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首腦神秘暴斃，撲朔迷離———他像由無數懸念堆積起來的迷宮

　　1943年9月中旬，汪偽政權警政部長、特工首腦、偽江蘇省長李士群，暴斃於蘇州飲馬橋私宅。消息傳來，震驚了整個中國淪陷區。蘇州當年是汪偽政權的江蘇省省會，省長突然神秘死亡，引發了街頭巷尾無數的猜測和熱議。一個又一個的演繹，把這樁命案戲說得撲朔迷離，最終，「日本人毒死了李士群」成為民間流傳的版本。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各處冒出的地下軍們，爭先恐後地展示自己的暗戰業績，以便領功請賞。於是，李案的新版本開始流傳：蔣介石、戴笠假手日本人制裁了漢奸李士群。1949年後，李案版本當然還得更新，而最權威的敘事出自全國政協委員、前國民黨中將唐生明的回憶文章：唐生明講述了他親奉蔣介石之命潛伏敵營，又奉戴笠之令，夥同漢奸頭目周佛海，設計了「鋤李」的上、中、下三策，最終敲定上策———假日本人之手除掉了李士群。直到當今，仍不斷有更新的版本陸續問世……

　　縱觀各種「李案」版本，在案發過程和現場細節上，都已達成眾口一詞的共識，即投毒者鎖定日本憲兵隊特高課課長岡村中佐夫婦。但對現場細節和過程的完整修復，雖曾滿足了部分受眾的娛樂化的獵奇心理，然而，有識之士所探求的謎團懸念卻幾乎無一解密。因為，表象層面的事件過程的完整性和微觀層面的細節的逼真性，無法替代對隱藏在事件真相背後的本質揭示。

　　凡李士群參與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連串不解之謎，在這些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問號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倒是對他真實身份的認定。因為，來自不同層面和不同側面的所有懸念，最終都聚焦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焦點：他是誰?他為誰服務?他為誰而死?他的一生，時至今日，那些謎團仍困惑著有志於尋求歷史真相的探索者。

　　筆者對「李案」的關注，緣起於還原「刺殺丁默村案」真相的過程中。溫啟民、王應錚等「刺丁案」的親歷者們，講述了鋤奸小組指揮人陳彬將軍後來奉命深入虎穴、隱蔽於汪偽特工第一號頭目李士群身邊，與李士群零距離接觸的驚險往事。這兩位陳彬當年的老戰友和老部下，都不約而同地對李士群的神秘身份做出了與流行敘述不同的詮釋。兩位前輩，是三四十年代國、共、蘇、美、英、日、汪多方間諜大博弈的見證者。他們認為李士群是中國間諜文化中最大的謎團，正是無數未解之謎堆砌成李士群的傳奇人生，給後人留下了一連串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超級大問號。兩位前輩的許多敘事，都以陳彬對李士群的評價為依據———畢竟只有陳彬才是潛伏於李士群身邊並深得其信任的人———筆者意識到也許這正是破譯所有謎團的關鍵密碼。在美國洛杉磯、在台灣台北、在上海，為揭開謎底，在兩位前輩的指點下，筆者把所有的懸念謎團梳理成下列幾個方面：

　　1.1927-28年間，作為中共黨員的李士群，由黨組織派到蘇聯留學，後又被選入蘇聯秘密警察學校受訓。回國後，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為什麼對於李士群在這個絕密的安保部門的工作業績至今鮮為人知?

　　2.李士群第二次被捕不久，即參加國民黨特工組織。他對國民黨特工組織有何重大貢獻?無案可查!但有案可查的卻是他又接受中共特科紅隊的密殺令，執行了暗殺國民黨調查科上海區長馬紹武的行動，刺馬成功，隨即李士群第三次被捕。他到底是奉命潛伏敵營還是自首變節?

　　3.李士群以中統中尉情報員身份投奔日方，主持籌建76號特工總部的工作，為什麼竟能在短短一年時間裡力挫所有競爭者，瀟灑勝出，躍居汪政權特工組織第一把手?

　　4.以76號為首的汪偽特工系統，在諜戰中曾殘殺中、軍兩統地下軍無數。但為什麼這兩統的剋星李士群從不殺共產黨人。相反，還成為共產黨人的保護傘和情報提供者?

　　凡屬他參與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連串不解之謎，在這些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問號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倒並不是他的死亡之謎，而是對他真實身份的認定。因為，來自不同層面和不同側面的所有懸念，最終都聚焦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焦點：他是誰?他為誰服務?他為誰而死?他的一生，像是無數懸念堆積成的一座迷宮，時至今日，那些謎團仍困惑著有志於尋求歷史真相的探索者。

　　凡李士群參與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連串不解之謎，在這些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問號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倒是對他真實身份的認定。因為，來自不同層面和不同側面的所有懸念，最終都聚焦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焦點：他是誰?他為誰服務?他為誰而死?他的一生，時至今日，那些謎團仍困惑著有志於尋求歷史真相的探索者。

　　被蘇軍情報總局秘密招募，從此效忠順序重新排列

　　二十世紀前半葉，上海曾是國際隱蔽戰線的一個顯眼的競技場。蘇、日、美、英等世界各國的情報高手，中共的特科紅隊，國民黨的中統、軍統等等國內外的特工精英們皆雲集於此。一時間，風雲際會好戲連台。無論誰，若要講述那一段群雄爭霸的諜戰往事，都繞不開一個人的名字，他就是李士群。

　　還是先從身世說起。李士群於1905年4月24日,生於浙江遂昌縣城。1924年前後來到上海，報考交通大學落榜後，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1926年春，轉入上海大學，這座由國共合作創辦的大學號稱革命搖籃，瞿秋白等著名的共產黨人皆在此任教，曾培養出一大批革命青年。經同學方木仁介紹，李士群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4月由上海地方黨組織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不久，又被選拔到蘇聯特種警察(特工)學校受訓。這座位於偏僻的西伯利亞小城的間諜學校，實際上，是專門為蘇軍總參謀部在遠東建立自己的情報網，而特設的亞洲情報學校。學員多是不同國籍的共產黨員。李士群在這裡結識了同樣由中共派出的蘇成德，以後數十年，兩人幾乎走上同樣的道路，由中共黨員到中統特工，再到汪偽76號特工總部。

　　赴蘇學習，是李士群一生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不知是無意中疏忽還是有意迴避，坊間流行的文本幾乎都忽略了李士群的這個人生轉折點。而要破譯李士群神秘面紗的關鍵密碼，也正在於此。據解密的前蘇聯檔案透露：1927年末至1928年初，在蘇聯學習的中國學生已有800人左右。「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特別是周恩來)的請求，蘇聯舉辦了專門軍事訓練班」，對「來到莫斯科的中國革命者進行軍事訓練，軍事訓練由總參謀部負責組織」。

　　請注意，負責中國班軍訓的蘇軍總參謀部，下屬有個情報總局，這個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與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和共產國際聯絡局是斯大林時代蘇聯三大特工機構之一。1925年上半年，情報總局局長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呈報人民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出了蘇軍總參謀部情報部門的工作目標：「基本任務是為蘇聯紅軍最高指揮機構、各級司令部……服務，提供有關外國，特別是我鄰國和可能的敵人的軍事實力現狀，以及這些國家針對蘇聯的計畫和企圖的情報。對這一目的所必須的資料，情報部首先依靠自己的諜報人員獲取。」二十年代末，蘇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為向國外派遣間諜，投入了大量專項資金。據解密資料透露，僅「1929-1930年，撥給該部的經費是75萬美元和51.5萬盧布」。為輸出革命的需要，蘇聯三大間諜機關，不斷從在蘇聯工作學習的外籍人士中招募間諜，經過特工培訓後派往原籍國，為蘇聯的利益服務。

　　凡李士群參與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連串不解之謎，在這些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問號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倒是對他真實身份的認定。因為，來自不同層面和不同側面的所有懸念，最終都聚焦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焦點：他是誰?他為誰服務?他為誰而死?他的一生，時至今日，那些謎團仍困惑著有志於尋求歷史真相的探索者。

　　李士群在參加由周恩來積極推動的上述軍訓中，不僅接受了秘密工作的常規訓練，而且被他的老師蘇軍參謀總部情報頭目謝苗·彼德羅維奇·烏裡茨基將軍「慧眼」所識，並進一步開發了他的特工潛力，被秘密招募為蘇軍情報總局的直屬情報員，並進入情報總局專設間諜高等專科學校深造，最終被打造成一名以蘇軍為第一效忠對象的紅色特工，派回中國，長期潛伏，從此開始了他的超級鼴鼠的間諜生涯。於是，遠東隱蔽戰線上，圍繞著李士群，出現了一個一個難解的謎。

　　筆者在採訪溫啟民前輩時，前輩從切身經歷中深切感受到紅色特工的威力。他說：「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可謂是蘇聯紅色特工的樂園。蘇聯三大特工系統的觸角覆蓋了整個神州大地，滲透到中國社會每一個他們認為需要滲透的角落。上至國家最高層(如宋慶齡就是共產國際的秘密黨員)，下至普羅大眾，到處都有蘇諜的蹤跡，真是無處不在。中國社會變動的歷次重大事件中，都有他們活躍的身影。十月革命後，最早派到中國的那些代表、顧問，幾乎都有特工背景，就是這些人創建了中共，同時又幫助國民黨改組。蘇聯始終在國共雙方同時下注。抗日戰爭時期，蘇聯公開援華，同時又秘密與日本簽訂密約，承認滿洲國，背叛中國，在中日雙方同時下注，他們是包贏不輸的賭徒。」雖然對於蘇諜無孔不入的滲透功能早已略有所聞，但因為有關蘇諜的檔案資料，那時並未全面解密，所以溫先生的講述令人出乎意料。溫前輩察覺到筆者的反應，他就以1931年6月聞名遐邇的「牛蘭案件」為例痛陳自己當年耳聞目睹蘇諜對華全面滲透的情況。最後，他說，切勿低估蘇諜不擇手段的工作效率，為了蘇聯的利益，蘇諜(包括效忠於蘇諜的機構華籍情報員)在中國無所不用其極，只有中國同胞想不到的，沒有蘇諜做不到或不敢做的。許多歷史事件的真相，都被他們歪曲或掩蓋了。

　　凡李士群參與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連串不解之謎，在這些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問號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倒是對他真實身份的認定。因為，來自不同層面和不同側面的所有懸念，最終都聚焦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焦點：他是誰?他為誰服務?他為誰而死?他的一生，時至今日，那些謎團仍困惑著有志於尋求歷史真相的探索者。

　　直到10多年後今天，前蘇的秘密檔案陸續解密，據《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國》 一書披露，原來1917年以後中國發生的許多事件都是蘇聯三大特工機構的傑作。當然，有的是偽作，從張作霖之死、李大釗之死到偽造「田中奏折」……無一不是蘇諜們的工作業績，至於溫前輩提到的「牛蘭事件」，更是印證了前輩的講述是有真憑實據的。牛蘭1930年3月任共產國際聯絡部的中國站負責人，專門負責共產國際與中國及亞洲各國共產黨之間的聯絡，共產國際通過牛蘭的合法公司向亞洲各國左翼政黨劃撥經費，據記載1930年8月到1931年5月共產國際平均每月向中共提供2.5萬美元活動經費。牛蘭夫婦持有多國護照，以化名登記八個信箱，擁有10處住處、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商店。被捕之後，蘇聯方面深知牛蘭夫婦掌握大量蘇聯以共產國際為平台，干涉、顛覆亞洲各國政府的證據，一旦牛蘭經不住酷刑審訊而洩密或叛變，必將嚴重損害蘇聯形象，因此，為營救牛蘭，蘇聯不惜利用他們所掌握的各種渠道，動員全世界的輿論，顛倒是非地攻擊中國政府侵犯人權、濫捕無辜。共產國際書記彼亞德尼茨基，親自指揮全球範圍的營救牛蘭的反華活動，1931年8月20日，保衛牛蘭夫婦委員會在歐洲成立。蘇聯前後花費10萬美元，救出了牛蘭夫婦兩條命。1932年被判處死刑後，隨即改為無期徒刑，1937年8月出獄，蘇聯不惜讓宋慶齡這樣等級的秘密黨員拋頭露面(最新解密的蔣介石日記中，正式記載了宋慶齡代表蘇方與蔣交涉，轉告了蘇方以蔣經國交換牛蘭的建議，被蔣介石斷然拒絕)。

　　溫前輩在講述牛蘭案時，曾無限感慨地說：「連人贓俱獲的案件都可以扭轉乾坤，試問，他們還有什麼做不出?李士群從中尉到部長的突然發跡的奇跡，同樣也是由這個萬能的蘇聯國家機器創造出來的，如果一定要用奇跡這個詞來概括李士群的發跡，那麼這奇跡的創造者不是李士群個人，而是他置身其中的那個蘇聯間諜網。蘇聯強大的國家機器，才是李士群奇跡的真正創造者。」這是前輩所給予的一個關鍵性的提示，沿著這個提示的邏輯取向，必然會梳理出一個清晰的思路：1928年李士群學成歸國，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實質上他已脫胎換骨地變成蘇軍情報總局的外籍情報員，而根據蘇軍情報總局的規定，該局情報員必須是蘇共黨員。所以，這時的李士群，他的效忠對象是蘇共、蘇軍情報總局，而不是中共。

　　凡李士群參與的所有重要事件，都留下了一連串不解之謎，在這些只有謎面沒有謎底的問號裡面，一個最大的問號，倒是對他真實身份的認定。因為，來自不同層面和不同側面的所有懸念，最終都聚焦到一個顯而易見的焦點：他是誰?他為誰服務?他為誰而死?他的一生，時至今日，那些謎團仍困惑著有志於尋求歷史真相的探索者。

　　中共中央特科是他特工生涯的見習基地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直屬中央的特工機構：特別行動科(俗稱特科)，1927年11月特科正式成立。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有周恩來領導的「政治局特務工作處」，韓素音在《周恩來與他的世紀》中說，建立特科，反映出周性格的另一面，周恩來親自為特科規定了三大任務一不許。三大任務是：搞情報、懲處叛徒、執行各種特殊任務;一不許是不許在黨內互相偵查。據《蘇聯情報機構在中國》 一書透露，中共「中央特科的任務是：與社會各階層中共產黨的同情者建立聯繫，同奸細和叛徒做鬥爭，監視秘密接頭地點。建立全國各級黨組織之間的聯繫。1928年，在莫斯科郊外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贊同建立特科，周恩來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起了積極作用。」中共六大通過決議，依照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模式，建立由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員組成的「反間諜委員會」，上述中共的情報機構都「盡可能同蘇聯情報機關進行合作」。

　　特科的主要聲譽還是來自約有40多名成員的紅隊。這支紅色復仇隊，裝備精良，有手槍、催淚瓦斯、手榴彈、衝鋒鎗、機關鎗、轎車、摩托車和許多帶有假牌照的單車。紅隊的建立，是對白色恐怖的回應。因為1927年國共分裂以後，許多中共黨員和親共人士被逮捕、殺害。中共黨員從1927年11月5萬人縮減為1萬人，許多黨組織遭受毀滅性的破壞，其中絕大部分被捕人員向當局自首投降(據1933年秋至1934秋的資料顯示，中共被捕者4505人中，約有4213人變節，占94%，甚至包括不少領導幹部在內，如臨時中央局三位常委之一的盧福坦、中央政治局委員紅隊領導人顧順章、江蘇省委書記王雲程等)。為了遏制叛變逆流的蔓延，紅隊決定對一批造成極大危害的叛徒、奸細、密探判處死刑，白鑫、范爭波、何家興、何芝華等許多叛徒先後成為紅隊的鋤奸對象，由於紅色恐怖行動的示範效應，紅隊曾使那些做了虧心事的人談虎色變。

　　李士群初入特科，便安排在第一科，該科實質上是特科總部，堪稱要害中的要害，是對其他各科實施總領導的指揮機關。耳濡目染周恩來、李克農、顧順章這些身經百戰的前輩們的諜戰藝術和鋤奸效力，這是李士群步入職業特工生涯後最佳的實習基地。特科紅隊的操作模式、工作流程、人事結構、實戰經驗直到鋤奸暗殺的各種手法手段，使初來乍到的「實習生」李士群飽開眼福，日後，李士群之所以能得心應手地掌控汪偽政權龐大的特工機器，穩坐76號第一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當年在中共特科的經歷。可以這樣說，李士群是在中共特科度過他作為職業間諜的實習階段的。特科的那一套頗具中國特色的特工文化結合蘇軍情報專業學校所灌輸的工具理性的職業規範，在紅色信仰的價值判斷基礎上，把這個野心勃勃的浙江青年打造成日後汪偽特工的第一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