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走下了政壇，是迫於無奈，也是他態度消極的結果。儘管為了所謂的國家「名器」，他來美之後一直和蔣介石抗爭，但在實際上，他早就對國民黨喪失了信心，因而也就不在乎權位的得失了。如果說這時他還沒有完全拋開政治，那麼他所關心的，已經不是自己在國民黨「小朝廷」中的地位，而是所謂的「第三勢力」。

早在他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就有原桂系將領及不滿蔣氏的原國民黨軍政官員，在香港醞釀組成「第三勢力」，向李提出了「辭職組黨，方為遠圖」的建議。而李態度消極，答以「組黨尚非其時」，拒絕了這個建議。

1953年，顧孟余、張發奎等人在日本召集「第三勢力」集會，邀請李宗仁前往。李久靜思動，本欲前往，但因辦理出入境手續煩瑣，未能成行。事後，李致信參與這次活動的桂系人士，一面說：「先知先覺分子不避艱難，勇於赴難，呼籲倡導，乃可促成初期革命運動之雛形。」一面又說：「中國人承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數千年傳統觀念，與言組織，談何容易！」至於他自己，他則表示：「弟並無絲毫領導任何政團之慾望，目前且無加入任何組織之心情。」轉引自申曉雲、李靜之：《李宗仁的一生》，第383頁。

1954年，當他被蔣介石徹底罷免職務後，曾專程跑到芝加哥，看望遭到同樣下場的前任國民黨台灣省主席吳國楨。他得到消息，美國曾有一個腹案，將台灣交聯合國托管，以吳國楨取蔣代之。在吳氏與前孫科內閣地政部長吳尚鷹的鼓動下，李曾設想發起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但是沒有多久，李即對此失去了興趣，他終於發現，自己是以一介平民身份流亡海外，要搞政治活動，既無基地，也無群眾，是很難有所作為的。從此，他也不再關心什麼「第三勢力」了。

沒有了職位，也沒有了政治活動，李宗仁開始了真正的平民生活。不過，寄居在異國他鄉，他的日子過得並不舒心。

他剛到美國的時候，與郭德潔租住在紐約市郊裡弗德爾的一座房子。這是一所帶石沿的「都德」式小樓。小樓分成兩半，李宗仁夫婦只佔住其中的一半，另一半住著一位戲劇演員。也許因為李宗仁是一位特殊人物，所以在小樓外的草坪邊上，有一個小警屋。帶著槍、棍的警察，在這裡晝夜值班，使小樓罩上了一層不同一般的森嚴氣氛，而居住在小樓裡的人物，也因此而顯得格外神秘。

在美國，李宗仁的家人並不少，除了郭德潔和養子李志聖和李同住外，長子李幼鄰，長媳珍妮和孫女瑪茜、雷詩、文迪、琴妮，也都住在紐約。只有李的元配夫人李秀文，因入美手續問題而久久沒能到美國來。

李宗仁幾十年來戎馬倥傯，宦海沉浮，能夠和家人團聚的日子屈指可數。離開了政壇之後，他已年逾花甲，本應與家人團聚，以享天倫之樂。但是，他的家人雖多，而他們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他的生活，或是給他帶來歡樂，卻是很難估計的。

元配李秀文早就和李分居，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只是因為他們有個共同的兒子，才得以維繫。1949年大陸解放前夕，李幼鄰專程到桂林把母親接到香港。不久，李宗仁攜郭德潔也來到香港。李秀文是在香港醫院和丈夫見面的，她得知丈夫要到美國就醫，便同意幼鄰陪伴父親同行。幼鄰行前，吩咐妻子珍妮隨後帶著4個女兒和婆婆乘船到美國來。誰知，因幼鄰不是美國公民，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竟不給李秀文簽證。珍妮帶著孩子走後，李秀文孤身留在了香港。後經友人建議，她先遷居古巴，再等待進入美國的機會。1952年秋，她由香港飛往古巴。過境美國換機時，李幼鄰帶領全家到機場和她見面，卻只能在候機室相聚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後，李秀文含淚登機，獨自飛往哈瓦那。1954年，李幼鄰獲准為美國公民後，立即申請其母入美定居，但直到1958年4月，李秀文才得到入美簽證。5月，她在兒子陪伴下來到了紐約，其後便與兒子一家同住。在李秀文輾轉赴美的艱難過程中，李宗仁也許是自有苦衷，也許是愛莫能助，總之他實在是沒有給元配夫人什麼幫助。

由於李秀文所處的地位，她到美國後並沒有對丈夫的生活產生過重要影響。據她回憶，李宗仁第一次到兒子家看望她，大家都有點欷歔，一時竟說不出興頭話來。還是李秀文先問：「你胃病開刀之後怎樣？一餐吃得多少飯？你要保重啊，自家不愛惜，誰替得你呀！」言畢一陣心酸。李見對方難過，強笑說：「你這下子可以多享幾天清福了。何必為我擔憂，我過去保護你太少，如今連自身也保護不了……我們兩人都經受了不少風霜，不過各人命運又有不同，正所謂滄海桑田，幾經憂患。如今能夠重逢，也算不錯了，只是，我是老大徒傷悲啊！」李秀文：《我與李宗仁》，第221-222頁。他們說不下去了，便把話題轉到了兒子身上。如果說李秀文來到美國後，還能給李宗仁帶來什麼歡樂，那也唯有每個月李宗仁到兒子家的團聚了。她也勸說丈夫看開些，可是卻不能替他排解憂愁。

李宗仁的長子幼鄰，從小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不多，雖然他極受父親的寵愛，但卻感到與父親彼此間似乎相當陌生。劉春暉：《李幼鄰談李宗仁》，《桂林文史資料》第25輯，第218頁。除相處時間少而外，李宗仁娶了郭氏而與髮妻分居，是幼鄰與父親感情疏遠的一個重要原因。1937年，李宗仁送幼鄰赴美國留學，先就讀於威斯康星州貝萊特學院主修政治和經濟專業，後入芝加哥大學，攻讀人事管理專業，於1942年獲取碩士學位，畢業後與美國女子珍妮結婚。1947年他回國後，父親曾安排他在上海的一個政府機構工作，但3個月後，他就辭職不幹了。後來他跑到香港經營了一個電器公司，以自己的能力奉養母親。有人問他為何不在內地做事，他回答：「我從小立志於自食其力，不靠勢力，父親做了副總統，我更不願在他身邊做事，做得好，人家說是靠了父親勢力，做不好，人家說是紈褲子弟，無出息。」譚明：《李宗仁的長子李幼鄰》，《桂林文史資料》第24輯，第134頁。這些話很能反映幼鄰的性格。另外，他既看不慣官場上的腐敗，也不大關心父親的政治活動，因而與父親在一起的時候，共同語言也就少了許多。不過，幼鄰對父親一直很敬重，尤其是當父親來到美國之後，幼鄰認為他是一個失敗者，但在過去的北伐戰爭和抗日戰爭中，他卻留下了鏗鏘有力的腳步聲。因此，當李宗仁在政治權力鬥爭中失敗之後，幼鄰在生活方面給了父親很大的關心，以至於為了照料父親而影響了自己的生意，一度在經濟上陷入了窘境。為了給父親以精神方面的慰藉，他經常帶著孩子去看望父親。孩子們確實給李宗仁孤寂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歡樂。李的孫女雷詩曾對那段時光有過生動的描述，她說：

記得小的時候，我和姐姐每逢星期六都要去祖父家學中文……上完中文課，要是祖父不接待客人，我們就到起居室去見他……我們一進去，祖父不管正在做什麼，都立刻停下來和我們玩。他喜歡孩子，特別喜歡自己的孫女。祖父見了我們，除了緊緊地摟著我們，還總是捏我們的臉蛋，直到捏出眼淚才罷手。我們愛祖父，可是卻受不了他這種特殊的喜愛方式。

由於我們和祖父語言不大通，只好靠做遊戲互相交往，或靠比畫表達要說的話。我特別記得他教我們的兩種手指遊戲。一種是比動作敏捷的，方法是先用食指和中指敲桌邊，然後換中指和無名指敲，誰快誰贏。第二種是比觀察判斷力的，方法是將一隻手的五個指頭擰亂順序，攥在另一隻手中，讓對方猜哪一個是中指。祖父換得比我們快，猜得比我們准，所以常贏。這樣玩我們總也玩不厭，祖父好像也玩不厭……

有幾次，我想用力把祖父舉高(他身材不高，只不過他那莊重的舉止和挺直的身姿掩蓋了他的缺點)，似乎這樣可以看到他昔日政治家的風度。祖父怕我跌著，就把手背在後面，做鬼臉，不讓我抱。有時，我要裝大人抽煙，難得他把點燃了的煙給我吹幾口。祖父是個出色的軍人，當過代總統，別人敬畏他。可是在我們眼裡他是祖父，是個慈祥的老人。他對我們甚至有些嬌慣，不准父母親責罵我們。李雷詩：《和祖父李宗仁在美國的日子裡》，《桂林文史資料》第25輯，第227－228頁。

雷詩的以上描述，像是一幅動人的畫面，使人感到親切，也使人受到感動。從中不難看出，李宗仁從孫女們那裡享受到了多麼大的快樂，而這種出自天然的樂趣，是他高居「元首」職位的時候絕對享受不到的。

不過，隨著孫女們漸漸長大，李宗仁能夠從她們那裡得到的精神快樂卻漸漸少了。她們是在美國接受的教育，思想方式顯然和祖父有很大差異。其實，幼鄰也與女兒的情況類似。關於這一點，雷詩流露說：「父親和祖父在一起的時候很少談論政治，祖父不徵詢父親的意見，父親也不談及。若干年後我們稍懂事了，父親和我與祖父有了共同的分歧。」李雷詩：《和祖父李宗仁在美國的日子裡》，《桂林文史資料》第25輯，第229－230頁。1956年，李宗仁從裡弗德爾遷居新澤西的恩格渥德·克利弗斯，雖然那裡離紐約僅有20分鐘的車程，但幼鄰一家和李宗仁見面的時候卻少了。

李秀文和幼鄰一家雖與李宗仁時有往來，但他們畢竟沒有和李生活在一起，所以，能夠對李宗仁的生活發生較大影響的，就只有郭德潔了。郭氏精明能幹，在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給了丈夫很大幫助，因此深得丈夫的喜愛和信任。可是到了美國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郭氏的脾氣開始古怪起來。

李宗仁剛到美國的時候，經常有一些老部下、老朋友來看望他。與老友敘舊，是李的很大樂趣。但是，郭德潔有時卻不太近人情。友人來訪，李總是熱情招待，挽留共餐，而郭氏也許是出於經濟方面的考慮，也許是不願勞神，有時居然當著李的面對來者下逐客令。時間久了，一些友人就不願再來了，使得李宅門庭日益冷落，李宗仁也因此而備感孤獨惆悵。少了朋友之間的往來，來本就很寂寞的李宗仁只好以閱讀報刊和中國古詩詞來打發時間。有一段時間，因閒極無聊，李經常邀請一些郭氏也不反對的華人主婦，到家裡來搓麻將，一搓就是三天兩夜，弄到筋疲力盡為止。蘇理立：《李宗仁榮辱與共的妻子郭德潔》，《桂林文史資料》第24輯，第106頁。據李的牌友說，「陪李德公夫婦打麻將，如坐針氈」，原因是他們打的是「廣東麻將」，「花色又少」，「輸贏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說話又非常吃力」。從她們的話裡可以想像得出，打麻將並不能給李宗仁帶來多大的樂趣。

在其他方面，李、郭二人也有較大差異。早在抗戰時期，郭氏就在桂林請過英語教師，初學了一些英語。到美國之後，受環境影響，她的英語有了很大長進。而李氏因年紀大，不能也不願學習英語，依舊是一口桂林官話。在生活情趣方面，郭氏來美後喜歡時髦，注重自身享受，很快適應了西方生活方式。而李氏依然老成持重，喜歡憶舊，注重傳統。生活情趣的差異，也導致了政治意見的分歧。郭氏在美國居住了幾年之後，便申請加入了美國國籍。而李氏卻不願入籍美國，只是作為「永久性居民」棲身美國而已。作為炎黃赤子，他時刻關心著祖國，對於發生在中國的一切大事，他無不十分注意，並且在報紙上發表自己的見解。後來，李、郭在回歸祖國問題上也產生過分歧，直至郭氏身患癌症到了晚期，才同意和李宗仁一道返回祖國。

郭德潔在美國期間雖然脾氣古怪，說不上與李宗仁相濡以沫，但她畢竟與丈夫幾十年風雨同舟，不能說對李沒有一點關心和幫助。比如，她看到丈夫百無聊賴，精神苦悶，便勸說他寫寫回憶錄，一方面可以減輕無所事事的痛苦，一方面也可以留下一些寶貴的史料。應該說，她的建議是很有遠見的。1958年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克爾克博士和該校遠東學院院長幸子博士，分別緻函李宗仁，提出了與郭氏相同的建議。在他們的促動下，李同意由哥倫比亞大學的唐德剛教授協助他完成口述回憶的撰寫。這樣，李宗仁在美國期間，做成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又比如，在回歸祖國問題上，儘管郭德潔與丈夫意見不同，但是為了使丈夫能夠妥善作出決定，她還是聽從了李的吩咐，到香港打探消息、進行聯絡。

總起來講，李宗仁客居美國的16年間，家庭生活談不上多麼美滿，但親人們對他都是比較關心和照顧的，他也從親人們那裡得到了不少慰藉。不過，李宗仁畢竟不是一個普通的平民，以他的經歷和脾氣稟性，他決不會滿足於一般的天倫之樂。一個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落到了流亡異國他鄉的地步，他不能不為此而經常地感到苦惱，那些填塞在心頭的塊壘，也不是家庭的溫情就可以化解得了的。在苦寂之中，他開始了嚴肅的思索。通過觀察和思索，他的政治立場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變化。

李宗仁第一次以在野之身發表政見，是他1955年公開提出的《對台灣問題的具體建議》。那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出席在萬隆舉行的亞非國家團結會議，就台灣問題發表聲明說：「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美國造成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坐下來談判。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李宗仁在美國看到周恩來的聲明後，心情十分激動。想當初，在國民黨統治政權即將崩潰的時候，他曾設想劃江而治，與共產黨二分天下。後來，國民黨被趕到了台灣，終於演成中國的分裂局面。李宗仁坦言國民黨失敗，卻不願看到祖國分裂。對於蔣介石的「小朝廷」，他建議應把台灣建成一「三民主義的實驗區」，以在政治上與中共的政治體制唱對台戲；而不要動輒以「反攻大陸」作宣傳，這是因為，「一種政治宣傳，如果連自己都欺騙不了，如何能欺騙世人呢？」至於台灣將來的出路，他主張以政治的方式來解決。但無論怎樣解決，都要看到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因此他強烈反對以「聯合國暫時托管」或「成立獨立政府」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他認為，分離台灣的作法，國、共兩黨都不能接受。他說：

因據最近史家考證，遠在殷商時代，台灣即為中國人所發現。隋、唐以後，中國即開始向台灣移民，晚而益盛。明末，荷蘭人雖一度作短期的佔領，但不久即為鄭成功所驅逐。成功且踞台作反清復明的英勇鬥爭，雖以眾寡不敵而失敗，而台灣一島卻成為中國民族運動史上的永遠紀念碑。清末甲午戰後，台灣割歸日本凡五十年。然珍珠港變起，中國對日正式宣戰，馬關條約失效，按國際公法，台灣遂復還於中國。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更經同盟國領袖正式承認。故台灣絕無獨立的法律依據，任何中國人自皆不願接受。《李宗仁回憶錄》(下)，第1045頁。

在李宗仁看來，解決台灣問題可循以下兩個方案：

甲案：恢復國共和談，中國人解決中國事，可能得一和平折中方案。

乙案：美國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分，但目前暫時劃為自治區，雙方宣佈不設防，美國撤出第七艦隊，使成為純粹的中國內政問題，如此則戰爭危機可免。時日推移，大陸和台灣內部彼此敵視態度減輕，則真正解決便可實現了。《李宗仁回憶錄》(下)，第1046頁。

李宗仁的上述建議，與共產黨反對美國干涉中國內政和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在大的原則方面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共產黨沒有作出放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承諾，而李宗仁卻認為國共雙方不能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另外，也可以看出，李宗仁這時對共產黨已經不是那麼敵視了，後來他表白自己的心態時說：

我退休海外，不問世事已十餘年。以過去的經驗，觀察今日的變局，自信頗為冷靜客觀，個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願中國日臻富強，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別無所求了。《李宗仁回憶錄》(下)，第1046頁。

李宗仁關於解決台灣問題的建議，引起了各方面的強烈反響。第二年，程思遠回到中國大陸，周恩來對他說：

李宗仁先生去年發表了一個聲明，反對搞「台灣托管」，反對搞「台灣獨立」，主張台灣的問題由中國人自己協商解決。這是李先生身在海外心懷祖國的表現。我們歡迎李先生在他認為方便的時候回來看看。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69頁。

除台灣而外，李宗仁也時刻關注著中國大陸的一切。他是共產黨的手下敗將，但是，當他看到新中國成立後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對自己的失敗就不再感到後悔。關於這一點，他是這樣解釋的：

雖然共產黨現政權是有點蠻幹，驅使人民進行迅速的建設恢復工作，以實現共產主義；雖然人民也因之受到很大的苦難，但中華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沒有內戰了。此外，大陸之物質建設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對我中國人進行評價。他們將我們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並預言中國將很快成為世界上的一等強國。我對共黨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懼之心兼有。不論是誰作了這工作，國家資源是得到了很好地保護的。這樣看來，我自己雖然失敗，而且寄居異國，但我還是問心無愧的。《李宗仁回憶錄》(下)，第950頁。

而對於曾經打敗了他的共產黨領袖們，他不再考慮什麼恩怨，而是漸漸有了好感，不願與之為敵了。他說：

我本人雖失敗去國，而對北平(北京)諸領袖的日夜孜孜，終有今日，私心彌覺可喜。我國變亂百餘年，民窮財盡，今日差得此和平建設的機會，我們斷不應再使內戰出現於中國。至願紅色政權好自為之，毋蹈吾人昔日的覆轍。我個人戎馬半生，雅不願再見銅駝於荊棘中也。《李宗仁回憶錄》(下)，第1044頁。

關於李宗仁對共產黨認識轉變原因，他的兒子幼鄰曾有過這樣的分析：

父親在美國期間，有三件大事使他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完全轉變了。第一，中國軍隊在朝鮮戰爭中顯示了力量，把美軍從鴨綠江邊趕回去，使之遭到了歷史上最大的敗績。第二，印度軍隊入侵中國領土，中國軍隊在反擊中不僅把侵略者趕出邊界，甚至幾乎打到了加爾各答。邊界事件的結果，中國釋放了對方兩萬名俘虜，退出了佔領的印方入侵前邊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國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彈。美國蘇聯才有原子彈，這兩個大國以此稱霸，像要平分世界。中國有了原子彈，打破了他們的壟斷局面，形成了新的三角平衡。我父親常慨歎，我們統治國家多年，連一部像樣的單車(單車)都造不出來，我們不得不服輸。李幼鄰：《父親晚年思想有轉變》，《桂林文史資料》第25輯，第239頁。

李宗仁是誠心誠意地服輸，沒有半點虛假。據義大利《歐洲週報》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1963年對李的採訪，李坦言如下：

我像蔣介石和國民黨一樣，是一個失敗者。唯一的區別是，我完全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作為個人來說，我自己無關緊要，我不能妨礙中國的前途和它的進步，我由於自己的失敗而感到高興，因為從我的錯誤中一個新中國正在誕生。我不把我的錯誤歸咎於任何人。這些錯誤是我的。我不說我受騙了，他們拋棄了我。誰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而我就是提供這些理由的人。什麼時候我們曾經有過像我們今天有的這樣一個中國呢？奧古斯托·瑪賽麗：《李宗仁先生訪問記》，《桂林文史資料》第25輯，第238頁。

李宗仁對於共產黨態度的轉變，使許多人不能理解。來自台灣方面的攻擊自不待言，就是他在美國的一些熟人，甚至他的妻子，有時都覺得他的那些思想難以接受。經常到李宗仁家去玩麻將的黃紉秋女士，曾經回憶當時的情況說：

1959年在美國的李宗仁家中找不到牌腳時，照例李先生必定為共產黨作些義務宣傳，又勸我們帶著孩子回國求學和做事。但那時我已離國多年，孩子們均在國外受的教育，除老大外，餘者均不識中文。我說：「回國服務很有問題。」李說：「你應為你的第三代著想呀！不要將來作亡國奴！」我笑答：「我現在連第二代也管不了，還管什麼第三代呀？」李又把他從香港航郵寄來的一些報紙和雜誌上看來的新聞為證說：「我們從事革命三十多年，沒有把中國搞好，你看共產黨僅十幾年就把中國變成了強國，我真是佩服他們喲！」本來在廚房燒飯的郭德潔(因廚房和客廳相連，無門)跑出來對李大聲說：「你一天到晚儘是佩服共產黨，共產黨殺了你的兄弟和妹夫，你還要說他們好。要回去，你回去，我是要在美國的……」李即答：「他們要反對它怎不挨殺呢？革命嘛，哪個不殺人？我也殺了不少人咧！」黃紉秋：《桂系舊事，夢斷還牽——兼識李宗仁夫婦其人其事》，香港《中報月刊》，1981年第14期。轉引申曉雲、李靜之前揭書，第393頁。

李宗仁沒有必要向妻子和牌友隱瞞自己的觀點，以上所述，應該說是反映出了李的真實思想。

李宗仁如饑似渴地通過各種途徑搜集祖國的消息，經常為新中國的巨大變化而感到興奮。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越來越厭倦寄人籬下的流亡生活，思鄉之情與日增長，最後終於產生了回歸祖國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