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三月的北京城，卻被一場「倒春寒」所籠罩。突如其來的政治批鬥，將大清國「總理」、恭親王奕訢推向了風暴的中心。代行國家元首職能的慈禧太后，堅決要求恭親王下崗。

　　這是1865年，距離慈禧與恭親王戮力同心，一舉粉碎以肅順為核心的顧命大臣集團，僅僅四個年頭。雙方把政治盟誓寫在了年號「同治」之上，但這來之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如今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北京，乃至全中國、全世界都被震撼了……

　　「同志」難「同治」

　　這場風波來得似乎有點突然。

　　這年3月31日，「翰林院編修」兼「日講起居注官」蔡壽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親王奕訢 「攬權納賄、徇私驕盈」。蔡壽祺此時的官職，類似大清中央辦公廳的中級幹部，兼國家通訊社的高級記者，有撰寫「內參」的權力。中國官場上，筆桿子從來就是投槍與匕首，有時甚至比槍桿子還管用。但蔡壽祺居然敢炮轟當朝總理，莫非真是書獃子犯了痰氣?

　　能在高手如林的中央國家機關混到高級筆桿子的級別，蔡壽祺當然有幾把刷子。大清官場如賭場，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愛拼才會贏。風險最大、收益也最大的，就是提前買入政治原始股。垂簾聽政的兩宮太后，只是名義上的代理國家元首，實權都握在恭親王手中，太后們的確如同乏人問津的冷門股。蔡壽祺逆市操盤的算盤打得並不壞：恭親王乃當朝顯貴，投懷送抱的人早已大排長隊，與其錦上添花，不如給另一家雪中送炭，燒燒太后的冷灶。何況，如今已經熬過了太平天國的內亂及英法聯軍的外患，也不怕窩裡折騰一下了。

　　慈禧太后當然明白，權力爭奪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蔡壽祺一搭台，慈禧太后趕緊唱戲，並且雷厲風行，兩天內就宣佈將恭親王「雙開」：「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

　　這一聲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場在省過神來之後，立即反彈，無論王公勳戚，還是文武百官，紛紛請願，強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總理恭親王。各方博弈了一個多月，恭親王終於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無以自容」，做了違心的自我檢討，深挖思想根源，靈魂深處大鬧革命，慈禧則收回成命，歸還了這位前政治盟友的幾乎所有烏紗帽，但依然去除了「議政王」的頭銜。

　　在一片和諧至上、理解萬歲的歡呼聲中，這場持續了39天的政治風波平息了。大清政壇終於換了老大，牝雞司晨的新時代開始了。

　　「風暴中的蘆葦」

　　4月18日，風波還在進行當中，《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駐華記者就發出了報道，將其稱之為一場「革命」，認為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詳細介紹了風波過程後，《紐約時報》發出疑問：在恭親王的治理下，統治中國的這個少數民族政權保持了穩定，贏得了持續發展和國際信任，內政外交方面日漸理順，如今風雲突變，「新朝代的黎明是否會蒙上朝臣內訌和內政紛爭的陰霾呢?」

　　在提到恭親王的妥協時，《紐約時報》將其形容為風暴中彎折的蘆葦，甚至在風暴尚未來臨前就已經屈膝。無獨有偶，長駐北京的另一位美國人、38歲的傳教士、同文館教師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為《哈潑斯》(Harpers)雜誌寫的文章中，也將恭親王形容為暴風雨中彎折的蘆葦。這位日後北京大學(「京師大學堂」)的首任校長，憂心忡忡地說：「斯巴達曾經在兩位國王的共同統治下實現和諧，羅馬也曾在兩位執政的共同領導下走向成功，」如今，恭親王已經被打倒，獲得勝利的這兩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領導好中國嗎?

　　作為改革與開明的代表，恭親王的落敗被西方普遍解讀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動。而在後世中國的主流史學者們眼中，這一風波也成為慈禧太后弄權的一大罪證。恭親王當然不是蔡壽祺所指控的「權奸」，但平心而論，他毫無疑問是「權臣」。「君子無罪、懷璧其罪」，整天與最高權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來嫌疑也是幾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恭親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實的「周公」，他的政治命運三起三落，受盡猜忌，其背後原因無非是：在最高權力的臥榻之側，他發出的鼾聲實在太過於響亮了。

　　西方人或許不會完全明白，在風暴中低頭，這與其說是蘆葦的屈服，不如說是蘆葦的生存之道。烈風如刀的任何所在，能蓬勃生長的，從來就不是、也不可能是參天大樹。儘管幾番沉浮，恭親王卻一直是同治、光緒兩個時代最有勢力和實力的政治人物，即使退居二線、三線，他的影響力依然在左右著大清的內政外交。那些在日後的史書上遠比他更有光彩的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無一不是在他的羽翼遮蔽下，才從官場的刀光劍影中倖存下來，而他大力提倡、呼籲並身體力行的改革，不僅體現在30年的經濟改革(「洋務運動」)中，也體現在隨後的政治改革(1901~1911年「新政」)中。

　　恭親王的「蘆葦」個性，也證明了政治學的一個常識：權力既不是職位，也不是頭銜，而是影響力。一介布衣、一個「群眾」，只要有足夠的影響力，照樣能呼風喚雨，甚至左右政局，後世的李鴻章、袁世凱等等，也都幾起幾落，卻在任何時候都能成為旗幟與方向。

　　被湮沒的舵手

　　當然，蘆葦畢竟只是蘆葦，而非參天大樹。

　　在這場風波中，本是參天大樹、亦有資本可繼續成為參天大樹的恭親王，最終選擇了成為蘆葦的命運。風波持續39天，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就顛顛地去做檢討，這足以證明他內心的痛苦掙扎。可惜我們沒有足夠的史料，來還原他當時的心態：是顧全大局還是愛惜羽毛?是厭倦內鬥還是害怕對抗?

　　從此，恭親王從「同治」公司的締造者、合夥股東降級成為職業經理人、高級馬仔，在慈禧太后的眼中，這是個不能不重用、又不能不控制使用的人才。一個優秀得幾乎無懈可擊、小心謹慎得無可挑剔的人，這種完美本身就是他最大的缺點。曾經風采四溢、稜角分明的「鬼子六」，自此甘心自我矮化，小心翼翼地讓聚光燈集中在皇座、乃至皇座後面的簾子上，在展現超強行政能力和經濟管理能力的同時，展現了萎靡得如同太監般的政治性格，一手硬、一手軟，奠定了一個操盤手、一個管家、一個技術型官僚的典型「老二」形象。

　　小心謹慎的「老二」，依然不能逃脫生前被清洗、身後被注水的命運。由恭親王倡導、推動並親自操盤的大清改革，無論深度、廣度還是力度，乃至遭遇的阻力，都可謂前無古人、後少來者。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恭親王主導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救亡與啟蒙、禦侮與內治、穩定與發展、效率與公平、擴大執政基礎與維護執政地位等等，舉凡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無一不是在他保駕護航下得以出台、推進，改革的主要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無一不是在他保駕護航下得以保全、發展。但是，因為現實政爭的需要，自1884年「甲申易樞」、恭親王被逐出權力中心後，他作為「老二」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就受到長期的、持續的、人為的矮化、淡化及邊緣化。

　　慈禧太后顯然更樂於讓恭親王的親密戰友、屬下、學生李鴻章，裝點改革的門面，這不僅是因為「李大架子」那一米八的雄偉身高和「看見紅燈繞著走」的機智靈便，更因為李鴻章無論獲得多麼崇高的地位，也還是安全、可控的。

　　當李鴻章被當時的國際社會普遍看做中國改革的旗手時，人們似乎忘記了，在恭親王指揮的航船上，李鴻章只是一個槳手而已;當後世的人甚至喊出了李鴻章是大清改革的總設計師時，人們的確忘記了，在恭親王的設計工作室內，李鴻章只是個描圖的學徒而已。而進入民國之後，隨著整個晚清歷史被有意識地妖魔化，恭親王更被忽視。

　　恭親王的宅邸，至今坐落在後海邊上，如織的遊人中，多是來此瞻仰和珅故居，沾點財氣與福氣，很少有人關心「慈禧太后的小叔子」。一部有關恭親王的電視連續劇，雖然有名角壓陣，似乎並沒受到票房待見，「一生為奴」的標題略顯刻薄，倒也還算符合大多數人的觀感。

　　似乎是作為另類導遊詞，在整修如故的恭王府內，居然在牆壁上還能清晰辨認出斑駁的紅色大字標語：

　　努力學習最高指示

　　忠實執行最高指示

　　熱情宣傳最高指示

　　勇敢捍衛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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