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不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還是一位大刀闊斧的改革家，宋仁宗時的「慶歷新政」就是他首倡的，不僅如此，老范在戍邊過程中，軍事上也多有建樹，最終使雄心勃勃的西夏人在邊境上終無所作為，使宋夏恢復了和談，危如卵翼的西北局勢得以轉危為安，為大宋子民和平安寧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突出貢獻。後代的大儒在論及宋朝人物時，多以范仲淹為第一。

　　今人知道范仲淹，緣於他給後人留下的千古傳誦的名篇《岳陽樓記》，以及其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為一個北宋時期的官僚代表，能有這樣深刻的憂國憂民思想，實在是難得，簡直可以媲美國人今天掛在口頭上的「為人民服務」了。即使是這樣一個在中國歷史上做出過突出貢獻的人物，其生前死後，也多遭人毀譽，有關范仲淹的這段公案出現在北宋梅堯臣所作的《碧雲瑕》一書中。

　　文中的范仲淹與我們熟知的那個為政清廉，剛直不阿，體恤民情，力主改革的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判若兩人，原文這樣寫道：范仲淹喜歡結交群小，這些人為其搖旗吶喊，又善於籠絡一些小有名氣的人為其羽翼，故而聲譽日隆，在其結黨營私下，一步步走上了政治權力的中心，官拜參知政事(即宋朝宰相)。宋仁宗即位後，對於手下大臣非常熟悉，也知道范仲淹並沒有多大本事，頗有些瞧不起他。為了考察范仲淹的能力，皇帝親自給他下了一個套，私下裡讓其面贈治國方略，看看他究竟有無真才實學。范仲淹以策論進獻皇帝，果然言之空洞，一無所長。皇帝御覽之後，冷笑數聲「不過老生常談，官樣文章而已」。於是下令范仲淹把中樞位置讓出來，把他貶謫到河東任陝西宣撫使，此後多年不曾起用，其先後輾轉鄧、青、杭三州任地方官，范仲淹在地方任職期間，專事野遊(古代驢友)，不務正業，其執政方略實在荒謬可笑。之所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是因為他自認為做了國務院總理(執政)以後，皇帝討厭他平日做派，所以不再招攬群小，籠絡名士，沒有了這些人的鼓噪吶喊和想辦法出主意，其不學無術的醜惡行徑得以完全暴露出來。

　　文中的范仲淹與我們熟知的那個為政清廉，剛直不阿，體恤民情，力主改革的北宋時期著名的政治人物判若兩人，原文這樣寫道：范仲淹喜歡結交群小，這些人為其搖旗吶喊，又善於籠絡一些小有名氣的人為其羽翼，故而聲譽日隆，在其結黨營私下，一步步走上了政治權力的中心，官拜參知政事(即宋朝宰相)。宋仁宗即位後，對於手下大臣非常熟悉，也知道范仲淹並沒有多大本事，頗有些瞧不起他。為了考察范仲淹的能力，皇帝親自給他下了一個套，私下裡讓其面贈治國方略，看看他究竟有無真才實學。范仲淹以策論進獻皇帝，果然言之空洞，一無所長。皇帝御覽之後，冷笑數聲「不過老生常談，官樣文章而已」。於是下令范仲淹把中樞位置讓出來，把他貶謫到河東任陝西宣撫使，此後多年不曾起用，其先後輾轉鄧、青、杭三州任地方官，范仲淹在地方任職期間，專事野遊(古代驢友)，不務正業，其執政方略實在荒謬可笑。之所以落魄到如此地步，是因為他自認為做了國務院總理(執政)以後，皇帝討厭他平日做派，所以不再招攬群小，籠絡名士，沒有了這些人的鼓噪吶喊和想辦法出主意，其不學無術的醜惡行徑得以完全暴露出來。

　　說實話，習慣了青史上范老的正人君子形象，猛然看到這段文字，著實讓人吃驚不小，不會吧?老范同志竟然在當時同為名臣、詩人、文學家的梅堯臣眼裡會是這樣一個猥瑣不堪、不學無術的官場混混，這還是我們所熟知的那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居廟堂之高則為治世之能臣的範文正公嗎?俗話說，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臉，在《碧雲瑕》這本宋人筆記裡還有更猛的暴料，說范仲淹少年時代家庭非常貧困，為了擺脫困境，頗有心計的小范結交了當時財大氣粗的官員范仲尹並自命為其族弟，互為援手。范仲淹在及弟中舉之前，本名朱說，自此改朱為范。後來做了諫官，因攻擊當時朝廷的重臣呂許公而獲罪，范仲尹也遭到貶逐。范仲尹因為在宰相衙門探聽消息，私下透露給范仲淹，因此手握重權的呂許公將其貶為最低職級官員，仲尹自此家道中落。此人原本非常富有，但已經被范仲淹揮霍無度給糟蹋光了，自范仲尹貧窮後，范仲淹再無接濟之心。

　　梅堯臣何許人也?竟然對范仲淹如此鄙薄，像這樣觸目驚心的攻訐之詞竟然堂而皇之的流傳於世上，且範文正公的後代們也不以為忤，要知道老范了得，他的兒子更不是孬種，老范的兒子范純仁後來也做過當朝宰相。梅堯臣，字聖俞，人稱宛陵先生，北宋著名詩人。與范仲淹生活在同一時代，但二人並沒有同朝為官，梅堯臣一直做的是主簿、縣令等低級官職，直到50歲時才被宋仁宗賜為同進士，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職三品，相當於現在的部委副部長)，並參與編撰《新唐書》，此人為人誠厚，為官清廉且親民惠民，在地方任職期間很有政績，其詩詞創作亦具有極高聲望。梅堯臣入值中央時，范仲淹已經因新政失敗而被免職貶入基層任市長一級官員。按照梅堯臣人品與行事風格，似乎不該與范仲淹這位在朝在野都有極高聲望的名臣發生齟齬，更有可能的是兩人應該惺惺相惜才對。

　　難道事出有因?果然，《碧雲瑕》一書流傳在世面上時，宋人王(至)就曾經為梅堯臣和范仲淹打抱不平過，王認為此書是當時無良讀書人魏泰偽作，這個叫做魏泰的讀書人，從小喜歡鬥勇逞強，曾經在考試時因對考官不滿，拳腳相向，差點把監考的老師給打死，按照大宋律法，此人終身不得被錄用。但這個人喜歡博覽群書，很是有些小聰明，善於用歪點子故而「邪才橫溢」，尤喜歡偽托當時名人作書(此人和當今借名人作偽書的三流作家們行徑如出一轍)，曾經假借武人張師正之名作《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等，所以王(至)認為《碧雲瑕》一書為魏泰偽作，魏泰以個人的喜怒而誣蔑陷害前賢，假名梅堯臣，毀及范仲淹，因此天下人皆不服也。王(至)還認為，當時的范仲淹與歐陽修以及梅堯臣(梅是歐陽修推薦給仁宗的)同為朝廷效力，政見雖不同，但並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友誼和交往，然梅堯臣之後，其子孫再無做官者，似乎是因為與范仲淹政見不同而導致梅的洩私憤，所以魏泰借假梅堯臣而欺世盜名也。

　　不過這種說法很快就受到了宋徽宗時代的文人邵博質疑，邵博在他那本後世流傳甚廣的《邵氏聞見錄》中說，王(至)的出發點是好的，假如此書真是魏泰所作，那麼范公可以免受不白之冤，而梅堯臣也可以不失為君子。但是因為梅堯臣很早就認識范仲淹和歐陽修以及文彥博等人，並且當時的社會影響力不相上下，唯獨梅一直沒有發跡，不能排除他沒有怨恨之意，我這裡有詩為證，梅在范仲淹死後所寫的那首《聞范公訃詩》中寫道：「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眾人俱。」邵氏接著寫道：「夫為郡而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佞，豈所以論范仲淹?堯臣之意真有所不足邪!」，邵氏言之鑿鑿此《碧雲瑕》一書就是梅堯臣所作。

　　不過這種說法很快就受到了宋徽宗時代的文人邵博質疑，邵博在他那本後世流傳甚廣的《邵氏聞見錄》中說，王(至)的出發點是好的，假如此書真是魏泰所作，那麼范公可以免受不白之冤，而梅堯臣也可以不失為君子。但是因為梅堯臣很早就認識范仲淹和歐陽修以及文彥博等人，並且當時的社會影響力不相上下，唯獨梅一直沒有發跡，不能排除他沒有怨恨之意，我這裡有詩為證，梅在范仲淹死後所寫的那首《聞范公訃詩》中寫道：「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向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泣與眾人俱。」邵氏接著寫道：「夫為郡而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佞，豈所以論范仲淹?堯臣之意真有所不足邪!」，邵氏言之鑿鑿此《碧雲瑕》一書就是梅堯臣所作。

　　孰是孰非?到底當時是誰在向北宋名臣范仲淹潑糞?後世史學家有過定論，認為魏泰是北宋誣蔑小說的代表者，《碧雲瑕》一書應該確認為魏泰假借梅堯臣之名偽作。但筆者總認為這個結論下的有些倉促，也不足以理服人，而王(至)所言亦為孤證。當然邵博也是一家之言，運用的是邏輯推理的方法，也並非完全讓人信服。然在後世稽錄的野史書目和古代小說目錄中，《碧雲瑕》的作者梅堯臣赫然在列，這就說明梅魏作者之爭，「版權」歸屬在史學界仍然有著較大分歧。

　　看似一段撲朔迷離的公案，可能永遠也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了。筆者倒是傾向於《碧雲瑕》一書極有可能就是梅堯臣所作，不能因為魏泰一次、兩次、三次作偽書，就定性第四次一定就是此人借假梅之手而作《碧雲瑕》。假如早就有人考據無誤的做出準確定性，那麼此後元、明、清所錄該書就應該還梅堯臣清白，而標注上魏泰之名，可是恰恰相反，沒有哪位編者為梅堯臣做出平反的舉動。其次，梅堯臣雖與當時名宿歐陽修、范仲淹等人興趣相投，但政見卻完全不同，范仲淹是堅定不移的改革派，而歐陽公和梅氏是保守派，政敵之間的相互攻訐司空見慣，依歐陽修個性做不出來，但梅堯臣未必就不會做。再者梅的經歷很有可能讓他對范仲淹相當不滿，范時為執政，卻不能在政治上提攜梅，直到范被貶黜，歐陽修才將其舉薦給皇帝，而此時梅已經五十歲了，這個年紀想在仕途上有所作為恐怕已經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心中這份懊惱和不滿早就已經鬱積已久了，再看看兩人後代間的差距，范的幾個兒子在仕途上都是一帆風順，最有名的兒子范純仁後來做到了宰相的職位，而梅的後代卻不能靠其蔭佑，再無出頭之日，這就是邵博所說的原因之一。還有，從范仲淹死後梅的表現來看，梅堯臣對范仲淹是不太恭維的，內心裡也是不大認可的。還有一個文人間的潛規則作祟的原因，記得黃仁宇先生對海瑞的那段公允而有名的評價，「古怪的模範官僚」，梅堯臣不是嗎?雖然他在任地方官時對當地做出了許多貢獻，但文人相輕的毛病綿延中國歷史幾千年，未必就不會出現在「古怪」的官僚梅堯臣身上。當然這是老蔡俺的一家之言，尚需要史料佐證。

　　公允的說，梅堯臣也好，魏泰也好，對於范仲淹的誣蔑和潑糞舉動也並非全是空穴來風，范仲淹兩歲時，時任徐州當地駐軍司令秘書的父親就去世了，母親改嫁給了一個姓朱的村民，范仲淹也改叫朱說(悅)，長大後有出息了才換回自己的姓名，在范仲淹貧窮時，是一個叫做范仲尹的中層官員接濟了他，此後范被皇帝仁宗賞識而平步青雲，直到當上宰相，在入仕的過程中，范仲淹不乏結交一些對他有用和有過幫助的人，誰還沒有幾個智囊呢?於是這件事就成為了政敵們攻擊的口實，比如當時的著名人物王安石就曾經批評過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當然范仲淹絕不是一個尸位素餐不學無術的官場老油條，相反他雄才大略，一心想報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他上疏仁宗的著名的新政綱領《答手詔條陳十事》，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國家弊政，也拉開了慶歷改革的序幕。

　　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我注意到，范仲淹對吏制改革可謂苦心孤詣，他提出「抑僥倖，即限制僥倖作官和陞官的途徑」和「精貢舉，即嚴密貢舉制度」。這就自上而下杜絕了一些依靠舉薦和沽名釣譽之人攀升仕途的希望，觸犯了象梅堯臣這樣來路不名又非常難堪的人和王安石這樣以退為進的人，難以實現他們的政治抱負，而古代文人貨與帝王家才是唯一的正確的選擇。而梅堯臣一生科舉無望，直到50歲時才被皇帝賜了個同進士，這種難言之隱，絕非一洗了之那樣簡單，難道正是因為這個簡單而特殊的原因，而招致了北宋時的大才子梅堯臣萌發了對名臣范仲淹的嫉妒羨慕恨，而不惜矯作《碧雲瑕》一書極盡攻擊誣蔑之能事?歷史的真實有時讓人意想不到，或許本來就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