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軍打到山東曲阜——孔子家鄉時，研究孔子儒家學說的日本東京大學高 田真治 教授上書日本軍部：「山東作戰，如破壞曲阜古跡，日本將負破壞世界文化遺跡的責任。」軍部於是急令前線部隊避開曲阜一帶的戰鬥。日軍進駐曲阜後，派兵把守孔廟，將領參拜。而在其他地區，日軍侵略掠奪，犯下滔天罪行。在曲阜沒有破壞孔子廟宇，這並非日軍良心發現，而是在於傳統上儒學對日本有很大影響，所以日軍面對孔子靈位才心懷敬畏之心。

　　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儒家思想對中國影響兩千餘年，也對日本等周邊國家影響巨大。

　　公元285年，百濟博士王仁把《論語》等儒學書籍傳入日本，日本開始有了自覺的文化教育。604 年，日本聖德太子依據中國的《論語》、《孟子》等儒學經典，頒布《憲法十七條》，為大化改新奠定了理論基礎，建立了以隋唐為模式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國家。江戶時代，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舉儒學為聖教，人們在吟詩品茶的消遣中，習慣尊孔讀經，中國文化逐漸普及。從皇室成員、藩主武士，到而今政府官員、企業家乃至平民，都把中國歷史、哲學作為必修內容，以尋找安邦治國、修身養性的智慧。

　　17世紀，學者山崎闇齋問學生：「我們天天讀孔孟之書，學孔孟之道，如果孔子、孟子領軍打到日本，我們該怎麼辦?」學生不知所措。山崎闇齋說：「萬一不幸遇到這種場面，我們要拿起武器，做殊死之戰，把孔孟抓起來，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

　　當時，日本人認為，「春秋大義」在中國不復存在，「中國」不應是地理上的中國，而應該是文化上的「中國」，而這個「中國」就在日本。針對「華夷之辨」的觀念，佐籐一齋提出，誰得到孔子之道，誰就是中心。

　　孔林是孔子及其後裔的家族墓地，前後延續使用了約2500年，共計有孔氏子孫墓十餘萬座。孔林埋葬孔子長孫已至第七十六代，旁系子孫已至七十八代，從周代至今，全無間斷。

　　1920年，孔子後裔孔德成出生於他們的世居府邸──孔府，出生時亦有軍隊把守，將軍坐鎮。在其剛滿百日後，即被當時的大總統徐世昌頒令襲封為「衍聖公」。孔子家族從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第46代起，由嫡長孫世襲「衍聖公」爵位。自此孔氏族人，無論長幼輩分，得以「公爺」稱之，並得大禮參拜。

　　1937年，孔德成先生詩興大發，鼓吹中日「同文同種」，詩曰：「江川珠泗源流合，況是同州豈異人。抗戰全面爆發後，在曲阜將要陷入日軍敵手之際，蔣介石命人護送孔德成夫婦離開孔府，前往武漢。當然在戰時，衢州被日軍戰領，孔廟內大批祭器及南宋以來所藏文物被動掠一空。孔子夫婦的楷木塑像，因事先已被轉移到深山裡，得以保存。

　　17世紀，伊籐仁齋推崇東方的聖經《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明治以後，日本以近代西方學術方法研究《論語》，提出「和魂漢才」、「神儒一致」和「東洋盟主」等理念。1945～1984年，日本的《論語》譯著和研究著作50多種，有的再版10多次，中國有學者為此發出「中國現在已經沒有儒家」的慨歎。

　　日本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手拿算盤，一手執《論語》。他認為，《論語》是「工商之本」、「商業聖經」，忠、孝、仁、義的儒家學說與言商求利的算盤並不矛盾，關鍵是「見利思義」，他提出「士魂商才」，並打破官尊商卑的陋習，創立了500多家企業。

　　有「財界總理」美稱的東芝總裁石阪泰三，發揚 《論語》的親赴現場、「每事必問」的敬業精神，「與時推移，與事對證，又篤行之」。

　　在筆者王錦思《日本行，中國更行》中，充分介紹了儒家學說等中國古代文化在日本發揚光大，煥發出新的光彩這一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