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立強化殖民文藝的統治機構和御用文藝組織

　　在充分地認識到文藝工作在宣傳教化民眾等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之後，日本侵略者特別強化了對偽滿文藝創作活動的操縱與管理，政府文藝管理機構多次進行調整，各種文藝組織也幾經變化，對文藝界人士及其創作的控制也隨之愈發緊密，力圖實現對偽滿文藝的高度統制。

　　在日本殖民統治東北的初期和中期，偽國務院弘報處作為主要的專職機構，全力執行對偽滿文藝工作的監督與管理，偽治安部、偽民生部、偽司法部以及協和會等部門也承擔了其中的一部分職責。偽弘報處的前身為成立於1932年的偽資政局弘法處，其任務主要為推行殖民思想文化，「宣傳建國並施政之精神」，對東北人民進行「國策文藝」的欺騙宣傳，「涵養民力，善導民心」。[2] 1933年底，日本侵略者廢除了偽資政局，將實行文藝統轄工作的權限交給了新成立的偽總務廳情報處。到了1937年，為了全面強化日本人對偽政權的直接控制，偽滿政府機構內進行大調整，日本侵略者又將偽情報處擴大為偽弘報處，使之成為偽滿後期最終掌握殖民文藝統轄大權的政府行政管理機構。 

　　由於偽滿分管文藝的部門眾多，權力分散，彼此之間配合有時難免不夠默契，對文藝工作缺乏統一的全盤的籌劃與考慮，不利於日本侵略者對偽滿文藝的全面操縱。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日本侵略者決定將由其它部門所負責的文藝統轄事項均一併移交給偽弘報處，由偽弘報處負責集中統一管理。1940年12月5日，日本殖民當局將偽治安部所管對電影、報紙、出版的審查，偽民生部文化科對文藝、美術、音樂、戲劇等文藝部門的審查與管理，統統交由偽弘報處處理。[3] 至1941年1月，偽弘報處成為偽滿傀儡政府中唯一負責所有文藝項目統轄工作的部門，其職權之廣泛，包括有：（1）關於輿論的指導事項；（2）關於文藝、美術、音樂、演劇、電影、唱片及圖書等的普及事項；（3）關於重要政策的發表事項；（4）關於弘報機關的指導監督事項；（5）關於宣傳資材的統制事項；（6）關於出版物、電影、唱片及其他宣傳品的管理事項；（7）關於廣播事項及報道通信的指導管理事項；（8）關於情報事項；（9）關於其他對內外宣傳事項。[4] 

　　為了推動殖民主義文藝的順利開展，日本侵略當局將原本處於分散狀態的文藝界人士組織集中起來，拼湊了各種名目的文藝團體，加強對偽滿中國文人的控制；同時讓大量的「日」系文人也加入到其中，掌握了各文藝協會的實權，以強化偽滿的「國策」文藝創作活動。 

　　1933年，由偽國務總理大臣鄭孝胥任會長的「滿日文化協會」成立，實權掌握在副會長日本人岡部長景手裡。該會匯聚了一大批甘願賣國的漢奸文人，為日本侵略者殖民統治東北唱讚歌。1936年6月30日成立的「滿洲文話會」，由在東北的日本文化人組成，同樣進行各種殖民文藝的創作宣傳活動。1941年，日偽當局頒布了《藝文指導要綱》，確定了旨在徹底加強對文藝工作實行集中統制的方針，原有的這些鬆散半官方性質的文藝團體，顯然已經不能夠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於是便被解散。日本侵略者著手組建新的隸屬於偽弘報處的各御用官方文藝團體，要把「文學、音樂、美術、演劇各部門之專門家，分別組織鞏固之團體」，在此基礎上「組織滿洲文藝聯盟」，並由「政府直接指導各團體」。[5] 

　　在偽弘報處的授意下，1941年7月5日，「滿洲劇團協會」成立大會得以順利召開，與會人員「贊成」通過了由偽弘報處一手擬定的《滿洲劇團協會綱要》。7月27日，偽弘報處再次組織召集會議，成立了主要由文學界人士組成的「滿洲文藝家協會」，同樣走過場式地通過了由偽弘報處事先準備好的《滿洲文藝家協會綱要》，宣稱設立該會的宗旨為「創造以建國精神為基調的作品，使我國文藝興旺發達，達到使國民精神昂揚向上的目的」。[6]緊接著，8月10日滿洲樂團協會，8月17日滿洲美術家協會成立大會也相繼召開。至此經過前期的一系列準備工作，日本殖民當局覺得成立統一的文藝聯盟的時機已經完全成熟。 

　　1941年8月25日，偽弘報處在偽都「新京」召集以上4個文藝協會的負責人及各地文藝界人士的代表，共40餘人開會，在會上正式成立了由這4個文藝協會加入組成的「滿洲文藝聯盟」。此後，組建其他各類御用文藝團體的活動，仍然在按計畫有序地進行著。同年12月7日「滿洲書道家協會」，12月21日「滿洲寫真家協會」等各種文藝組織也陸續成立，並隨之先後加入了「滿洲文藝聯盟」。 

　　「滿洲文藝聯盟」屬於典型的地道的殖民主義御用文藝團體，這其中除書道家協會外，其他各文藝協會的委員長、事務局長都由日本文藝界人士來擔任，甚至不少協會的會員也大多數為日本人，足見日本帝國主義對偽滿文藝界控制的程度之深。各文藝協會均下設有處理本協會內各種實際事務的事務局，偽弘報處就是通過它，來實現對下屬各協會以及文藝界人士的直接掌控，使偽滿的文藝能夠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東北服務。
二、親近日本排斥中國的文藝統治方針 

　　日本侵略者利用它們手中侵掠而來的殖民統治權力，大肆打擊東北原有的中國文化，將為數眾多的日本文藝作品強行輸入到偽滿，妄圖使東北的文藝去中國化而貼近日本，使得東北的文化遭到了極大的摧殘與破壞。日本帝國主義希望以此來使東北人民永遠忘掉自己原本已經擁有不容改變的國家、民族意識，以及傳統的價值觀念，而接受日本特別是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文化。 

　　日本帝國主義全面禁絕任何有損日本和偽滿形象，不利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文藝作品，不使它們的思想內容流傳到東北民眾當中去。不僅那些帶有中國國家民族觀念的作品首當其衝地被禁止，並且凡是具有進步思想的作品也一律難逃厄運。其目的顯然在於使東北人民永遠處於蒙昧狀態，絕對服從於日本法西斯和偽滿傀儡皇帝的殖民專制統治。 

　　首先，對於那些已經出版，帶有明顯中國色彩，啟迪人們心靈的文藝作品，採取直接銷毀的方式。據偽文教部統計，僅在1932年3月至7月，日本侵略者就焚燒各類書籍達650多萬冊。[7] 

　　其次，嚴格審查制度，禁止各種進步、愛國的文藝作品出版發行。日本帝國主義設立了官方文藝審查機構，對偽滿文藝界人士創作的所 有文藝作品，都要逐一進行檢查。這種檢查可以說是到了肆意挑剔登峰造極的地步，凡是他們認為有一點兒小毛病的作品就要被查禁。從1935年至1938年，日本殖民者禁止發行的各類報刊就達9760份，書籍3508冊。[6] 電影也是日本侵略者查禁文藝作品的大頭。僅在1936年一年的時間裡，因日偽文藝當局審查不合格而遭禁演的影片就有178部。 

　　再次，嚴禁任何具有妨礙日本殖民統治思想內容的文藝作品輸入到東北。為了不使來自偽滿境外的「違禁」作品進入到東北人民的視野當中，日本殖民當局對進口到東北的文藝作品，全部施行檢查，稍不如意者就要禁止輸入，這其中尤以對來自中國關內的文藝作品審查最甚。如在1939年以「不利於治安」為理由而禁止發行的743種境外出版物當中，來自中國關內的出版物佔到了第一位，達488種之多。[6]同年禁演的境外影片43部當中，也以來自中國關內的影片最多，為18部。日本帝國主義想要以此來逐步斷絕中國東北與關內的血肉文化聯繫。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美、英等與日本交戰國家的出版物，也被當作「敵性讀物」，而禁止輸入發行了。 

　　日本侵略者在對東北的中國文化普遍予以摧殘的同時，對於其他國家所沒有而為中國所獨有的傳統文藝形式，更是特別予以「關照」。戲曲作為中國傳統藝術的代表，自然成為日本殖民者重點打擊的對象。傳統戲曲必須要改變以往多年來形成的創作思維和演出內容，按照統治當局的思想與立場去編演新劇目，才能被允許繼續生存下去，否則就不准許它演出，讓其消亡。以京劇為例，因為是中國第一大劇種，在群眾中的影響最大，深受群眾所喜愛，日本殖民者特意將它挑選出來，利用京劇作為達到他們罪惡目的的工具，「政府更想利用它在宣傳教化方面，所以極力維護和提倡」。因此，日本侵略者對京劇採取了所謂「扶植」的政策，把傳統的劇目取消，而去編演經過日偽當局嚴格審查，「更將出演的劇本，逐一檢查」，充斥著濃厚的殖民主義文化色彩的新編劇目，「若想使舊劇（指京劇）的藝術在滿洲振興起來，就必須有一種新立場的舊劇產生，即合於現在滿洲國情的舊劇充分地活動在舞台上」。[8]在偽弘報處的大力提倡和直接插手下，1939年污蔑我東北抗日武裝，頌揚日偽軍政當局的新編京劇《全詔記》、《節孝全》，在偽滿各地隆重上演，成為當時轟動文藝界的一件大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之下，中國傳統的戲曲幾乎陷入瀕於淪亡的境地。 

　　日本殖民者一方面極力清除東北固有的中華文化，另一方面卻大量輸入日本文藝作品，「所謂日滿文化交流」，「就是輸入日本文化」，[9]妄想以日本法西斯的文藝作品來佔領東北的文化陣地，取代中國的民族文藝。1936年，日本向偽滿強制輸入各種書籍有58.7萬餘冊，1938年就突破1000餘萬冊大關，到了1941年，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3440萬餘冊。當時在東北的各個圖書館裡，都被迫收藏有為數不少的日本進口書籍，日文書籍儼然成為館藏圖書的主角。1936年偽滿輸入的日本電影為154部，1938年即達到了驚人的1630部。[10]其他如音樂、美術、戲劇等各種形式的日本文藝作品，也都在數量上超過了同類的中國作品。 

　　日本帝國主義雖然能夠採取殖民強制手段，使偽滿的文藝界到處都充斥著日本的文藝作品，卻難以做到讓這些作品佔據東北人民的心靈世界。東北一些愛國、進步的文藝界人士，利用各種文藝形式，巧妙隱晦地創作出反抗日本侵略統治的文藝作品，反對日本殖民者文藝統制政策的鬥爭一刻也沒有停止過。迫於當時的嚴酷環境，在東北的中國作家不可能直接去創作出公開的反日題材作品，而是更多採用暗喻的手法，通過對偽滿社會人民苦難生活的描寫，曲折地反映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人民的侵略和壓迫，因此而喚醒起人民的反抗意識。 

　　日本帝國主義嚴酷鎮壓東北人民愛國抗日的文藝鬥爭。在偽滿警務部門裡設有眾多的文藝警察，專司文藝偵察工作，嚴密監視文藝界人士的思想動態以及社會活動，掌握他們的創作意圖。一旦發現有「不良」傾向的文藝界人士，立刻加以殘酷的鎮壓，即使是對傳播瀏覽者也不放過。日本侵略者多次製造跟文藝界有關的大慘案，影響較大的有1936年發生的《黑龍江民報》事件、《大北新報畫刊》事件，1937年的哈爾濱口琴社事件，1941年發生的「一二·三○」讀書會事件等。在整個日本統治的14年間，東北文藝界的上空始終籠罩著一層揮之不去的恐怖的陰雲。 

　　與在偽滿的中國文人備受壓制和打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眾多的日本文藝界人士卻相繼進入到東北。這些人遍及於小說、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等各個文藝領域，僅「滿洲文話會」一個組織就有日本作家400餘人。他們掌握控制了偽滿文藝界的創作活動，對東北人民肆意進行文化侵略，成為偽滿「國策文藝」創作的骨幹力量。
三、明確出台各種殖民主義文藝法規和綱領 

　　日本殖民者清楚地認識到，輸入到東北的日本文藝作品雖多，也畢竟是舶來品，不能從根本上征服民心，要想使殖民思想文化的毒素更容易地被東北人民所接受，更重要的是還必須得創造出切合日本殖民統治實際，符合偽滿當地情形的「國策文藝」作品。為此，日本侵略者制定出台了各種文藝法規和綱領，將偽滿文藝緊緊地限定在殖民主義文藝的範疇之內，創造出屬於偽滿自身的殖民地化的文藝作品。 

　　1932年10月偽滿傀儡政府成立後不久，即頒布了《出版法》，以殖民主義法規的形式，規定了偽滿文藝界人士不得創作出版發行任何反「滿」抗日題材的出版物。其中明確禁止了8種「不准揭載」描寫出版的情況，文藝作品中如出現有「不法變革國家組織法大綱或危害國家存在之基礎」，「惑亂民心」，「煽動犯罪」等內容，[11]出版社一律不准出版，已出版者也要嚴加取締。總而言之，凡是宣傳人們不承認日偽統治的合法性，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出版物，都是不被日本帝國主義所允許的。 

　　1937年3月，根據偽滿第41號法令《滿洲國圖書株式會社法》，由日本人直接掌控的滿洲圖書株式會社成立，主要出版發行供各級各類學校奴化教育教學所用的全部教科書，和用以「指導國民思想」的普通圖書。作為偽滿唯一的圖書出版社，日本侵略者壟斷控制了偽滿的一切圖書出版發行事業。 

　　在所有的文藝種類當中，電影以其通俗易懂，受眾廣泛，適合於各階層不同文化素質的人群，深受日本殖民者所青睞，將它作為宣傳「啟發」教化民眾最重要的手段，「電影在宣傳、慰安、告知、啟發、指導上所佔的地位，要高出任何一個部門。」[12]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帝國主義特別加強了對電影的統制。1934年，日偽當局頒布了《電影片取締規則施行細則》,明確嚴禁有不敬傀儡皇帝，揭示偽政權的反動實質，「褻瀆帝室尊嚴」，「有損於國家或官方的威信」；暴露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虛偽宣傳之下被掩蓋的社會真相，「違反王道主義」，「違反民族協和的宗旨」；反對日本侵略者對東北人民的經濟搜刮政策，「有擾亂經濟秩序的可能」；不承認偽滿殖民法規，要求人們不為日本殖民統治出力，「蔑視法律及其他國民義務」；指明人民要奮起抗爭，「包含紊亂政治秩序或打破社會根本規則的思想」，「有表示團體的鬥爭或助長社會紛擾之可能」，「表示攻擊國家機關或公共機關」[13]等情節內容的影片攝製出品。 

　　上述法規的頒布和實行，使得偽滿「國策文藝」的創作有了一定程度的進展，但從總體上來看，由於偽滿的許多中國文人出於自發的民族感情，對「國策文藝」的創作並不感興趣，使得「國策文藝」遠沒有達到日本侵略者所設想的效果。日本帝國主義也不得不承認，較之對東北的經濟掠奪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相比，「文藝之發展，較諸產業、經濟、交通等其他部門，尚在水準以下之跛行狀態。」日本侵略者將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歸結為文藝界人士對於偽滿「建國精神」理念的認識不夠，「觀念錯誤混淆，以致有害文化之健全發展」。[5]為了從根本上推動「國策文藝」的發展，日本帝國主義決定制定一個整體性的文藝統制綱領，全面「指導」偽滿各個文藝部門的創作，在東北徹底實行殖民主義文藝專制統治，「茲擬確定文藝指導方針，施行育成指導……而普及於全國，以期精神的建設與物質的建設工作，相輔而行。」[14] 

　　1941年3月23日，在偽弘報處的精心策劃下，召開了「文藝關係者墾談會」，邀集150名偽滿文藝界人士與會，在會上正式拋出了綱領性的文件《藝文指導要綱》。日本侵略者所說的「藝文」，包括文藝、美術、音樂、演藝、電影、攝影等項。《要綱》共包含有趣旨、藝文之特質、藝文團體組織之確定、藝文之促進活動、藝文教育及研究機關五大部分。其核心思想是確定偽滿的「藝文」要「以建國精神為基礎，是為八紘一宇精神之美的顯現」，將日本想要征服整個世界的軍國主義文化具體體現到偽滿，就是要東北人民樹立起擁護日本殖民統治，效忠偽政權的奴才思想。要想實現這一目標，就要把「世界第一等」的日本「藝文」移植到中國東北來，「以日本藝文為經，原住民族固有之藝文為緯，取世界藝文之粹，而造成渾然獨特之藝文」，形成以日本法西斯思想文化為核心，結合偽滿本地實際情況的新型的殖民地文藝，為「實現日滿一德一心、民族協和、王道樂土、道義世界為理想的天皇的聖意」而存在。[5]《要綱》並號召偽滿的文藝界人士「必須發揮其高度的熱心毅力，自覺其國家的重大使命，各盡所長，努力前進」，「共舉建國興亞之大業焉」，[14]積極地投身於「國策文藝」的創作之中。 

　　《藝文指導要綱》頒布以後，偽滿的文藝創作活動完全被納入到了日本帝國主義「官制文化」的軌道。偽滿的文藝界人士基本上只能創作跟日本殖民統治東北方針政策緊密相聯的「國策文藝」作品，不僅隱含民主進步、愛國思想的文藝作品的創作出版比以前更加艱難，被壓縮到了很小的空間，就連那些與政治無涉，與時局無關的生活消閒類普通文藝作品發表的機會也大不如從前。身處這樣的環境，一些作家即使不想創作殖民文藝作品也很難做到。「滿洲文藝家協會」就組織該協會內的會員作家，動員他們寫歌頌「大東亞聖戰」的「獻納詩」。作家如果堅持不寫，就會不可避免地受到迫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日本殖民當局大規模地組織各方面的文藝界人士，參加報道隊，深入到工廠、農村、部隊、開拓團等地方，描寫報道基層的生活，胡編亂造所謂偽滿洲國人們的「奮進」精神，以及偽滿國家「欣欣向榮」的氣象，作為「聖戰」精神來欺騙東北人民為日本的侵略政策效力。在這種氛圍的渲染下，產生了一些有份量的殖民地文藝作品，內容不外乎為吹捧日本的戰爭行為，美化在日偽統治之下的殖民地社會現實，惡毒攻擊污蔑我抗日武裝。在文學創作上，有山田清三郎《建國列傳》、神戶悌《縣城》、北村謙次郎《春聯》等臭名昭著的殖民文學作品，以及眾多的「開拓文學」作品。電影製作上產生了《黃河》、《大地逢春》、《碧血艷影》等著名的反動影片。其他的文藝領域亦莫不如此。日本的音樂家經常與偽滿的音樂界人士在一起，舉行「國策音樂」的演出。偽滿各地經常舉辦「關東軍報道隊展」、「開拓團勤勞奉仕報道展」等「報道美術」作品展，展出「國策美術」作品。一時間，偽滿文藝界殖民主義文藝創作空前猖獗。 

　　通過實施殖民文藝統制政策，日本侵略者掌握與操控了偽滿文藝界的主導權，但卻根本無法實現他們利用殖民文藝同化東北人民的險惡用心。面對日本侵略者血腥鎮壓東北人民，瘋狂掠奪東北人民，將東北人民置於奴隸的境地等活生生的現實，又有多少中國人會去真正相信「國策文藝」那些與事實截然相反的虛假宣傳。等到「八·一五」光復以後，「國策文藝」也就終結了它的歷史使命，留給後人的只有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人民犯下的又一嚴重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