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帥張學良曾談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秘密是四個字
張學良曾談西安事變：秘密就是四個字
張學良是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要事件的當事人和參與者，對20世紀的中國歷史有著重要的影響。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張學良被囚禁達五十餘年，直到1990年才逐漸恢復人身自由，1995年後定居美國，2001年10月14日逝世。張學良恢復人身自由後受到各方關注，多國媒體和學者對他進行了訪談。1991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中心與張學良商定開展口述歷史的工作，從1991年12月至1993年8月，由張之丙、張之宇擔綱對張學良進行了60次訪談，共採得錄音帶145盤，錄音資料約7000多分鐘。這些資料現存於哥倫比亞大學「毅荻書齋」。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遼寧大學、瀋陽大帥府博物館、溫州大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西北大學等單位的十餘位民國史和張學良研究專家、學者組成「『毅荻書齋』存藏『張學良口述歷史』整理與編輯委員會」，對這批錄音材料進行編輯整理，成諸本書，是目前對張學良口述歷史傾力最多，做得最好的一部口述歷史史料。
「毅荻書齋」存藏「張學良口述歷史」內容廣泛、豐富而詳盡，不僅涵蓋了張學良的一生，還涉及許多政治人物和歷史當事人，以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歷史、藝術、宗教、哲學諸方面，訪談時張學良所處環境較以前寬鬆，是歷次口述中最為坦誠的，涉及的話題深度超越以往，對許多事件、人物、問題進行了評論，表達了晚年張學良對自己一生和國家、民族歷史的總結性認識。此外，它公開了張學良口述歷史中很多沒有公開出版的部分，填補了一些歷史事件的空白、斷點，糾正了一些訛傳，澄清了一些混沌模糊的歷史真相;張學良的一些「即興點評」，使有些複雜的歷史敘述變得簡單明白，有些茫昧的人物變得清晰; 張學良對其親歷的歷史事件和接觸過的眾多歷史人物都有比較冷靜、客觀的認識評價，對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是非功過也都有坦誠的敘述。
《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
西安事變的秘密是四個字
張學良：沒有意思，犧牲很多的。那，唉!什麼意思?沒有意思，我想起這內戰，跟你們說起來，那難過呀，可是你難也得要打仗啊!我說，就是我父親讓我打，我沒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這點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變。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都不幹，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現在西安事變，你道是什麼?共產黨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產黨，我跟蔣先生說了，所以現在可以說，秘密就是四個字，翻過來調過去。蔣先生說是「安內攘外」，我是「攘外安內」，就是倒過來。所以我在蔣先生去世以後，我寫有(一副挽)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那蔣先生待我實在是好。我跟你說，人家外頭那誰罵我，蔣先生，是實在對我好。換句話，蔣先生看得起我，「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讎仇」。
趙一荻：沒有意義，自己殺自己。
張學良：我這人，剛才你說的話，現在咱們隨便扯著玩了，我這人吶，比如說西安事變，等於我叛變，那等於我叛變，那就是叛變吶。我上南京，把蔣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軍法會審，可以把我槍斃，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槍斃。槍斃就槍斃，我是軍人，我負責任。我幹的事兒我負責任。我這人是從來這樣子，我幹什麼我負責任，我決不退卻，我也決不推說這是他幹的，我從來沒有這樣，那是我的事兒。
訪問者：您也就是一個目標，不要打內戰。
張學良：我不要打內戰。
趙一荻：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張學良：我恨透了內戰，所以我父親，當然我們是父子的關係了，我父親出關，我就因為到河南去，到一個什麼地方，隴海路的一個站，我們到那地方，前頭有紅槍會，說不能走了，停在那兒，叫什麼地方名字?哎呀，我難過死了，現在想起來我的眼淚都要掉。火車停在那兒，那個人，那老太太，也不大歲數，五十不過。我們弄那麵包啊，我們都吃饅頭，她就把那饅頭連土抓著往嘴裡吃，餓的，就在地上。我說你怎麼這樣啊?我想著我就很……她說，我家裡的壯丁都叫人拉走了，當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歲數大了。你看!
趙一荻：吃樹皮。張學良：把樹皮都吃沒有了，我現在吃什麼?所以我回來跟我父親掉眼淚，我說誰造的?我回到火車上，我自個兒我就想這誰造的罪孽呀!什麼人造的罪?不是我們嗎?什麼意思，打，打幾天又和了，然後又打，這幹什麼?自己當兵的可以，拿你的這種錢去當兵。那老百姓，為什麼?我就回來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後來就聽我的，我說何必呢?算了，打什麼?有什麼意思?搶什麼?幾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幾天又翻臉了。我跟我父親說，我父親這人很好，他心裡也難過。我說這何必呢?這是什麼玩意兒?這是什麼意思?所求的是什麼?最終的目的是什麼?日本人對這事情他不，日本是願意中國內戰。
趙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窮。
張學良：所以我對內戰恨透了。
《張學良口述歷史(訪談實錄)》
西安事變的秘密是四個字
張學良：沒有意思，犧牲很多的。那，唉!什麼意思?沒有意思，我想起這內戰，跟你們說起來，那難過呀，可是你難也得要打仗啊!我說，就是我父親讓我打，我沒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這點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變。內戰，我不幹了，說什麼我都不幹，我寧可叛變，我那時候也等於叛變。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產黨打，我不幹，我不打了。現在西安事變，你道是什麼?共產黨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產黨，我跟蔣先生說了，所以現在可以說，秘密就是四個字，翻過來調過去。蔣先生說是「安內攘外」，我是「攘外安內」，就是倒過來。所以我在蔣先生去世以後，我寫有(一副挽)聯：「關懷之殷情同骨肉」，那蔣先生待我實在是好。我跟你說，人家外頭那誰罵我，蔣先生，是實在對我好。換句話，蔣先生看得起我，「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讎仇」。
趙一荻：沒有意義，自己殺自己。
張學良：我這人，剛才你說的話，現在咱們隨便扯著玩了，我這人吶，比如說西安事變，等於我叛變，那等於我叛變，那就是叛變吶。我上南京，把蔣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軍法會審，可以把我槍斃，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槍斃。槍斃就槍斃，我是軍人，我負責任。我幹的事兒我負責任。我這人是從來這樣子，我幹什麼我負責任，我決不退卻，我也決不推說這是他幹的，我從來沒有這樣，那是我的事兒。
訪問者：您也就是一個目標，不要打內戰。
張學良：我不要打內戰。
趙一荻：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張學良：我恨透了內戰，所以我父親，當然我們是父子的關係了，我父親出關，我就因為到河南去，到一個什麼地方，隴海路的一個站，我們到那地方，前頭有紅槍會，說不能走了，停在那兒，叫什麼地方名字?哎呀，我難過死了，現在想起來我的眼淚都要掉。火車停在那兒，那個人，那老太太，也不大歲數，五十不過。我們弄那麵包啊，我們都吃饅頭，她就把那饅頭連土抓著往嘴裡吃，餓的，就在地上。我說你怎麼這樣啊?我想著我就很……她說，我家裡的壯丁都叫人拉走了，當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歲數大了。你看!
趙一荻：吃樹皮。張學良：把樹皮都吃沒有了，我現在吃什麼?所以我回來跟我父親掉眼淚，我說誰造的?我回到火車上，我自個兒我就想這誰造的罪孽呀!什麼人造的罪?不是我們嗎?什麼意思，打，打幾天又和了，然後又打，這幹什麼?自己當兵的可以，拿你的這種錢去當兵。那老百姓，為什麼?我就回來告訴我父親，我父親後來就聽我的，我說何必呢?算了，打什麼?有什麼意思?搶什麼?幾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幾天又翻臉了。我跟我父親說，我父親這人很好，他心裡也難過。我說這何必呢?這是什麼玩意兒?這是什麼意思?所求的是什麼?最終的目的是什麼?日本人對這事情他不，日本是願意中國內戰。
趙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窮。
張學良：所以我對內戰恨透了。
訪問者：您剛才說，對西安事變，您都認為您負責，這事情是您負責。假如說您沒做那個，打到最後成什麼程度?就說彼此打仗會打成什麼樣?
張學良：西安事變，是因為剿共啊。
訪問者：假如不剿共，還打呀?繼續再打。
張學良：那不知道了。
趙一荻：那誰敢說呀，那是假設的問題了。
張學良：我不幹，還是剿共啊!
趙一荻：一直打，後來抗戰完了不是還在打!
汪精衛無恥，蔣先生耍滑頭
張學良趙一荻
訪問者：我有個問題。當時對您批評最厲害的是汪精衛，怪罪您不抵抗。您說當時是不是有人鼓動百姓說張將軍不抵抗，再有汪精衛在政治上製造這麼一個局勢，是不是也有陰謀在裡頭?
張學良：我沒有證據，不能隨便說。不過我是擁護南京，我是幫蔣先生的，可以說是擁護蔣先生的。那時候反對蔣先生——政治上反對派，咱不用說是誰啦，反對蔣先生當然要打擊我。甚至馬君武開玩笑的詩都是由此而來的。打擊我，主題還是打擊他了。當然我是他幫手，明白?這是我的猜度了。我也不敢說。
訪問者：汪精衛也可能別有用心?
張學良：汪精衛這個人，本來當年我對汪精衛很好的。不管救他命不救他的命，那都是小事兒。後來我認為這個人無恥，不要臉。一個人無恥，他什麼事都能做。像汪精衛這個人，我認為他不可能做的事他做了。像他的地位，他不能做。
訪問者：您認為他是不是要找到日本的支持來幫助他打擊別的人?
張學良：他是想叫我幫他，他這樣子我當然不幫，不但不幫他而且打擊他。
訪問者：在這個情況之下汪精衛對您的評語，然後回去後他要求您辭職、出國，他希望鼓動起民眾對您反面的印象，能夠打擊另外一個人。
張學良：這裡面周折太多了。簡單說是這樣。汪精衛最火兒火的是這樣。他到東北來，跟我講：「現在山海關的問題了，你要抵抗一下。」我說：「政府是不是有準備?」他說：「你要不打，現在的政治，就是政府玩不下去了。」我說：「您是不是要我犧牲我的部下來維持你們的政治生命?」他點點頭有這個意思。我說：「要是政府真有準備我就打，你既然這樣你就下命令吧。」他當時帶了一封蔣先生的信。蔣先生是政府軍事首領，蔣先生下命令，叫我怎麼打我就怎麼打。那就不是我的事情了。給我命令呀，那我就得打呀。他來和我商量，就是咱倆可以談。你說不打不能維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絕不肯犧牲我部下的生命來維持你的政治生命，我做不到。我這下子把汪精衛得罪了。他說，「我來一趟和你說這事」，我說絕不肯犧牲我部下的生命來維持我的政治生命，我這個人從不做這個，而且還是為人家的政治生命，我更不做呀。汪先生說我既然來了這一趟你給我這麼個大釘子，他回去辭職就為這事了。
訪問者：當時有沒有跟您吵?
張學良：不是吵，我不理他了，把他氣死了。宋子文來了，我們晚上出去玩去，我不理他。他走我連送都沒送。
訪問者：那宋子文先生怎麼說?
張學良：宋子文是陪他來的。他(指汪精衛)氣死了。他說：「我一個行政院長這麼大地位來跟你談。」我說：「不能因為你行政院長來了我就把我部下犧牲多少維持你的政治生命。咱們有良心的人不做這個。你既然是政府的人，要打就下命令，何必跟我商量?你跟我商量當然就是有餘地。你跟我商量，讓我自動來主持這事，政府不負責任，我不走這路。」
訪問者：他跟您說這話時，別的人有沒有支持您的或者支持他的?
張學良：只有我們兩個人談話，沒有別的人。
訪問者：他帶了蔣先生的信去的話，那是蔣先生和他商量過了?
張學良：你拿蔣先生信裡。蔣先生信裡說是你來和我商量，談事。蔣先生是政府的軍事首領，他下命令當然我就聽。你來跟我談，是咱倆談，蔣先生讓咱倆談話，要是蔣先生信裡說「你要這麼辦」，那又不同。要我談就是要我聽你的命令嗎?既然要咱倆談我就可以有意見。既然你不同意我的意見，我不同意你的意見，這是咱倆的意見。如果你來了，你的話我就應該聽，那就不必跟我談，何不政府下命令呢?
訪問者：他(指汪精衛)什麼理由去跟蔣先生要這封信，想必是他說我去跟他(指張學良)談有把握。
張學良：蔣先生，我判斷，也在那兒耍滑頭。這封信裡，蔣先生就有意思是你自己斟酌這個事吧。不是我命令讓你做的。他(指汪精衛)跟我說你服從政府命令，我說蔣先生他不是給我下的命令，他信裡說得清清楚楚是您來跟我談。你是政府行政院長，我跟他叫開了。我說：「你要一定這樣，那你回去下命令。你為什麼不下命令?」我把他問短了，我說：「你讓我打一下，你認為我能打贏打不贏?要打不贏幹什麼?」他說維持政治生命，你再不打政治就「完了」。我說犧牲我部下的生命來維持你政治生命啊?他意思是，你打一下，如果失敗了，失敗是你的事了，政府是打了，好有個交代。
張學良與楊虎城
訪問者：那汪精衛也一定先得到了默契才去的吧?
張學良：蔣先生也耍滑頭。我認為蔣先生是認為他跟我談不攏的，否則蔣先生要不耍滑頭他何必這麼說呢?他可以硬一點說啊。蔣先生就是說我不負責任，至於你們倆談出什麼問題那是你們的事了。比如說打，那麼政府拿東西來，拿錢來，那我們政府沒下過這個命令。我問汪先生你們政府有準備沒有，如果沒有，那麼打一定失敗。為什麼失敗還要打，為了政治生命，你不打政府、老百姓那兒沒交代。那我就犧牲我的軍隊一部分的生命來維持你的政治生命?那我不做。汪先生說我不給他面子，我說這不是面子問題，拿人家生命來維持面子，這個事情太大，我不幹。他們說你部下拿你當聖人一樣看，我對部下像我自己的手足一樣。
訪問者：您比如這個汪精衛，您那時有沒有覺得他這個人將來(會怎麼樣)。
張學良：我當時就看出這個人沒人格。我從前非常佩服他，後來他做了沒人格的事。這個人，胡漢民說他的一句話很有意思，那時他還沒失敗。我出國回來，到香港去見胡先生。胡漢民這個(人)非常好，很會說笑話，他說個小故事罵了兩個人，一個是汪先生，一個是蔣先生。他說：「汪精衛當年在總理孫中山孫先生面前專辦外交，辦外交的人是不說真話的。汪精衛就是習慣了，跟誰也不說真話了。」他說：「我在總理面前是亂說話的，什麼話都說，養成一個壞習慣，總理能饒恕我。現在我說出毛病來了。」這個話很有意思。
訪問者：他有沒有給您幾句忠言，勸您別回來?
張學良：胡漢民這位老先生可以說是相當正直的。在政治上說話是不應該的，他等於是我長官一樣。他只能說這種偏鋒的話，你得看什麼地位。
