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革命以來，蘇聯已經提供軍事訓練和教育學習的機會給中國及遠東其他國家革命黨人。後來，蘇聯把幾個訓練學校合併，組成東方勞動者大學。1925年，蘇共決定單獨成立中山大學，專收中國留學生。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偕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參與下，甄選中山大學學生，國共兩黨各自推薦若干學生作為中山大學第一屆學生。

　　經國與幾位朋友決定申請，他要求吳稚暉推薦。吳稚暉問他為什麼想遠適異國，經國答說為了革命。吳大笑：「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嗎?」經國表示不怕。吳稚暉告訴他：「革命不是這麼簡單的，你再去考慮一下。」兩星期之後，經國又找吳稚暉，表示依然決心要去莫斯科。吳說：「你去試試也好，青年人多嘗試一次，都是好的。」不到一年的時間，吳稚暉成為國民黨內反共最有力的「西山會議派」主要成員，促成國民黨清共、與莫斯科決裂。但是，1925年夏天政治界、知識界的氣氛，與數個月之後的狀況大為不同。吳稚暉並未勸阻蔣介石的兒子留學莫斯科，也沒有提醒他共產主義的可怕。

　　國民黨內的領導階層也發生劇變。8月20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時，槍手衝進會場，狙殺左翼領袖廖仲愷。保守派涉嫌買兇。蔣介石領導一個三人委員會調查這樁政治暗殺事件。右翼領袖胡漢民雖然未被控涉入本案，卻被迫辭職。廖死、胡走，蔣介石不僅成為革命軍的高級軍事領導人，也是黨內除汪精衛之外的政治強人。國民黨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似乎為了表態左傾，指派周恩來遞補廖仲愷的政治部主任職位。廣州許多支持國民黨的大地主、產業家、富商、保守派知識分子大為震撼;許多人收拾行囊，避往上海和北京。

　　中國的政局因而益加混亂複雜，角色劇碼倍增。現在有了支持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左派;強烈反對聯俄容共的國民黨右派;奉莫斯科之命行事的中國共產黨;還有部分蘇共及中共黨員，則認為與國民黨結盟之後將有大禍;投身與國民革命軍合作(換言之，與蔣介石合作)的蘇聯顧問;馮玉祥之類的軍閥，接受俄援、懸掛國民黨青天白日旗;也有與日本合作的軍閥張作霖、吳佩孚;還有盤踞寧波、奉化之類的各省、各地軍閥，他們通常有如牆頭草，誰勢力大，就表面上奉誰為正朔;更有一些激進派軍人，得到日本護翼，在東北割據一方。蘇聯在這場亂局中，許多利益亦不時互有衝突，譬如說，它既希望中國統一可以共同抗拒帝國主義者;又希望中國能出現布爾什維克革命;還希望避免刺激日本：更希望能在東北擴張蘇聯經濟利益。相形之下，西方列強對蘇聯、日本、中國共產黨及左翼當家的中國國民黨，也全都心存忌憚。

　　蔣介石並不相信共產黨人，不過他本來就不信賴太多人。雖然基於傳統價值，他傾向於排斥階級鬥爭等共產主義的極端主張，其實他最困擾的倒不是共產黨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嚴苛的政治動態——中國共產黨雖然與國民黨結盟，卻是政治上一股新興勢力與敵對組織。共產黨也跟國民黨目標一樣，不僅想恢復中國的統一和尊嚴，也想本身一手掌控權力。最讓他不安的是，中共受到北方強鄰蘇聯的支持。

　　蔣介石在1925年夏天並沒有打算讓國民黨把共產黨廓清。也沒有計畫與蘇聯決裂。同理，斯大林此時對國民黨的政策，只是理論上不同調，行動上並未另有陰謀。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蔣介石和國民黨都是「民族小資產階級」，把他們視為最終的階級敵人。然而，1924年之後改造的新國民黨，卻明明白白是個獨特的資產階級政黨，它明顯由親蘇的左翼領導人主導。畢竟其組織架構及意識形態均由莫斯科方面設計、修訂。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人士，互稱「同志」。中共和蘇共都認為，共產黨員最後極有可能掌控住國民黨的領導機器，國民黨右翼人士將會分裂出去。孫中山日益親蘇，死前強烈流露列寧主義立場，益使他們認為這種可能性極大。對於蔣介石，他們可就不敢這麼篤定，但是1925年夏天的蔣介石，似乎仍是蘇聯的好朋友，也是堅定的左翼人士。蔣介石不是和鮑羅廷、布魯徹合作愉快嗎?他不是公開讚揚蘇聯共產黨嗎?他不是才委派周恩來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他不是即將要送兒子到莫斯科留學嗎?

　　甚且，在歷史的這一刻，斯大林的主要目標是推動中國統一，讓中國反帝國主義，與蘇聯親善，並作為對付英、日的緩衝。由於以中共為首領導統一中國的可能性還未確定，與勢力強大、日益左傾的國民黨合作，似乎是莫斯科達成目標的可行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