他是四川「美豐商業銀行」總經理、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和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

　　康心如是老同盟會會員，並曾和後來長期任《大公報》總編的張季鸞共同辦報。1922年，32歲的康心如與美國金融家合作於重慶創建「美豐銀行」，成為四川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五年後，康心如將美國人的股份全部收購，由此使「美豐」轉為華資銀行。康心如對發展民族實業極為熱心，故利用「美豐」的雄厚資力在重慶建設了自來水廠、電力公司等不少基礎設施。時至抗戰爆發，大量人口從淪陷區湧入重慶，城市的水、電需求隨之猛增，而相關供應得以足力支撐，可說康氏厥功至偉。1939年7月，重慶市第一屆臨時參議會成立，身兼重慶銀行業公會主席的康心如，因當選議長又開始在政界顯露頭角。

　　對於這樣的實力角色，蔣介石自然不會輕視。1940年7月某天，康心如收到一封信，內稱：「心如先生大鑒頃奉，委座諭請先生於便中駕臨南岸官邸一談」云云，落款是「弟陳佈雷敬啟」。康心如見蔣介石有邀，隨即回信應約並如期赴會。不久後的9月6日，國民政府發佈命令，定重慶市為中華民國陪都。原來，以重慶為陪都的建議正是由康心如首倡，蔣介石約見康心如則專為與他商量此事。倚重之外，蔣介石對康心如還多予禮遇。1945年日軍投降後，重慶市民曾於9月3日舉行慶祝大遊行。當天，蔣介石以中國最高軍政首長身份坐在檢閱車隊的第一輛車裡，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且非國民黨員的康心如被安排在第二輛車上，重慶市長賀耀祖反倒屈居第三。

　　然而，概因是未脫文人性情的銀行家，康心如總是刻意同官場保持距離，雖然與他交往的達官顯貴幾令康宅戶限為穿。

　　抗戰開始後，有一天康國雄聽家中傭人問「訂好的酒席送哪裡」，康心如說送到歌樂山孔祥熙家，細打聽方知，康心如與孔祥熙素有交情，自從孔祥熙當上行政院長，康心如便不再與其聯繫。「現在他下來了。明天是他生日，我給他做個生!」康心如行事如此，康國雄說父親重情，但從不巴結權貴。

　　那些年裡，康心如每週六從重慶市裡回汪山別墅。傍晚，康國雄的母親通常會在客廳的方桌上擺好撲克牌和茶水，為了營造氛圍，還要特意點上幾支蠟燭。準備完畢，康心如在桌子的一側落座，曾任四川省財政廳長的劉航琛、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范紹增、海上聞人杜月笙也各佔一邊，然後便是「羅宋」、「梭哈」等各色賭法齊上，直到週日清晨才散去。當時劉、范的關係並不融洽，而康國雄卻沒看出兩人有什麼矛盾，他覺得這可能是父親不談政事只願玩的緣故。然而愛玩的康心如卻是贏少輸多，在章君谷先生撰寫的《杜月笙傳》中有一則傳聞，說在一次豪賭中，康心如竟把「美豐銀行」輸給了杜月笙，但那實在只是傳聞。

　　最與康心如交好的是國民黨元老於右任。早在1910年康心如加入同盟會時，於右任就是介紹人，而且在自己上海的家裡為康心如主持了入盟宣誓。抗戰爆發後，時任監察院長的於右任遷居重慶，從此更與康心如往還不斷。於右任是草書大家，康心如因此曾請「於大哥」為「美豐」題寫行名。或許是為了方便識讀，於右任把「美豐商業銀行」幾個字寫得甚為工整，而這也成為於右任少有的非草書珍跡。平時，於右任有空就會來康家坐坐，康國雄喜歡摸於右任的大鬍子，於右任則稱康國雄「康家娃」。由於偶爾也在康心如家小住幾日，於右任對康家上下都算熟悉。抗戰勝利後，於右任在離開重慶之前向康心如提出，要把康國雄大姑父的女傭阿英帶走。康國雄大姑父覺得兩人年歲懸殊，所以不太願意，但阿英本人卻樂得作於右任的如夫人，最終，於右任經康心如同意把阿英帶回了上海，後來還和阿英生了個兒子。

　　向延安匯款美豐不設上限

　　其實於右任與康家的關係可以溯源至康心如的大哥康心孚。康心孚早年曾留學日本，因擔任中國留學生總會總幹事得與孫中山相識，繼而加入同盟會。有一次，孫中山問康心孚能否找人在上海為同盟會辦報，康心孚說自己有個叫於右任的老鄉可堪此任。孫中山希望於右任能先來日本，康心孚隨後便給人在國內的於右任寄去路費，由此促成於右任與孫中山的初次見面。不久，於右任在康心孚的介紹下加入同盟會，隨後返回上海創辦了《神州日報》。於右任在其所做詩文中也曾提到，「余識黨中諸前輩皆心孚介紹」。辛亥革命後，康心孚先到孫中山的總統府秘書處工作，後赴北京大學任教。1919年，康心孚因在「五四運動」期間過度操勞而猝逝，「北大」及康心孚授課的其他學校為此停課一天，以示哀悼。

　　由於兄長康心孚的關係，康心如和兩個弟弟康心之、康心遠後來深得國民黨人信賴。抗戰年間，於右任、邵力子等國民黨要員不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長期住在康國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蔣介石在撤離大陸前曾路經重慶，為確保蔣介石的安全，重慶市長楊森更是特意徵用康心如的汽車和司機為蔣介石服務。

　　雖與國民黨淵源深厚，康氏昆仲卻對共產黨有著更美好的嚮往，並曾為共產黨提供了不少幫助。康心遠的太太王棣華在天津讀書時與鄧穎超是同學好友，因為這層關係，康心遠曾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捐贈過一批傢俱。由於康心之家聚集了於右任、邵力子、張季鸞、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會賢達，周恩來有時會前往拜訪，還曾借地作過統戰報告。共產黨人董必武、吳玉章等則經常向康心之尋求經濟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們都會帶些宣傳資料，如康心之在家，他們總能拿回一張數字體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則坐等片刻後留下資料離開。「當時敢和共產黨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國雄認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執掌「美豐銀行」和眾多實業的康心如，為共產黨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戰期間，因棉花、棉紗、棉布緊缺，國民政府財政部專門成立了「花紗布管制局」，禁止這些戰略物資的自由買賣，並對流通做嚴格限制。康心如通過「美豐」投資的企業生產、進口了一批「花紗布」和藥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後，康家將這批物資全部捐給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運送時裝了滿滿八輛卡車。然而由於沒有「管制局」許可證，八路軍的車隊根本無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製品運到延安，事實上，八路軍的卡車還未駛離重慶即被「軍統局」的檢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國民黨內的關係，人情、金條並用地買通了軍事委員會輜重汽車團，最後將這些東西偽裝成國民黨物資順利運抵延安。此外，當時很多銀行對於匯往延安的款項都有數額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豐」不設上限，因此「美豐」就成了抗戰時期共產黨向延安匯款的首選通道。

　　周恩來說本應該保留美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康心如覺得他嚮往的美好就要實現了。

　　此前幾年間，由於國民政府的「金圓券」、「銀元券」改革，「美豐」被折磨得元氣大傷，至1950年4月，「美豐」已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維持經營，因而被迫停業。不過考慮到「美豐」投資的60多家企業尚在，康心如決定向人民銀行重慶市分行貸款周轉，以助「美豐」復業。

　　由於兄長康心孚的關係，康心如和兩個弟弟康心之、康心遠後來深得國民黨人信賴。抗戰年間，於右任、邵力子等國民黨要員不僅是康心如家的常客，而且曾長期住在康國雄的三叔康心之家。1949年，蔣介石在撤離大陸前曾路經重慶，為確保蔣介石的安全，重慶市長楊森更是特意徵用康心如的汽車和司機為蔣介石服務。

　　雖與國民黨淵源深厚，康氏昆仲卻對共產黨有著更美好的嚮往，並曾為共產黨提供了不少幫助。康心遠的太太王棣華在天津讀書時與鄧穎超是同學好友，因為這層關係，康心遠曾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捐贈過一批傢俱。由於康心之家聚集了於右任、邵力子、張季鸞、屈武等政界要人和社會賢達，周恩來有時會前往拜訪，還曾借地作過統戰報告。共產黨人董必武、吳玉章等則經常向康心之尋求經濟支援。每次到康心之家，他們都會帶些宣傳資料，如康心之在家，他們總能拿回一張數字體面的支票，如遇不到，則坐等片刻後留下資料離開。「當時敢和共產黨打交道的人不多」，康國雄認為「大概也只有康家敢接待。」

　　執掌「美豐銀行」和眾多實業的康心如，為共產黨做的工作就更多。抗戰期間，因棉花、棉紗、棉布緊缺，國民政府財政部專門成立了「花紗布管制局」，禁止這些戰略物資的自由買賣，並對流通做嚴格限制。康心如通過「美豐」投資的企業生產、進口了一批「花紗布」和藥品，在得知延安急需後，康家將這批物資全部捐給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運送時裝了滿滿八輛卡車。然而由於沒有「管制局」許可證，八路軍的車隊根本無法把如此大量的被管製品運到延安，事實上，八路軍的卡車還未駛離重慶即被「軍統局」的檢查站扣留。康氏兄弟又借助國民黨內的關係，人情、金條並用地買通了軍事委員會輜重汽車團，最後將這些東西偽裝成國民黨物資順利運抵延安。此外，當時很多銀行對於匯往延安的款項都有數額限制，只有康心如的「美豐」不設上限，因此「美豐」就成了抗戰時期共產黨向延安匯款的首選通道。

　　周恩來說本應該保留美豐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康心如覺得他嚮往的美好就要實現了。

　　此前幾年間，由於國民政府的「金圓券」、「銀元券」改革，「美豐」被折磨得元氣大傷，至1950年4月，「美豐」已沒有足夠的流動資金維持經營，因而被迫停業。不過考慮到「美豐」投資的60多家企業尚在，康心如決定向人民銀行重慶市分行貸款周轉，以助「美豐」復業。

　　三次申請報告音空信渺，康心如對「美豐」的未來不抱期望了。關於人民銀行為何不向「美豐」提供貸款，康國雄聽到過兩個故事。一是早年間，「美豐」曾有位職員拿了銀行的幾百大洋投往延安，共產黨建政後，這位職員成了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的主要領導。「美豐的老人們和我談過這事」，康國雄回憶，「他們說如果重慶人民銀行不是由他管，或許事情會好辦些。」另一則是從三叔康心之處聽來的。1950年，康心之應周恩來之邀來到北京，周恩來曾於家中宴請康心之，並在談到「美豐」時說，「我們當初認為，四川應該保留美豐」，然後又對身旁的鄧穎超感歎，「解放西南的時候，我們八路軍辦事處的人沒來得及跟到重慶!」

　　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康心如被劃為「右派」;文革期間，康國雄身不由己地成了「蔣介石的乾兒子」，而康心遠、康心之和康心如弟兄也相繼含冤去世。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康心如唯一的願望就是為康國雄澄清問題。為此，康心如曾給好友章士釗、邵力子，以及曾任國民黨「軍統局」少將處長、後來起義投共的沈醉等知情人寫信，希望他們為康國雄作證。之所以找到沈醉，是因為沈醉在其撰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書中提到，「蔣介石和宋美齡帶著康心之的小孩在黃山馬路上散步」，只是將「小孩」的父親錯記作康心之。然而在沈醉回信後，由於章士釗認為「沈醉以前是特務頭子，轉他的信不合適」，康心如最終沒有採用沈醉的證明。邵力子的證明信是康國雄登門拜請來的，離開邵宅時，康國雄記得邵夫人送出了一句「不要翹尾巴」，令他長久琢磨。

　　證明信最後被轉呈給周恩來，沒有下文。

　　又幾十年，白雲蒼狗，康心如、康國雄父子早已獲得平反，只是當年曾陪少年等軍官的花園別墅和亮著暗燈的豪宅，在經歷了借占、索買之後，已被盡皆毀去。令康國雄感到莫大慰藉的是，2002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給了康心如一個蓋棺論定的評價，書中說「對大後方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南方局也從多方面對他們開展工作。……重慶的康心如……等，都成了共產黨的朋友。」

蔣介石乾兒子康國雄

　　「共產黨的黨史寫出我爸爸是共產黨的朋友」，年已耄耋的康國雄把《黨史》遞過來，「你看，被稱為朋友的沒有幾個。」在寫有康心如名字的那一頁，書脊已被翻裂。

　　人物簡介

　　康國雄，男，1929年9月生，民國著名民族企業家、金融家康心如之子。1951年從重慶巴蜀中學畢業，考入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系，1955年畢業後分配到北京機械學院任教。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因所謂「蔣介石的乾兒子」罪名遭受審查和打擊。改革開放後，參與創辦北京朝陽區職工大學，任系主任、副教授。後兼北京黃埔大學副校長。20世紀80年代中期，康國雄隻身闖香港，打拼一片新天地。1987年赴香港定居。1991年因病返回北京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