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政治」一直是胡適的「實驗主義」的政治抱負。在三、四十年代，蔣介石的確在表面上為「好人政治」提供了兩次實驗的機會：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謂「人才內閣」，蔣介石有意搜羅一些專家學者進入政府或准政府機構，如吸收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為政府高級咨詢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書長，同時在此機構掛牌的有胡適、丁文江、蔣夢麟、陶孟和、周炳琳、楊振聲、周鯁生等人，皆為一時俊傑。從這時起，胡適已從體制外的批評者轉變為體制內的建言者。但胡適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此時國民黨有意拉胡適出任政府部長級職務，包括行政院長的職務，胡適均推辭，最後於抗戰期間(1937-1942)出任國民黨政府駐美大使，胡適自稱那是「受命於危難之際」，其任務是為國民黨爭取美援並促成美國對日作戰。

　　第二次機會就是1948年的所謂「行憲國大」。在此之前，胡適曾致書毛澤東，重彈他的改良主義老調，勸毛澤東「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黨」。此時國民黨正撕毀和平協議，發動內戰。但國民黨在內戰中節節失利，連援助國民黨的美國也大感失望。於是蔣介石想出一個召開偽國民大會的把戲。主要為了向美國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蔣一度設想由胡適出任總統，自任握實權的行政院長，並遣王世傑探詢胡適意見，希望胡適能夠出山，其時胡適正為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毫不客氣地寫了自己的小傳送了上去，作競選總統用。 但結果證明這只是一場故作姿態的騙局。 其後，胡適一直沒什麼行政職位，一直到1958年4月才從美國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長。

　　好人沒好報，好人政治不可能有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