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1年第09期，作者：楊飛 李美玥，原題：《汪精衛也曾因抗日被逼辭職》

　　汪精衛是頭號大漢奸,這是不容置疑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翻開歷史這部大書,去認真地閱讀它的每一頁,每一行。

　　作為抗戰時期的天字第一號漢奸,汪精衛一直以對日本人奴顏婢膝的形象存在於國人的記憶中。然鮮為人知的是,為人們所不齒的大漢奸汪精衛,也有過一段因抗日被逼辭職的往事。

　　「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陳友仁建議政府採取對日絕交方針,但卻在南京中政會上遭到激烈抨擊,無奈與行政院長孫科兩人集體辭職。在此情形下,1932年1月28日,已下野但仍握軍政大權的蔣介石主持召開會議,在幾乎沒有異議的情況下通過決議:「一、行政院院長孫科辭職照準,選任汪兆銘為行政院長;二、立法院長張繼辭職照準,選任孫科為立法院長。」

　　不料,就在汪精衛履新的第一天,駐上海日軍海軍陸戰隊在鮫島大佐指揮下,以20餘輛裝甲車為先導,分3路向閘北進攻,稍後更是在數十架飛機狂轟濫炸支援下佔領通天庵車站,並向北站、江灣、吳淞等地進攻。此時的日軍兵鋒直指南京,「政府倘不遷移隨時受威脅,將來必作城下之盟」。有鑒於此,兩日後,國民政府遷往洛陽。也就是在行都洛陽,新任行政院長汪精衛發表了其著名的國是主張,謂:「……所以同時並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翼不失領土,不喪主權。……」

　　然「一面抵抗」馬上被證實為空談,因為掌握兵權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正在江西忙著第四次「剿共」,他雖然在「一二八」事變後即通電「……我全體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等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並緊急調派精銳的第五軍增援淞滬,還制訂了《全國防禦計畫》,將全國劃為五個防衛區,但卻雷聲大,雨點小。

　　汪精衛眼看依靠標榜「願不計名位、竭誠相助」自己的蔣介石保上海無望,便寄希望於軍委裡統兵百萬的張學良副委員長。他隨即以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身份派陳公博和李濟深北上搬請救兵,希望張學良出兵南北夾擊日軍。不料,面對汪精衛派來的使者,張學良卻答稱他遵循既定「鞏固後方,推進前方,保衛地方,擁護中央」的方針,若要出兵,開價月給餉費500萬。在此情形下,親汪精衛的上海守軍蔡廷鍇部在與近20萬日軍相持33天,付出了重大傷亡後,由於寡不敵眾,最終被迫撤退。

　　至於汪精衛滿懷希望的「一面交涉」,結果卻是5月初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與日本代表重光葵在英、美、法、意各國調停之下簽署《淞滬停戰協定》,上海至蘇州昆山地區中國無駐兵權,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地區;日本可在上述地區駐紮「若干」軍隊。汪精衛新官上任,就被日本扇了一耳光,使其在國人面前徹底食言。

　　還在兩國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前,日人4月29日於虹口公園舉行閱兵,慶祝日本天皇長壽的天長節及日軍勝利,韓國反日誌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賓席投擲炸彈,結果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被炸死,植田謙吉中將師團長被炸瞎一目,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斷一腿。當時聞此消息,汪精衛自覺羞愧。待協議簽訂後,他隨即於6月中旬攜顧維鈞、羅文乾等一千外交大將先上廬山與蔣介石商榷對策,又飛抵北平會晤國際聯盟調查團團長李頓。

　　汪計畫同時督促在北平的張學良做足戰備,以便對外交方面施加些許壓力。不料空等四天連個面也沒見著,稱病不見的張少帥正與宋子文夜遊北海消夏。於是只得憤憤然南返。行至山東,韓復矩由於受制於張學良,自然不敢越過蔣、張,應允出兵請求。此刻,熱河前線告急,汪精衛情急之下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逼迫張學良進兵熱河,不想張競於數天後召開北平政務會議,發表暗示汪無權指揮軍事的宣言。

　　當時張學良的職務是負責保衛熱河、察哈爾、河北等地。日本軍閥成立偽滿洲國後,也將熱河劃入偽滿洲國領域,熱河防守遂成反抗侵略的焦點。而且熱河也關係著30萬東北義勇軍的軍援運輸生命線,一旦有失,東北義勇軍勢難持久。

　　彼時的《獨立評論》曾刊登熟悉熱河和華北戰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撰寫的《假如我是張學良》一文,明確指出:「一旦熱河有了軍事行動,北京天津是萬萬守不了的。……我們真正的防禦、長期的戰爭,不在平津,而在熱河。……只要守得住熱河,放棄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當局有必死的決心,充分的計畫,熱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汪精衛早在「一二八」淞滬抗戰時就已經決定進兵熱河,計畫將山西的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各部,開往熱河張學良的地盤,然而卻遭到了張學良強烈反對。此刻眼見形勢危急,他遂親赴北平,告訴張學良:「日本調兵到東北,我們也應當調兵去抵抗。固然軍隊的系統可以變動,而調兵熱河的計畫不能變更。」

　　但其時據守熱河的軍閥湯玉麟是張學良的父輩,他擁兵自重,根本不允許張學良部進入熱河,甚至有降日傾向。據記載,「湯玉麟早就派代表參加滿洲國的建國議會,其部下的兩個旅長也早已向日本表示投誠」。蔣介石也曾建議張學良迅速解決湯,但計畫洩露,為避免大戰之前先內訌,爭取湯積極抵抗,張學良只能暫時將所部佈置在熱河外圍以穩住湯,並派去張作相督戰。

　　一個多月以後,丁文江眼看熱河佈防失當,又撰寫一文道:「熱河部隊只有四步軍旅、六騎兵旅,合計不過二萬支槍。朝陽、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槍。日本如在錦州、義縣進兵,該地防軍就沒有抵抗的能力!……我們現在將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兩省,而將熱河交給湯玉麟去防守,這是什麼戰略?我不懂!」

　　同樣對此不懂的汪精衛對於軍隊系統內部的過節不甚明瞭,且與張本有中原大戰的宿怨。另外當時東北根據地已失,華北局勢未穩,大軍開拔需要糧餉,汪卻無錢可撥。就這樣,調兵入熱河的問題本可以協商解決,但卻在汪的一再催逼下演成了一場意氣之爭。最後,張學良向當時國民議會列出了一筆巨額軍餉,要求撥款守土,使得汪精衛一籌莫展。

　　汪精衛走投無路,灰著臉請蔣介石回南京主持局面,蔣卻以忙於「剿共」為名拒絕,又不允汪上廬山,終於惹怒了憋著一肚子火的汪精衛。於是,1932年8月5日,身為行政院長的汪精衛便突然夜走上海,次日又分別緻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國民黨中央及行政院各部、會長官和蔣介石,聲稱他自1月28日「忝長行政以來,原期竭盡心力以救國難,乃荏苒數月,事與願違,再四思維,惟有呈請辭職,以讓賢能」;告訴蔣介石他已向國民黨中央「辭職」,「擬俟允後即回京在中央黨部服務」,要蔣「大駕回京」,主持政務。

　　汪電一發,立即引來國人對汪的同情和對張的譴責。8月7日,張學良在北平發表談話,聲淚俱下,表示要辭職,同時致電汪精衛:「東北淪陷,本人應負責任,理應辭職以謝國人,此後政務交北平政務委員會,軍事交北平軍事整理委員會分別辦理。惟當此國難期間,汪院長擔負全國行政重任,不宜以個人細故突然求去,請即打消辭意,繼續負責。」

　　8月8日,汪精衛再度請辭,並指責張學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繳稅收,又不許中央過問兵額,卻屢屢來電催餉。張學良在接到汪電之後,即還汪一電,對其加以辯護和反駁。張學良說華北稅收「支抵辦法系民國十九年由政府及財政部規定,有案可憑」,聲稱「余自受命任職以來,對於一切軍政事務處處請命中央」,試問「究竟有何事,中央欲加過問,而余不予同意乎」?

　　而自「痛恨禦侮策劃難以貫徹而辭職」電文發表後,汪精衛便稱病不見客。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和內政部長黃紹雄都避嫌不肯代理院務,而司法行政部長兼外交部長羅文干隨後亦通電辭職與汪精衛同去,中央政局已陷入無政府的危險狀態。

　　目睹及此,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在接到汪「辭職」電的次日即急電汪,「值此國難日急,斷不能任高賢遠引。矧國家大政,端賴主持……盼打消辭意,即日回京」,並決定派居正、何應欽為代表赴滬挽汪。蔣介石也急忙「懇切挽勸」,一方面8月7日電汪,稱「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國難而來,現在無論有何思想困難,必須共負仔肩,勉渡難關……務望即日返京,主持院務」;一方面於8月8日電國民黨中央挽汪代表何應欽及蔣汪合作的橋樑朱培德,「速行赴滬懇切挽留」,聲稱「如汪決定不干,弟亦辭職不幹」。

　　不料其後東北軍將領和宋哲元等北方將領五十七人公開發表宣言,誓與張少帥共進退,更是將汪精衛逼人絕境。在此情況下,8月22日中常會遂決定:由於汪(指汪精衛)身兼中常會和中政會兩會之常委,而兩會「又系政治策動中心,端賴汪氏主持策劃,職務既極繁重,對行政院之日常政務勢難一一兼顧,但行政院又為一切政策之執行機關,院長一職未便常此虛懸」,故以副院長宋子文代理,「院長正式人選問題,留待三中全會討論」。

　　這一場汪張衝突的最後結果,竟是汪去張留:汪精衛稱病人院,旋即出國;張學良辭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後,又代理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仍主持華北軍政。同樣,湯玉麟亦主持熱河,依然故我。

　　此事對汪精衛影響甚大。待其再度回任之後,便認為中國軍人不足恃,戰則必敗。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敗和主政挫折之後,曾經主張積極抗戰的汪精衛,終於完全改變了立場,日益轉向消極妥協,最後竟在日本「梅計畫」勸降之下走上了叛國投敵的不歸路,堪為歷史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