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帝為什麼會如此討厭言官?
熟悉明史的人都清楚,在明代的政府架構中,有一個言官體系。言官由御史與給事中兩部分組成,御史供職於都察院,是朝廷的耳目;在都察院之外,還有一個與六部(吏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戶部)相對應的建言、評價與監察系統,叫六科,給事中就供職於六科。言官的官階不高,但職責重要而神聖,其中首要職責是「規諫君主」,對皇帝與內閣有一定的制約作用。
按說,嘉靖帝是不會太討厭言官的,畢竟這是明朝以來的長期設置和習慣做法。到底是什麼事情讓他對言官體系有了極為強烈的反感與牴觸呢?
事情需要從嘉靖帝即位後說起。嘉靖帝繼位之初,下詔廢除了武宗時的弊政,誅殺了佞臣錢寧、江彬等,使朝政為之一新,但不久後爆發的「大議禮之爭」(明朝最著名的政治事件),讓嘉靖帝感觸很深、感慨極大。
早在嘉靖皇帝由藩邸進京的時候,未即位的嘉靖皇帝與朝臣們就迎接的禮儀發生了爭執,結果以朝臣的妥協告終,緊接著,嘉靖皇帝的生母進京,又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最後朝臣又做了讓步。
這兩件事可是說是議禮之爭的導火索,從嘉靖皇帝主觀來講,他從外藩即皇帝位,對朝廷的舊臣並不十分信任,而且他不希望以過繼給孝宗皇帝當養子的身份來入繼大統,因此他要求追封自己的親生父親為皇帝,這一點標榜尊崇先師孔子禮教的大臣們是無法同意的,眾大臣表現的空前團結,反對的奏章壓的世宗喘不過氣來,就在世宗準備讓步的時候,一個叫張璁的人站了出來,幫了嘉靖皇帝一個忙,他寫了一篇文章,為嘉靖皇帝追封自己的父母找了許多理論依據,而且引經據典批駁了群臣的觀點,嘉靖皇帝看後深受鼓舞,張璁也得以加官進爵,成為議禮派的首領(當時的反對大臣們稱為護禮派)。
朝中出現了議禮派與護禮派的對立,由於嘉靖皇帝的支持,議禮派的隊伍也在不斷擴大,雙方的鬥爭也日趨激烈,經過幾回合的你來我往,終於爆發了「血濺左順門」事件。由於議禮派逐漸佔據上風,護禮派群臣決定集體向皇帝進諫,於是包括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人,給事中二十一人,御使三十人等共二百餘人的龐大隊伍,集體跪在左順門外,哭聲,喊聲震天,嘉靖皇帝派人將為首的幾為大臣押入監獄,群臣情緒更加激憤,左順門前出現騷動,世宗皇帝殺心頓起,將一百三十四人逮捕,八十六人待罪,一時間錦衣衛從四面八方圍來,左順門前血跡斑斑。左順門事件以皇帝的勝利,護禮諸臣的失敗告終,嘉靖帝終於如願地將父親追尊為睿宗,並將神主入太廟,躋在武宗朱厚照之上。這次事件致使許多正直的大臣或死或引退,而佞臣卻乘機竊取了朝政大權,使弊政重興。通過這件事,嘉靖皇帝不僅實現了追封自己父親為皇帝的願望,而且樹立了新皇的威信,開始了他的專制統治。
從此,嘉靖帝不再喜歡言官們的過多參與和直接諫言。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天空出現彗星,俗稱掃帚星,嘉靖帝就下詔求直言,有位南京御史叫馮恩的,直言上疏,說天空出現了掃帚星,是不祥之兆,原因是朝廷出現了三顆掃帚星,這三顆不祥之星就是內閣大學士張璁、方獻夫與右都御史汪宏,要想除去天上的掃帚星,必須先除朝廷的掃帚星。嘉靖帝看後勃然大怒,就下令將他逮捕關入詔獄,差一點死於廷杖,最後將他發配到廣東雷州,六年後才遇赦回歸鄉里。1567年,嘉靖死去,明穆宗即位,他才得以平反昭雪,這時他已是年過七十的老人了
馮恩直言帶來了八年的牢獄與流放生活,同朝有位言官進諫卻帶來了長達十八年的牢獄之災。此人名叫沈束(1514—1581),浙江會稽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任禮科給事中,時年31歲。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率大軍進犯大同,沈束上書嘉靖皇帝,指責嚴嵩,說:「今當事之臣,任意予奪,冒濫或悻蒙,忠勤反捐棄,這何以鼓勵士氣,激發軍心?」其措詞並不激烈,但觸犯了嘉靖對俺答首鼠兩端、戰和不定的對策,於是,嘉靖將他交都察院與刑部定罪,都察院御史聞淵、屠僑說他上疏有點輕狂,並無其他心腸,嘉靖心中惱怒,剝奪了聞淵與屠僑的俸祿,將沈束投入詔獄。不久,刑部上奏說他只是奏事不實,並無大錯,應該復職。大凡皇帝都有很強的剛愎心理,都要維護其「聖斷」的正確性,不會承認有錯,更不會自行糾錯,嘉靖也是如此。「三司」越是為沈束說公道話,嘉靖對他的處罰就層層加碼,越來越重,沈束受了廷杖之刑,關在詔獄之中。
馮恩被投入詔獄後,他的妻子吳氏從松江府上海縣來到京城,到大理寺擊鼓鳴冤,他的兒子才十三歲,居然跪在午門外,要替父代死,這一舉動也使得嘉靖左右為難。明代詔獄不管囚犯的飲食,一日三餐都要家屬送去,沈束的妻子張氏也來到北京,還帶著沈束還沒有圓房的小妾潘氏,倆人寄居在北京的旅館裡,以紡紗織布供丈夫衣食,沈束坐牢十八年,妻妾倆人送牢飯十八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大權相嚴嵩撤職,沈束服刑從36歲到了54歲,張氏覺得冤案有了轉機,就上書嘉靖皇帝,請求替夫服刑,法司也表同情,代為請示,但嘉靖不許。後來,一個偶然的際遇使得沈束得以出獄,原來嘉靖將他關入獄中,還命令獄卒將他每天的語言飲食報告給他,稱之謂「監帖」,嘉靖四十四年,一天一隻喜鵲在監獄窗口叫個不停,沈束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難道罪人也有喜事嗎?」獄卒將這句話當作「監帖」送到嘉靖面前,嘉靖聽了心有所動,這時正值戶部有個司務叫何以尚的,上疏救海瑞,嘉靖見疏大怒,將他關入詔獄,而將沈束釋放了出來。沈束回到家中,其父已死,兩月後,嘉靖也死去,他的小妾潘氏當初是為了給沈家生下子嗣而娶進門的,由張氏帶到北京時年約二十,而沈束獲釋時,已經四十上下尚未圓房。
嘉靖帝對事事進諫的言官極為仇恨,多次用廷杖對付持不同政見的言官。在「大禮議」事件中,他用廷杖對付靜坐哭諫的言官,一次打死十七人,罷官流放的多達二百多人,但血案並沒有遏制進諫之風。「大禮議」事件過後不到兩年,又發生了言官彈劾武定侯郭勳與李福達狼狽為奸的事件,他用罷官流放來對付言官,被流放的官員多達四十餘人,但這也沒有遏制進諫之風。到了嘉靖中期,犯顏進諫者仍是前赴後繼,難以遏止,其中最為出名的就是太僕卿楊最與御史楊爵。楊最不同意嘉靖給自己放假二年求長生不老之藥,而被關入詔獄,還遭廷杖重打,六十廷杖還未打完,就當場斃命。還有一位御史叫楊爵,當楊最被廷杖當場打死時,他悲憤交加,一氣呵成《隆治道疏》,痛析天下危亂之因,痛陳朝政時弊,嘉靖見後愈加惱怒,密令錦衣衛將他逮捕入獄,用酷刑審訊,朝臣敬其忠烈,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鉉上疏營救,又遭重杖重擊而死,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才被釋放出來,這時他被關入獄中長達八年。
把言官用廷杖打死或流放荒蠻地區,朝臣自有議論,史家還要秉筆直書,傳給後人,皇帝畢竟要背惡名。嘉靖改用新的一招,就是用長期監禁來遏制言官,沈束成了這種惡政的犧牲品,他不明不白地關在獄中長達十八年。但是,長期監禁也沒有遏制言路,沒有使言官望而生畏,到了嘉靖晚年,還出現了一個準備好棺材以死進諫的官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海瑞。
嘉靖帝打壓打擊言官的行徑有很多,就不一一敘述了。以上事例已經足夠說明他討厭言官到了何種地步。我們不論他的想法是否合情合理,起碼他的行為很偏激、很過度。對本身具有良好作用的言官制度來說是極具毀滅性的損害。
古人云,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就是說民意民生是統治者最需要最應當看重的因素。當一位國家領導者,堵塞民意訴求,禁止民意發表,民情就無法真正瞭解,民生就無法真正顧及。這樣的國家就距離沒落滅亡不遠了。無數的歷史事實都證明了這點。僅以明朝為例,嘉靖帝之後的幾代皇帝,不就是在走上了下坡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